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省伟编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海外史料看庚子事变上下）》取材于法国《画刊》《世界画报》、英国《图片报》、意大利《周日邮报》《周日论坛画报》等。
《画刊》《世界画报》等法国画报创刊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世界上最早一批以图像为主体内容的期刊。该部分10余万字特约记者现场报道及近260张稀见版画为国内首次出版。
《图片报》创刊于1869年，收录众多极富视觉冲击力的大幅单页和对开版画，因而成为全球画报界的翘楚。
《周日邮报》《周日论坛画报》等意大利彩色画报创刊于19世纪90年代，是目前罕有的可以与法国彩色画报相媲美的涉及中国题材的画报。填补了中国早期影像历史的诸多空白，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和出版价值。

上册
出版说明
用跨国史料研究跨国事件
法国画报
中法广州湾战役
法国人在清朝
北京纪事
清朝的新皇帝
“长官，别怕”
殉道者
清朝暴乱
义和团
义和团
义和团
毁坏车站和铁轨的清朝暴徒
每周简报
义和团运动
天津
方苏雅代表团的云南之旅
清军
庚子事变
清朝儿童的游戏
北京
北京局势
清朝问题
夺取大沽炮台
慈禧太后
大沽口失陷
庚子事变
法国驻天津领事和传教士
泽列诺伊海军少将与李鸿章在清朝驻圣彼得堡使馆前的合影
北京悲剧
清朝太后殿下
义和团运动初期
受清军保护的外国人
杀死洋鬼子！
巴黎快讯
庚子事变
北京使馆遭袭
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被杀
德国海军士兵烧毁总理衙门
被清军围困的外国使团
慈禧太后接见外国使臣夫人
清朝的民族主义
庚子事变
天津
樊国梁阁下
天津法租界法国领事馆门前(1899)
正在登船前往清朝的法国军队
俄军击溃一支清军炮兵
奉天的义和团屠杀基督徒
清军侵犯俄国边境
满洲奉天教堂惨案
1899年清朝的商业概况
1900年世界博览会的中国馆
众人为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巴爱美送行
直隶总督李鸿章
清军招募志愿兵
在马赛为远征清朝的军队举行庄严的授旗仪式
瓦德西伯爵夫妇
巴黎世界博览会中国馆
法国传教团在云南遭受袭击
清军
每周简报
处决两名清朝官员
法军万岁！！！远征军从马赛启程前往清朝
这家伙换着手打我脑袋
本周事件
攻占北京城
联军进军北京
北堂：法国传教士在北京的住所
攻占北京：联军的旗帜在紫禁城城门上方飘扬
被解救的使团
解救北京公使团：最后的痛苦
来自清朝的信
北京街头
在清朝的生活
庆亲王和他的卫队
清朝的战争
攻占北京：炮轰后的欧洲使馆区
天津保卫战
从河内进入清朝国门的铁路
武力征服清朝
官方礼物
清朝全权议和大臣
庚子事变
在清朝遇难的圣母圣心会传教士
在上海检阅法国军队的华伦将军
天津的一位法兰西女英雄
联军首领在北京召开会议
李鸿章与随行的俄日军队
端王的画像
日军返回天津
围攻北京使馆
迷信的中国人
前往保定府
法国驻北京使馆的解围战
联军在北京：解围北堂
紫禁域阅兵
挂在墙上的14颗义和团的头颅
北京之围
在清朝的欧洲人：天津之围
在北京的军队
占领紫禁城
北堂的感恩赞
法军从保定府解救出来的欧洲人
远征保定府：法军特遣队在清朝的一个村庄升起旗帜
悲惨世界在清朝
1900年世界博览会中国馆
前往北京
天津现状
联军指挥官争端的焦点：北京古观象台
每周简报
满洲地区的哥萨克士兵疯狂的复仇行为
皇家陵墓附近的法军营地
一艘医院船的内部
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
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在甘肃
比利时人在清朝
获胜的法军
孔塔尔中尉阵亡
处决刺杀克林德男爵的凶手
保定府的处决
保定府的处决
庚子事变
清朝绘画
满大人指着小妾骂道：你怎么也让外国人进来了！
清朝的新一轮处决
英俄冲突
马尔尚上校指挥救援失火的太后宫殿
西苑火灾
北京的一场盛宴
从清朝归来的法国士兵到达土伦港
撤离天津的佐阿夫兵团
从清朝归来的华伦将军到达马赛港
从清朝归来的华伦将军到达马赛港
在荣军院举行的远征清朝的军队军旗交接仪式
日本首相
李鸿章
李鸿章
荣军院内远征马达加斯加的军队和远征清朝的军队的军旗
梅东益将军
德军与英军印度锡克兵爆发冲突
下册
英国画报
满族人的疯狂
增援远东
典型的北京街道
义和团运动
情势告危
公使团
复仇
海军司令联合行动
增援的前景
日本出兵
当前局势
朴茨茅斯港增援行动：目标清朝
北京往事
《由陆路去清朝》
清朝的觉醒
从比勒陀利亚到北京
做好最坏的打算
希望的曙光
各国在华势力范围
我们的画像
匪患危机
北京大屠杀
清朝人的清朝
联军
天津战事
北京大屠杀
黄龙之地
北京街景
远东
厦门教会学校的女学生每日例行散步
俄中在满洲地区的冲突
派往清朝的德国援军离开基尔
派往清朝的意大利援军——贝尔萨格里特种部队告别罗马
一线希望
一个清朝谜题
李鸿章的秘密
清朝向各国发出谈判邀请
外交说辞
英国驻北京使馆内教堂的陈

用跨国史料研究跨国事件
马勇
1900年发生的“庚子事变”，中国历史学家又
称为“义和团运动”或“八国联军侵华”。
在过去几十年它一直被视为近代中国反帝反封
建运动的高潮之一。最近几十年，随着新史料的不
断发现以及研究者视角的调整，对庚子事变的研究
也有了一些新认识。
就大历史而言，庚子事变是中国早期工业化运
动的一个历史必然。追随着西方的工业化运动，一
方面中国迅速跟上，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城市化
、现代化；另一方面，工业化运动确实给延续了几
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带来极大困扰，因此反工业化
、反现代化，也成为十九世纪晚期中国社会极具代
表性的思潮。如果单从历史主义分析十九世纪两大
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可发现
过去的研究将他们视为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高潮，从
大历史上的角度观察，自然有其道理。
急剧的工业化，特别是国际资本像列宁所分析
的那样严重过剩，必须凭借资本输出才能拯救西方
早期资本主义的内部问题，于是便出现了1895年中
日《马关条约》日本要求清朝政府允许日本臣民到
中国各通商口岸自由办厂的一幕。进而，东西方的
剩余资本潮水般涌入中国，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的工
业化进程，使得铁路快速兴建，矿产资源大规模开
采。这也促使中国新兴的资本家阶级迅速成型，而
大批农民相继脱离土地沦为中国第1批无产阶级，实
际上成为中国式“羊吃人运动”的牺牲品。从这个
观点看，“义和团起山东”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
描述。“后发的”德国在获取山东地区的经营特许
权之后，确实在迫不及待地将权力运用到极致。
伴随着西方资本、商品东来的，除了大炮、战
舰之外，还有大批传教士。尽管传教士向中国民众
传播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知识、新道理，但是他们
的主要目的是传教。这就在信仰层面给中国社会带
来了新问题。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民教冲突不断蔓
延、发酵，直至“不到三月遍地红”，变得一发不
可收拾，衍生出震撼世界的庚子事变。这确实是当
时的中外知识精英们事先都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大问
题。
庚子事变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重大改变。对中
国而言，先前几十年的经济改革、体制调整，乃至
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全归无效。庚子事变后，中国
痛定思痛，开始了新征程，新政、宪政、共和、革
命，一系列巨变改写了中国历史。
就世界而言，庚子事变并不只是中国的，也不
只是当年出兵中国的那八个国家的，而是全世界的
，是全人类共有的教训。庚子年，全世界瞩目处，
无疑是北京，是东交民巷。很显然，庚子事变是跨
国别的大事件，因此研究这样的事变，不仅要有广
阔的历史视野，而且必须尽可能地使用跨国别的历
史资料。如果只是自说自话，就很难得到相关方的
认可，离真相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
过去一百多年，中外史学家对这一跨国别历史
事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档
案之主要部分也大致公布完毕，要为这一事件扩充
史料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很多研究者早就将视角
移向私家收藏和当年各国各地的报刊杂志。私家收
藏可遇不可求，而各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因为数量太
大，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几十年前中国史学
会主持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义和团
》发掘了一些，后来的出版物也有一些补充。但是
直截了当地说，对当时各国舆论的收集情况至今仍
然不是很理想。用傅斯年的话说，“史学就是史料
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个新课题的成功与否，
不仅要着眼于视野、分析，而且要看能否有新的史
料发现、能否用新的史料说明新的问题。从这个意
义上说，这部《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海外史料看
庚子事变》就显得格外珍贵。
这本书是《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之新的
一部，资料全部来源于法国、英国、意大利三国的
近十种画报。这三国都是庚子事变重要的参与国，
英国和法国，更是积极介入，深度套牢。它们不仅
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军队参与这场事变，而且先后
派遣了一大批随行记者。这些画报除了画师手绘的
一些精美作品外，还充分利用了那时刚发展起照相
技术，留住了庚子事变这个重大事件的许多非同一
般的侧面、瞬间。这些图片对于构建十九世纪晚期
的中国历史具有不可小觑的价值。
至于随图文字，多为西方记者当年的现场观察
、思考，从今天的立场看，或许有西方人的傲慢与
偏见，但毕竟是洋人的视角。这对于重建那场跨国
别历史事件的真相，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对于矫正
中国传统文献的疏漏、误记，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
义。

赵省伟编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海外史料看庚子事变上下）》是“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丛书的第八本。
本书资料主要来自法国《全球画报》《世界画报》《画刊》《小日报》、英国《图片报》，以及意大利《周日邮报》《周日邮画报》《周日论坛画报》。共收录500余张图片，20余万字西方一线记者现场报道。
编排上分为法国画报、英国画报、意大利画报三部分。每篇报道独立为节，按时间先后排序。小节标题使用中外两种文字，外文均照原刊录入。为保证印刷整齐精美，图片色调做了统一处理。

这些画报除了画师手绘的一些精美作品外，还
充分利用了那时刚发展起来的照相技术，留住了庚
子事变这个重大事件的许多非同一般的侧面、瞬间
。这些图片对于构建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历史具有
不可小觑的价值。至于随图文字，多为西方记者当
年的现场观察、思考，从今天的立场看，或许有西
方人的傲慢与偏见，但毕竟是洋人的视角，这对于
重建那场跨国别历史事件的真相，无疑具有重大意
义；对于矫正中国传统文献的疏漏、误记，也具有
非同寻常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

假如可爱的马可·波罗现在回到北京，他一定还认得出自己笔下那座宏伟的元大都：
“都城非常宏大，周长大概有24公里，每座方形城池的墙面高6米，这么说是因为它的确是方形的。城池四面是非常厚的夯土城墙，墙体厚达10层。都城有12道宫门，每道门都通往一座美丽的宫殿。都城内不仅建有宏伟壮丽的宫殿，还有很多豪华的客栈、富丽堂皇的宅院。都城中心有一座宏伟的钟楼，钟楼里有一口巨钟。”
但是他再也见不到当时中国宫廷给予外国人的信任和往来上的便利了。马可·波罗旅居中国时，可以精确地了解北京城内发生的一切事情。幸福的时光已不再……旅行家们会为此惋惜不已，外交家和商人们也不例外。7月份我在北京旅行时，对此深有体会。
当人们谈论遥远的东方宫殿时，往往会使用诸如“不可思议的宫殿”“神秘的都城”等字眼，然而这通常是误传。不论是暹罗、柬埔寨，还是安南的王宫，我都没有遇到任何神秘难解之事。在那里，我可以尽情地欣赏、了解。
而在北京，我这个旅行家就没有那么受欢迎了，我的好奇心也完全得不到满足。在北京，大约有200名欧洲人生活在公使馆、银行或者教堂里。他们就像生活在一艘永远不能靠岸、与这座50万人口的城市毫无关系的船上。中国人眼中的这些“洋鬼子”自然只能给予我微薄的帮助。
是否可以说，这种感觉其实是相互的呢？清朝人固然讨厌欧洲人，但欧洲人对清朝人同样没有丝毫好感。这真令人吃惊，甚至可以说是遗憾。在北京城里，人类进步所必需的不同种族间的友好关系完全没有建立起来。丝毫没有！清朝人称欧洲人为讨厌的蛮夷，而欧洲人则称清朝人为可恶的野人。就像现在，可怜的清朝人被美国人的船坚炮利吓得惊慌失措时，欧洲人还对其大肆辱骂甚至拳脚相加。
这给人的感觉是，两个同样傲慢的种族，彼此都无视对方，武力就成为面对面“交流”的唯一方式。而清朝政府现在之所以会屈服，无非是因为实力不济。假设她比欧洲强大，那她一定会彻底消灭这些打破了自己长久安宁的“洋鬼子”。
关于清朝人口中的“洋鬼子”一词，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丝莫名愉悦感的事情。清朝政府与欧洲人的初次交锋发生在菲律宾。为了抢夺巨大的经济利益，西班牙人一周之内屠杀了2万多清朝人。
清朝人对此当然不会陌生，他们本来就习惯称呼欧洲人为“鬼子”。也许这一补充显得过于遥远，但我认为却很有必要。因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共同生活在北京的白种人和黄种人互不理睬。我们只能模糊地了解清朝，尤其是她的宫廷，而清朝人对我们却了如指掌，甚至可以说是无所不知。
包括使馆在内的所有机构都有总理衙门和宫廷安插的眼线，这些清朝人主要是翻译和仆人。需要注意的是，在包括清朝在内的东方国家，乃至所有的君主制国家，假如有机会为有头有脸的人家服务，即便时间很短，做的只是餐桌旁的侍者或者家仆，也是很有面子的事情。这些眼线十分关注餐桌上和晚餐后牌桌上的谈话，因为这时的交谈往往比较放松随意。不过这种间谍活动有时也会给清朝政府的外交带来不良影响。
在法国使馆“摸牌”时，大家给印度支那联邦总督保罗·杜美先生起了一个比较亲近的外号。这个外号翻译成中文后，传达给清朝的当权者一种错误的信息，使得他们认为负责云南、广西，以及广州湾一带事宜的保罗·杜美先生就和被贬到偏远地区的清朝官员一样，不受法国政府重视。
在若干次的旅行中，我发现了这个有趣的现象。当我告诉他们印度支那总督的地位至关重要，拥有他们想象不到的权威时，连重臣李鸿章都震惊不已。也是在这几次旅行中，我被清朝人保守又爱打探的性格惊讶到了。
当清朝人和你熟识后，他会不停地问你问题，但却不能容忍你问他问题。每当我打听皇帝的消息时，他们立马变得恼火，狡猾地微笑着说：“这个嘛，要去宫里才知道。”这句话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说起来容易！可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宫的。
首先，没有外国人真正踏进过紫禁城，那是皇权的象征和皇帝寝宫的所在。从花园的草地上望去，一排长达一公里的豪华宫殿上的黄色琉璃瓦显得更高了。此外还可以看见教会的屋顶和内城城墙的墙顶，即使在照片中它们也是如此清晰。接待外国公使的地点位于皇城内。我们需要穿过皇城西侧，但却不能进入紫禁城——那里才是皇宫。
接待地点在紫禁城正门外的一处小宫殿中（第012页下图编号17）。这张平面图以及北京城四座城池的示意图，可以省去冗长的文字说明。平面图原本标注的是中文。非常感谢送给我平面图的那位宫廷画家，他还送了两幅画在丝绸上的水彩画，分别是清朝皇帝和皇帝在文华殿接待法国公使团的场景。文字说明部分要感谢皇城内的北堂主教樊国梁。他是罗马天主教在北京的主教，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北京城和皇宫。关于北京城，他可以滔滔不绝地提供很多资料，但一涉及宫廷，他便三缄其口。在这点上，这位可敬的传教士和清朝人一样谨慎。
紫禁城的消息封锁得如此严密，这更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