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华民族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现代化外交关系以来，抗战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和西方的交往，也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 但是到了1945年大战结束时，中国的国家地位彻底改观。导致此项蜕变的最关键因素是，中国在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立即和美国、英国和苏联结为全球性战略盟友，对抗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轴心国同盟，而其中特别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中国和美国的结盟。1937～1941年，中美关系到底经历了何种变化？特别是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的大课题：决策过程是什么？由何人执行？中国的外交目的是什么？谈判的技巧如何？美方的反应是什么？中国政府在这段时间内，总体的得失又当如何评价？何以在1937年7月卢沟桥战事爆发时，美国政府认为事不关己，而到了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政府却十万火急地促请中国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友？这些都是齐锡生著的《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精)》着力要探讨并希望解决的问题。

齐锡生，芝加哥大学博士，主修国际关系和政治学，1967～1992年任教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1992～2002年参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建校工作并任历史系主任，研究兴趣包括中国近代以来的内政外交、国际关系理论和军备战略问题，作品《中国的军阀政治》《剑拔弩张的盟友》影响甚巨。
年轻时业余爱好包括做木工、修房子、修汽车、爬山、射击等，老来希望能够学会弹钢琴和说西班牙语，目前仍在做学生。

第一章 摸索一个务实的对美外交政策
一 国民政府在开战初期的作为
二 中美关系的发展和胡适的外交使命
三 中国早期战事失利对内政和外交的影响
四 对于抗战前途的展望
五 中国主动展开对美外交
第二章 胡适受命出任驻美大使
一 国民政府对美政策重点的具体化
二 政策成果的初步检查
三 中立法和禁运事务
四 对于促进国际合作的努力
五 胡适对于中国坚持抗战的贡献
第三章 1937～1939年胡适和陈光甫对中国对美政策的影响
一 胡适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二 陈光甫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第四章 寻求一个新的对美政策：1939～1940年来自各方的压力
一 国际环境剧烈变化
二 国内情势加速恶化
三 中国对美国观感的改变
四 中国逐渐摸索出一个新的对美政策
第五章 1940年以后外交作风的改变
一 宋子文被任命的背景
二 宋子文使命的实质与权限
三 宋子文的新作风和新阻力
第六章 1940年下半年中美关系大幅扩展
一 促成重庆政府外交政策改变的背景和因素
二 中国对美外交实质上的扩展
三 越南和缅甸通道的关闭
四 中国争取国际合作的努力：时机、动机和展望
五 蒋介石在1940年的感情世界
第七章 1941年：美国迈向中国外交舞台中央
一 内外情势
二 中美关系开始质变
三 蒋介石个人在对美外交关系上角色的转变
四 宋子文推行“个人外交”的努力
五 1941年中国对美外交的几个里程碑
六 对个人外交的评估
七 个人外交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案例
第八章 租借法案带来的希望和失望
一 租借法案：一个崭新的局面
二 中国政府如何应对租借法案
三 中国对陆军武器的要求
四 中美差距的外在原因
五 派遣军事代表团赴华
六 太平洋战争前租借法案军火援助的总检讨
第九章 最后的冲刺：中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中的努力
一 山雨欲来风满楼
二 危机终于来临
三 中国开始全方位处理危机
四 中国政府处理危机的评价
五 危机回顾
第十章 结论
一 中国决心抗战和西方列强的反应
二 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角色
三 中国的外交和外交官
四 历史评价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中国在1930和1940年代对日本的作战，是中国
近代史上民族命运的转折点。当然，日本早在19世
纪末期明治维新成功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参加西方帝
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且后来居上，成为掠夺中
国土地和资源最凶狠的国家。从割占台湾开始，继
之占领东三省，再继之在华北扶植地方政权，在这
数十年中，无论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
纵或有抵抗的意愿，却没有抵抗的效果，以致日本
食髓知味，最终导致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
中日两国爆发全面战争。
自中华民族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现代化外
交关系以来，抗战最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和西方的
交往，也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1937年卢
沟桥事变前夕，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国家。列强在
中国瓜分土地（租界、势力范围），控制中国的各
种资源（工、农、矿业），僭越和分割中国的行政
权（包括海关、邮政、铁路、内河航行、驻军屯兵
、经济实业发展，乃至司法管辖，等等）。其方法
就是以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迫使中国屈服。
但是到了1945年大战结束时，中国的国家地位
彻底改观。列强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在主
权和治权上成为一个充分独立自主的国家。更甚于
此者，中国成为亚洲的领袖，而日本则完全成为战
败国。在战后新建立的国际秩序里，中国还成为世
界四强之一，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这一切发展不但将19世纪以来中国在和西方国家
交往过程中所遭受的屈辱一扫而空，而且使中国跃
升为新世界的领袖和维持世界和平发展的磐石。这
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蜕变。
众所周知，导致此项蜕变的最关键因素是，中
国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立即与美国、英国和苏联
结为全球性战略盟友，对抗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
轴心国同盟。而其中特别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中国
和美国的结盟。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局、太平洋战区、中
美同盟关系等重要课题，几乎从大战刚结束就受到
学术界高度重视，每隔数年就会有中外文佳作问世
。笔者在几年前也做过一些梳理的努力。“二战”
受到学界重视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西方列强一
致参与的全球性大战。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卢沟桥事变（1937
年7月）到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长达53个月的
中美关系，却很少引起学术界关注。特别是在英文
学术论著中，多则一笔带过，少则只字不提，造成
学术上一大片空白。
其实，就中美关系发展而论，抗战前半段四年
的外交来往，正是为后半段四年的同盟关系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使得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一天，美
国政府不但极力邀约中国成为盟友，而且推崇中国
是世界抵抗法西斯阵营的四个领袖国之一。
然而在这53个月中，中美关系到底经历了何种
变化？特别是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的大课题：
决策过程是什么？由何人执行？中国的外交目的是
什么？谈判的技巧如何？美方的反应是什么？中国
政府在这段时间内，总体的得失又当如何评价？何
以在1937年7月卢沟桥战事爆发时，美国政府认为事
不关己，而到了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
美国政府却十万火急地促请中国成为并肩作战的盟
友？
以上这些问题，都值得学术界去进一步探讨，
因为它们对于了解中国外交策略的构思和中美外交
关系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努力。这也是本书希望
达到的目的。
在本书研究过程中，作者非常注意使用原始文
件，除了参考堆积成山的官方档案之外，还尽量把
中美两国关系人性化，而不是引用冷冰冰的官方文
献、文告或宣言。在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领域里，学
者经常运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这
个概念来解释外交行为，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
行之四海而皆准的钥匙，可以科学客观地解释一个
国家的外交政策。殊不知“国家利益”的界定因人
而异。这在抗战的前半段中美外交关系上极为明显
。因此本书尝试把这些领袖人物的形象、个性、心
理状态、内心的盘算策划尽量予以呈现。在这个过
程中，举凡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光甫、胡
适等人的私人档案、日记等，都给了作者极大的启
示，也不免影响到本书的写作风格和分析方式。这
些都敬候读者指教。
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并非一气呵成，而是经过相
当岁月，其间或是由于教学责任，或是由于其他研
究课题占了优先，所以虽然研究目标从未转移，但
是进度却时快时慢。在这漫长时段里，首先要感谢
一些学术单位予我慷慨的经费或假期支持。它们包
括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和斯坦福大学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的研究金，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金和
学术假期。它们出了钱之后即使多年都没有看到成
果，也没有向我施加任何压力，真是大度。而我的
责任感告诉我，无论花多长时间，都应该尽力完成
此书。
在这段漫长的研究岁月里，让我获益最大的是
几个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他们无论是高层
行政人员还是基层执行人员，都展现出高度的专业
素养和乐于助人的态度，使得我获得完全满意的服
务和善意的指点，大大提高了我使用资料的速度和
效率。这些单位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善本书和
手稿收藏馆（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台北的“国史馆”，台
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
究所。没有那些敬业和热心的工作人员的指引和协
助，本书大概难以问世。
最后，在写作和出版的过程中，作者也得到了
许多亲朋好友的鼓励。特别是陈永发教授看过稍早
的全稿，林载爵先生协助审核全书各章，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对本书文字的润色和严谨的
校对，大大地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在此向他们诚
挚致谢。

在齐锡生著的《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精)》研究过程中，作者非常注意使用原始文件，除了参考堆积成山的官方档案之外，还尽量把中美两国关系人性化，而不是引用冷冰冰的官方文献、文告或宣言。在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领域里，学者经常运用“国家利益”这个概念来解释外交行为，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行之四海而皆准的钥匙，可以科学客观地解释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殊不知“国家利益”的界定因人而异。这在抗战的前半段中美外交关系上极为明显。因此本书尝试把这些领袖人物的形象、个性、心理状态、内心的盘算策划尽量予以呈现。

许多关注这段时期（1937～1941）中美外交关
系的读者或许都会好奇，蒋、宋、胡三人之间这段
外交共事，会如何影响他们此后的政治关系。这里
并不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做充分阐述，只是提出一些
此后发展的线索供读者思考。
蒋介石对胡适处理外交事务的不放心，几乎从
他本人关注中美关系之始就表现出来。1939年1月他
就感到胡适在美国公开场合发表的演说颇不得体，
要“对胡大使讲演”进行“辨证”。在后来的日记
中更是多次严厉地指责胡适。虽然蒋介石也指责胡
适好名，但是大部分的不满，出于他认为胡适没有
把外交工作做好，而宋子文则几乎集中评判胡适的
工作风格和成效，鲜少涉及为人问题。两人都能保
持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即便是后来蒋介石三番两次
被部属要求撤换胡适，还是一拖再拖，不忍伤害胡
适的感情。简言之，他们之间有公怨而没有私怨。
正因为胡适不是一位政治色彩浓厚的人物，因此他
们三人在胡适离开大使职位之后（1942～1948），
甚少有政治性交集。
岂知世事难料，到了1949年这个情况有了改变
，而这些改变对本书就他们三个人的关系的讨论，
提供了一些注脚。
1949年夏季，国民政府政局急转直下。蒋介石
主动致电胡适说明阎锡山正在组阁，希望胡适出面
担任外交部长。蒋介石虽然明知胡适不会应允，但
是请求胡适至少考虑暂时不要公开表示坚辞。宋子
文也对此议表示支持，致电蒋介石称赞胡适，说他
无论是外交部长或直接组阁都是适当人选。不久蒋
介石再度要求胡适接受外交部长一职并兼任行政院
副院长，理由是胡适最能得到美国朝野信任。蒋介
石又另电阎锡山，劝其坚邀胡适入阁，不容辞让。
在此期间，宋子文也极力敦请胡适出来任职。
胡适在给蒋介石的坚辞信函中写道：“个人生
死病苦，在此危难时期，本不足计数。但此种事例
正可以证明我是无能的人，绝不能当大任也。子文
兄从欧洲来纽约，他与廷黻兄谈过几次，他们忽发
幻想，以为我可以出来担负救国大任……故我很害
怕，诚恐先生过信子文与黻廷之臆说，真以为一个
无能的学者依赖一点虚名，一点诚心，即可以担任
国家大事，救亡而图存。吾乡（徽州）有句俗话说
，‘做戏无法，出个菩萨。’子文、廷黻诸友今日
之臆说，正是妄想‘出个菩萨’，绝无可以考虑之
价值。”
隔不了几天，胡适再度向蒋介石剖白：“做官
治事，则绝无能力……无能书生不应担任国事职权
。”胡适在骨子里是一个书生，或许正如他所说的
，“我在1943到1948，五年之中，用全力研究《水
经注》疑案，真是在象牙塔里过最快活的学术生活
”。
这几封函电来往，委实令人感慨不已。蒋介石
和宋子文在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际，能够在谔谔
众士中属意胡适实在难得。而胡适的自我评价，也
是出自肺腑之言，充分表现出他的自知之明。书生
“论政”自有其慧眼独具之处，但是书生“从政”
，胡适却提供了一个令人忐忑不安的例子。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并非仅导因于卢沟桥局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它其实导源于一些极为复杂的背景，其中包括国际局势的剧变和中国在1930年代政治局势的持续动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的重大转折。它象征着日本完全无视美国所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正面挑战西方国家在中国为保持其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利益所做的协调和努力。经由九一八事变，日本明确表示意图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独霸地位，然后试图逐步推展至华北和蒙古。为此，日本向世界高调宣示它和中国具有特殊关系，而且对东亚的和平安定负有特殊责任，不容西方列强插足。为了在武力上能够和西方国家一争高下，日本首先要求在海军军备上和西方国家获得平等待遇。当日本此项要求遭到拒绝时，它立即单方面退出1936年签订的伦敦裁军公约，以便能够摆脱在亚洲地区发展受到的限制。当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行为受到国际谴责时，又不惜悍然退出国际联盟。
当然，此时欧洲局势的变化也间接帮助了日本展开新一轮的扩张行为。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崛起和结盟，彻底动摇了西方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设计的和平稳定体系。希特勒的崛起，德国退出国际联盟（1933）和重整军备（1935），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1935），德意两国联手干预西班牙内战（1936），这一连串发展都对英国和法国构成极大的威胁，同时也使它们更不敢阻挡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行为。
而此时世界上另外两大强国——苏联和美国在面对这些危机时又各有自己的盘算。尽管苏联为欧亚两大洲的局势感到忧心忡忡，但是仍然认为最佳对策是避免和日本及德国产生冲突。苏联此种心态在1936年德、日、意三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益形显著。苏联政府的如意算盘，是让中国单独承受日本侵略的苦果，以帮助自己避开日本扩张的锋芒。
相对而言，美国政府在初期对于欧洲局势的变化并未高度警惕，对于亚洲局势更是认为事不关己。当时美国社会的孤立情绪高涨，很少人有兴致插足欧洲事务，更不愿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更有进者，当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力相当薄弱，而它和日本的商业关系又大大超过和中国的商务往来，因此就实际利益而言，也无意为中国打抱不平。果不其然，面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和此后的侵华事件，美国政府的反应最多只是发表谴责宣言和拒绝承认日本行为的合法性，但是从来没有向中国做出任何实质协助的承诺，更不必说帮助中国去积极抵抗日本了。
然而就中国本身而言，尽管国际环境对中国从事大规模作战不利，但其国内情况却使它急速走上抗日的道路。最主要的原因是“满洲国”事件和日本继之对华北的侵略，这些都促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白热化。它主要的表现方式包括在城市中的大规模抗议游行活动，抵制日货、学生运动，最后甚至导致1936年的西安事变。尽管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领袖们历来的主张是“攘外必先安内”，而他们借重德国军事顾问所训练的新式军队又尚未完成，但是形势比人强，抗日的进度不得不急速提前执行。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领袖们也曾经希望争取更充分时间去完成地方政府的税收和行政改革，并说服分据各省的军事实力派参加全国抗日大同盟。但是由于日本侵略速度加快，蒋介石只能提出警告，如果日本侵略仍旧持续进行的话，则中国到了“最后关头”，只能不顾一切地进行全面抵抗。到了1936年中期，中国政府声明不会再忍受日本对中国主权进一步的侵犯。对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支持者而言，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的挑衅行为，显然已经把中国推向了这个“最后关头”。结果是，蒋介石认为中国已经退无可退，只能全面抗日。
一 国民政府在开战初期的作为
战争一旦开始，国民政府首要急务并不是从事外交运作，而是全神贯注在战场作战。主战派领袖的全副精力都放在应付千变万化的战局上。他们不但要赶紧拟订地区性和全国性的作战计划，争取国内各种政治军事团体支持战争（而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是反对政府和反对抗日的），重新分配中央军和地方军的职守，而且还要动员全国财力物力去支持军事行动。这中间当然包括借由一切手段获取武器弹药，俾使士兵得以进行战斗。在中国近代史中，没有一个其他时期的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生存所遭受的艰辛，能够和1937年的国民政府相比拟，特别是日本已经满怀信心地宣示，它在三个月内必定使中国灭亡。
当时中国政府如果还有余力去运用外交手段抵抗日本侵略，其重点也是放在欧洲，而不是美国。国民政府最初的努力是求诉于国际联盟和欧洲的强国，比如说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态度，则一直等到它的重欧轻美策略明显失效之后才开始转变。这期间所经历的是：国际联盟和华盛顿公约各国完全无法制裁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相继采取袒日政策，欧洲国家既不愿也不敢为中国而触怒日本，以免引起后者对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地进行报复行动，而原先由德国和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及经济援助也益趋不可靠。这一连串发展使得中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