他的身影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作品却依旧散布在上海的四面八方，成为我们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外滩代表了上海的半张脸庞，那么她的另一半——“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就出自其设计，相当长的时间内代表了上海这座城市的高度。他大概是近代上海设计作品最丰富、风格最多元的建筑师，从“古典”的慕尔堂到摩登的绿房子，从大光明到“远东第一”的摩天楼，从宏恩医院到苏州河畔的现代工厂，从小住宅，公寓、学校、教堂、影剧院、医院到工厂，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建筑类型。他的作品已经融入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成为人们日常记忆和想象的一部分，构成了蓝天下这座城市美丽天际线的一部分。他，就是Ladislaus Edward Hudec……
方毓强著的《向邬达克致敬》，首度披露部分珍稀史料和鲜为人知的细节，完整呈现邬达克的上海岁月……

一位欧洲建筑师的上海史（代序）
从小感知邬达克设计的建筑
一战军官：英勇、被俘、逃亡
上海·福地（1918～1921）
成家·立业（1922～1924）
自立门户·蒸蒸日上（1925～1931）
创新·辉煌（1932～1937）
惨淡经营·黯然离场（1938～1947）
永远的邬达克
邬达克救助过上海犹太难民
贝聿铭心目中的邬达克
邬达克的主要合作伙伴
发现了邬达克论建筑设计的文章
到匈牙利寻找邬达克的足迹
史无前例的“邬达克年”
意外收购了邬达克的28本藏书
独家采访邬达克女儿艾丽莎
邬达克年谱
邬达克建筑设计作品一览表
参考文献
跋

2018年，对于邬达克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
年份：
1月8日，是邬达克诞辰125周年的纪念日；
10月26日，是邬达克抵达上海整整100周年。他
作为奥匈帝国的中尉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
的第一线作战，被哥萨克骑兵俘虏；随后被送往西
伯利亚的战俘营，因为腿部骨折，被送上返回欧洲
的残疾军人列车，途中突遇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搜
捕，他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死里逃生，先逃到
了中国的哈尔滨，最后成功地逃到了上海。恰巧就
是10月26日，也是邬达克去世60周年的忌日。
所以，选择在这样的时刻出版《向邬达克致敬
》一书，是有意义的。
1918年10月26日，25岁的邬达克几经周折，阴
差阳错来到上海这片东方热土。他从一个持有俄罗
斯假护照（假国籍）的一战战败国中尉，在上海实
现了华丽转身：从站稳脚跟到崭露头角，再到生意
兴隆，乃至如日中天，邬达克一跃而成为上海最著
名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他在上海遇到了终身伴侣，
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又独立门户开创了自己的打样
行（事务所），以设计为主，兼当老板，拥有两三
处房产。邬达克刚到上海时，只想着赚点钱，早点
回家。结果，他在上海的成就比他原来的梦想要大
无数倍了。
海纳百川的上海，容纳了这位来自欧洲一战的
逃亡者，赐予他一方能够施展才华的天地；他也为
上海留下了骄人的成果：设计了50多处、100幢单体
建筑，其中包括远东最豪华的电影院“大光明大戏
院”、远东最高的大厦“国际饭店”、远东第一豪
宅“绿房子”（吴同文私宅）。上海因此也获得“
有容乃大”的回报。
严格来说，他的主要业绩，实际上是在1918年
至1938年的20年间实现的。当他完成上述三个“远
东之最”的时候，他才45岁。对一位建筑设计师来
说，这是刚刚成熟、还可以继续攀登事业高峰的年
龄，属于“黄金时期”。事实上，邬达克已接到好
几个大订单了，我看到了他所设计的方案，体量比
国际饭店都要大好几倍，风格也更“摩登”，如：
肇泰水火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方案（Chao-
Tai Fire and Matine Insurance Co.1936）、中
国招商局新办公大楼方案（China
Merchants'Co.Building，1938）、上海地产建设
公司新办公大楼方案（New Office Building for
Realty Building Cotporation Shanghai）。
但是，邬达克的命运却像上海的命运一样，戛
然而止了。
1937年“八一三”日军侵占上海华界后，上海
的经济遭到重创。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占了上海租
界“孤岛”后，上海的经济全面崩溃，上海的“黄
金时期”被终结。而在之前的1932年“一·二八”
，上海（华界）也已遭到日军进攻，经济开始出现
下滑趋势。
上海的崛起，与江南地区人杰地灵有关，与
1843年11月17日的开埠有关，甚至于还与历次战争
从外地逃到租界谋生的无数难民有关（仅1924.年12
月第二次江浙军阀战争，江浙就有近50万难民逃入
上海租界；1932年“一·二八”、1937年“八一三
”有更多的难民涌入了租界）。。上海开埠，是外
国列强从腐败的清廷获取的“附加值”，对中国而
言本是负面的事情。然而，后来它竟然蜕变为很多
正能量的窗口，比如上海成了中国近代城市的开端
，与近代城市相关的一切新鲜事物，首先在这个“
码头”上岸，中国近代有太多“第一”首先在上海
出现。这种现象十分吊诡，其中甚至于还包括以下
一件大事：
1889年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121～123期上
，发表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与中国秘书蔡尔康合译文章，破天荒
地写道：世界有位“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
也”，“恩格斯有言，贫民联合以制富人”，“德
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日马克思，一日恩格
斯”。这是中国最早披露马克思、恩格斯的，而他
俩名字的汉译写法，则一直沿用至今。就是这个广
学会，后来延请邬达克设计建造了广学会大楼。
上海是一座极其复杂、绝无仅有的城市，要看
清它并不容易。这里八方杂处、黄（色）黑（道）
猖獗、贫富差异巨大，充斥着外来的冒险家、投机
家；但它也有广阔的自由港机制，如：1919年，被
日本并吞了祖国的朝鲜独立人士，在上海租界（而
非其他地方）建立临时政府，进行抗日运动；1921
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租界（而非其他地方）召开
。；1920年代开始，有2万多白俄在上海（而非其他
城市）栖身；1930年代开始，更有2万多遭多国拒绝
、走投无路的欧洲犹太难民，得以逃亡到上海（而
非其他城市）……诸如此类，都体现出上海具有中
国乃至于世界其他城市所没有的魅力。
让我们理性地认识上海，发现上海，这个城市
还蕴藏着一些丰富的历史资源，有待发掘。单说一
个与邬达克有关的人物：C.H.Gonda（鸿达），鸿达
打样行（洋行）创始人，也是匈牙利人，比邬达克
晚几年（1923）来到上海，设计建造了新新百货公
司（1926，今第一食品商店）、东亚银行大厦
（1927）、光陆大楼（1927）、国泰电影院（1932
）、交通银行大厦（1948，外滩14号，今总工会）
。他至少干到1948年，信奉装饰艺术（An Deco）。
但上海对他知之甚少，我至今找不到他与邬达克之
间是否有关系的任何线索……
我们评论邬达克的时候，有一句话：“一个正
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来到正确的地方，做了正
确的事情。”让我们来看看“正确的时间”和“正
确的地方”吧，仅举两方面的例子予以说明。
其一，上海“人气足”。
关于上海（租界、华界）人口的统计，在1927
年以前较少，以下是有统计的数据。。
1910年上海人口128.9万。
1914年上海（华界）人口117.3653万。
1927年上海人口约264.1万。
1928年上海（租界、华界）全部人口271.7423
万（其中：华人266.9663万、外侨4.776万），列全
国城市人口第一、世界第六。其中：华界华人
149.4587万、外侨9383人，公共租界华人82.7万、
外侨2.8万，法租界华人34.8076万、外侨1.0377万
。
1930年全市人口314.4805万（其中华人
308.5617万、外侨5.9188万）。
1935年（10月）上海（租界、华界）全部人口
370.1982万人，其中外侨6.9429万。公共租界人口
115.9775万人（其中外侨3.8915万）。
1936年，上海（租界、华界）全部人口
381.4315万，其中外侨3.3040万。
1937年10月中旬，因“八一三”日军侵占华界
，公共租界、法租界人LI增至近500万（一时间带来
了两租界房地产业的畸形活跃）。
总之，从1919年至1937年，上海的人口越来越
多。
其二，上海“财气旺”。
上海开埠后，由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再加上
租界处于不受战争破坏的特殊地位，凭借优越的地
理条件，上海获得了经济繁荣和金融发展。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上海民族工商业、金融业都得到大发
展。1920年至1921年间，上海成立了证券交易所。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由于蒋介石与上海金
融界素有联系，以后公债的吸纳与推销有成为维系
两者之间的纽带。中华银行等各大银行总部都设在
上海。上海黄金市场成交量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大
于法国、日本和印度。外汇市场成交量也居于亚洲
各国前列。至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前夕，
上海共有86家华商银行、27家外国银行、48家钱庄
、6家信托公司。上海已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
心。。当然，上海也是中国的工商业中心。
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前，上海的经
济处于“黄金时期”。所以，邬达克在1918年10月
来到上海，来对了时间和地方。只是邬达克的“黄
金时期”与上海的“黄金时期”都被日本人终结了
。可以说，邬达克与上海是共命运的。
罗苏文在《上海：一座近代都市的小传》的结
尾写道：1880年后期，德国学者斐迪南·滕尼斯
（Ferdinand Tonnies）认为，城市从根本上来说
是人的共同生活的最高的，即最复杂的形态，它的
最高形态是“世界城市”。“世界城市本身不仅包
含着一个民族的社会精粹，而且也包含着一个民族
的整体即‘世界’的精粹”。城市是文明演进的先
行区，外来文化的介入无疑是基本的推动力之一，
否则城市就难以超越式发展，扮演引领文明演进先
锋的角色。美国著名建筑师F.L_莱特（F.L.wright
，1867～1957）认为：“每一个伟大的建筑师必须
对他自身所处的时代（Time）、时刻（Day）和时期
（Age）有着伟大的、创造性的理解。”日升昌借用
此话审视近代上海，也许它的成长、选择为转型期
的中国社会，提供了文化创新的宽阔视野，进行了
有益的尝试，展现出多元文化的非凡创造力……
用上述的引文来形容邬达克及其生活、工作了
30年的上海，有借鉴意义的。
作为中国近代城市的源头，上海有过去，有今
天，有未来！
最后，我拼凑一副不合韵律的“对联”，作为
本文（代序）的结束语，才疏学浅，聊表心意：
达权知变留卅载，克绍箕裘建百楼。

在闹市在角落，你都可能与他相逢，如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市三女中等。它们构成了今人所津津乐道的“老上海”，“海派文化”“海派精神”也孕育其间。从1918年到1947年，邬达克在上海接手并建成的项目不下50个（单体建筑超过100幢），其中25个项目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方毓强著的《向邬达克致敬》以大量第一手资料，比较全面介绍了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在上海的活动，首度披露了大量珍稀材料。从1918年抵沪到1947年离沪，邬达克在上海的30年留下了大量的重要作品，成为上海重要的建筑遗产，构成了城市日常记忆的一部分。

记忆是脆弱的
中国当代建筑大师王澍（1963～）说过：“当
你的脑子里，把所有历史的、文化的包括所有和时
间有关的东西都作为不需要的东西清洗掉之后，只
需要五十年，中国人就会忘掉自己是中国人。中国
的文化可以连影都不见。所以文化不是天然就在那
儿，文化是极脆弱的，需要一代一代人反复努力，
培养、呵护再传承。”
实际上要写邬达克，最好是与邬达克同时代的
人来写；或者求其次，由孙树棻（1933～2005）这
样的上海老作家来写，他属于真正的“老克勒”，
不仅出生于上海，年轻时还生活在社会的中上层。
有些人虽然也在上海出生、生活，但一直在底层或
边缘，不一定能写出真实的老上海历史。但人的生
命是有限的，等到现在社会进步了，需要回忆城市
历史时，像孙树棻这样的“老克勒”都已去世了。
他们脑袋里的记忆随之永远地消失了。如今轮到我
们这一代人了，我有责任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真
实地记录下来。这是我对上海这座独特城市的回报
，希望城市记忆不要再断裂。
一个人的记忆是脆弱的，一个城市的记忆也是
脆弱的；城市没有记忆，就等于没有文化积淀，没
有魅力，没有故事。
殚精竭虑保护老建筑
写作就像一场洗礼（baptism）。我在记忆、书
海中行走，不断地产生疑惑，又不断有所发现，而
自己的悟性也得到不断升华。就像论文答辩一样，
我将本书呈现给各位“评审老师”——天下的读者
，是否能够顺利通过，我诚惶诚恐。限于文献的缺
失、水平的低下，书中存在不少瑕疵，敬请鉴谅。
我愿意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我留下自己的电子邮
箱。如有机会再出修订版，我将会充实进去。本书
如能够成为同好、后人继续研究邬达克的垫脚石和
梯子，幸甚至哉。
要写作本书的念头，早在10年前就有了。我越
深入搜集资料，就越发现有很多谜需要解开，于是
一拖再拖，只好慢工出细活了。后来我又突发疾病
，个人的工作、生活节奏完全迟缓下来了。
我在《新民晚报》从事新闻工作30年，其中有
10年是当夜班记者的，即使我已经57岁了。从晚上5
点接班，一直到第二天早晨7点半，需要通宵采访。
即使第二天早晨7点半可以在报社睡了，但编辑部仍
会要我再跟踪当日上午的最新变化，所以直到重新
采访、更新稿件为止，这样就要折腾到上午10点左
右或更晚，特别是我做事特别认真，于是强壮身体
逐渐垮下来了。2009年夏天，我在马路上行走，突
然头昏目眩，倒在地上，被人急送医院抢救。医生
诊断为严重高血压，我在急诊室躺了3天。他说：其
实10年来你都是浅睡眠。
同年10月15日，我听说十六铺一座159年前的老
宅正在拆除，连忙赶去采访，那是我熟悉的，多年
前我曾陪一位意大利名摄影家去拍摄过的。它始建
于1860年，是清代上海四大沙船巨商之一的沈义生
大宅，是沙船巨商唯一留存的建筑，将来完全可以
改作沙船航运博物馆的，算是上海这座以沙船为市
徽的“根”了。2天后，我的报道（（老城厢百年老
宅岌岌可危——市民呼吁保留清代上海沙船巨商故
居》发表了。不料财大气粗的开发商扬言：登报也
要拆，而且要快拆！
无奈之下，我想到了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他
一生致力于保护古城镇、老建筑。2006年有法国女
摄影家想拍摄中国大运河，阮教授知道我考察过京
杭大运河，就介绍我指导她如何安排行程。后来我
有幸跟随他一起去山东台儿庄为重建古城实地考察
。再后来，我在上海保护老建筑摄影大赛上获奖，
发奖人就是他。此后在多种场合我都与他重逢，包
括2008年6月“建筑华彩——邬达克在上海”开幕式
。
因此我就打电话给阮教授求助，不料他到法国
去了。我突然感到沈宅难保了，血压猛地增高，一
下子天旋地转，就倒下了。办公室年轻记者许明连
忙送我到医院急诊，医生一再告诫我，不要再这样
操心了。多年来，我通过采访报道，保护过上海一
些老建筑，我不甘心，再向市文物局谭玉峰处长紧
急报告，他说有3点打动了他：第一，上海的市徽是
沙船，但上海没有与沙船业有关的纪念物了，有道
理；第二，保护老宅有多种方案，除了原地不动外
，还可以平移、易地重建、编号保存等。总之不能
灭失；第三，你为此昏倒、连夜急诊，还抱病呼吁
，你不是为了完成任务的记者啊！他表态会出面责
令找回被拆的建筑部件……
实话实说
每个人的写作都有自己风格，有的追求华丽、
生动，甚至于追求夸张——这或许情有可原，因为
现在受电子媒体冲击，纸质书要与之竞争，只好如
此。但我坚持原则，写新闻、写历史务必真实。忝
为记者30年，我发表过无数文章，没有一篇失实，
这是我一生引以为豪的。当然，我个人的率真、诚
实、执着，也容易得罪人。
本书的写作，我仍遵循有多少史料说多少话。
从“心想”到“事成”转眼10年过去，正应了“十
年磨一剑”。
心存感激
为完成本书，我长久以来得到众人的相助，我
都一一铭记在心，他们是：
原匈牙利驻沪总领事及文化领事Mr．HAJBA

当时的我，自然被“绿房子”这幢新颖乃至于有点“奇怪”的房子所深深吸引。当时的“绿房子”花园很大，南面还有网球场（这个位置，1993年兴建了市规划设计院办公大楼），有时还会有网球飞出来。里面也经常飘出来音乐，那是主人喜欢举行的patty（聚会）。我走过大门，能看到里面的人员进进出出，或许我见过吴同文本人，但并不认识。
不过，我当然也不知道这幢房子就是邬达克的杰作。当时绝不容许说外国人好话的，像这些1949年前遗留下来的建筑，根本没人研究，所以就不要怪我这个小学生“无知”了。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革”爆发。同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了几十万红卫兵，北京红卫兵随即到全国各地“大串联”。上海的街面上也出现了红卫兵，这一天是8月23日……
进入原“德国之角”
话说1966年8月23日下午，放了暑假的我，到复兴中路上海跳水池（今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新址）去游泳。走到淮海中路东湖路口，看到几个成年人爬上梯子，用榔头砸碎了“天鹅阁”意大利餐厅长1米、高半米的长方形霓虹灯。我见状觉得十分奇怪：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神经病”现象呢？2小时后，我游泳结束，沿汾阳路再走到淮海中路时，见马路上挤满了人，原来是北京红卫兵来“破四旧”了。
红卫兵看到马路上任何人，只要他们看不顺眼，即所谓的“尖头皮鞋”“小裤脚管”等“奇装异服”，一律要用剪刀当场剪掉。我看到一个穿着整洁的女青年，从马路上逃走，红卫兵就一直跟踪到家（淮海中路1200弄），我也好奇地跟着，一直跟到她家楼下，一会就看到她从自家里的阳台上，不断地往外扔各种“四旧”。
当我走到乌鲁木齐北路愚园路口时，看到身旁有一对胸前别着“上海戏剧学院”校徽女大学生（看上去像孪生姐妹），大概一路上已经遭到“袭击”，显得“狼狈不堪”了。但是一转弯，到了市西中学围墙对面时，又遇到红卫兵围了上来，动手动脚，要剪她们的裤子。她俩一再求饶，都不管用。我对那些红卫兵的行为极为不满，仗着自己1．68米的身高和运动员体形，大声地说道：“人家已经同意回家去换衣服了，你们为啥还要盯住她们呢？”不料我的质疑引来了红卫兵（其中有一个看上去不像中学生，而像一个青年工人）的追打，我连忙逃到人群中（弄得我所带的游泳用具全都丢失了，但当时我根本没有注意，只是回家后才发现）。
正在僵持之时，两姐妹中的妹妹突发急病，脸色苍白，昏倒在地，姐姐则大声呼救，说她有心脏病的！结果围观群众去旁边的一户临街居民家打招呼，昏迷的女大学生被众人抬到沿街的一户仁慈人家的床上。我一直在窗户上张望，生怕她有生命危险。
我十分震惊，根本搞不懂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回家后，母亲没有责怪我丢了东西，说居家附近的弄堂里、马路上都乱套了，要我注意安全。
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是在延安西路华山路口，大门就在今贵都大酒店位置，大院就是今希尔顿大酒店的位置。北京来的红卫兵一直在试图冲击市委大门，大喊打倒“陈丕显（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上海市长）”的口号，成千上万人聚集，人声鼎沸。我家距离市委大院就几百米远的距离，能听到远处一声声的革命口号，所以我每天都去旧市委门口围观。我清楚地记得，除了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外，上海还有一些保卫市委的“保皇派”游行到市委大门外，其中有上海劳动模范队伍，我看到走在前面的有杨富珍等人。
P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