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善恶天性》主要论述人性中恶的一面。作者埃里希·弗洛姆在考察人性时摆脱了人性或善或恶的抽象理论，指出人固有的矛盾才是人的本质，而这一矛盾正是人脱离自然造成的。弗洛姆笔下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处于自然和社会的矛霄中的人。他从人的自然史来探讨人性的根源。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在于人与自然的疏离。人走出了自然，也就脱离了自然原本具有的和谐状态，远没有进入一种新的和谐状态。于是，人就产生了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疏离感和孤独感。这就是潜藏在人性深处的破坏性的根源，也是创造性的根源。弗洛姆称：“人，是唯一尚未完成的物种。”

埃里希·弗洛姆（1900年3月23日—1980年3月18日），著名德裔美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1900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犹太人家庭，1922年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纳粹上台后，他于1934年赴美，在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同时，于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术机构讲学，并先后执教于墨西哥国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等高校。1980年，弗洛姆病逝于瑞士洛伽诺。
弗洛姆的研究植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他以深入浅出、平易近人的文笔，创作了大量学术著作和普及性作品，包括《人类的破坏性剖析》《占有还是存在》《人心：善恶天性》等。

第一章 人是“狼”还是“羊”？
第二章 各种类型的暴力行为
第三章 恋死与爱生
第四章 个体自恋和社会自恋
第五章 固着
第六章 自由、决定论、选择论
出版后记

我在自己的一些早期著作里已经对本书探讨的
内容有所说明，在此仅对它们做进一步阐述。在《
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一书中，我
讨论了自由、施虐症（sadism）、受虐症
（masochism）和破坏性的问题。临床经验和理论上
的思考使我对自由以及各种攻击性和破坏性行为有
了较为深刻的理解。我可以对直接或是间接有利于
生活的各种攻击性与恶性破坏性行为、恋尸症加以
区分。恋尸症是与热爱生命的爱生性相反的对死亡
的真挚热爱。在《自我的追寻》（Man for
Himself）一书中，我基于对人性的认识，而非基于
天赋和人为的规律和契约，对伦理规范问题进行了
探讨。在本书中，我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论述，并且
讨论了恶的性质以及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的性质。
最后，从某种程度上讲，本书是《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的姊妹篇。《爱的艺术》一书主
要论述的是爱的能力，本书主要论述的则是人的破
坏能力、人的自恋与乱伦固着，并用了大量的篇幅
探讨“非爱”的问题，对爱的论述也是在一种新的
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即对生命的热爱的基础上展开
的。我试图说明，热爱生命与独立以及对自恋的克
服，形成了一种“发展综合征”（syndrome of
growth），来反对热爱死亡、乱伦依赖关系和恶性
自恋形成的“退化综合征”（syndrome of decay
）。
引导我从事退化综合征研究的不仅有临床经验
，以往的社会和政治发展亦对此有决定性作用。不
管人们对核战争产生的后果有怎样的认识，更为要
紧的问题应该是：竭力避免核战争的巨大危险性和
爆发的可能性，与继续热衷于核武器竞赛和冷战相
比，为何会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促使我去研究日益增强的工业主义如何导致人们对
生活的冷漠态度这一现象。在这种工业主义中，人
变成了一种物，对生活满怀焦虑与冷漠（如果还说
不上是对生活抱仇恨态度的话）。然而，即使不谈
这些，现在的情况是青少年犯罪和刺杀肯尼迪总统
的暴力情绪需要得到解释和理解，并以此作为改变
现状的第一步。不管我们是走向新的野蛮主义——
即使不发生核战争——还是让我们的人道主义传统
得到复兴，这个问题总是要提出来的。
除了上述问题，本书还试图阐明我的精神分析
概念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我从来就不同
意把我划归到一个精神分析的新“学派”，无论这
个学派被称为“人文学派”（cultural school）
还是“新弗洛伊德主义”（Neo-Freudianism）。
我相信，当这些新学派中的很多人给出有价值的见
解时，他们也不会感到弗洛伊德最重要的发现对于
他们而言有多大的影响。我本人肯定不是一个“正
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实际上，任何理论即使在
六十年中没有什么变化，也不再符合创始人的意愿
了，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这种理论已经成为
一种陈旧思想的重复，而重复本身就是一种歪曲。
人们把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视为一种可靠的哲学上
的参照框架，即在20世纪初的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中
盛行的那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参照框架。我认为，弗
洛伊德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种不同的哲学上的
参照框架，即辩证人文主义（dialectic humanism
）的参照框架。我试图在本书中说明，弗洛伊德最
伟大的发现，即恋母情结、自恋和死亡本能的发现
，已经被他的哲学前提弄得残缺不全了。如果摆脱
他的哲学前提，使之转变为一种新的参照框架，那
么弗洛伊德的发现会变得更令人信服和富有意义。
我认为，正是人文主义的参照框架——这种无情的
批评、不妥协的现实主义和合理的信仰的矛盾混合
，将使弗洛伊德为之奠定的基础工作获得卓有成效
的发展。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表达的思想是我
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一
个社会过程的研究者）所做的临床工作的全部结果
。我省略了大量临床资料，并且计划在一部较大的
著作（《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中使用这些资料。
在那本书中，我将讨论人文主义精神分析学的理论
和治疗方法。
最后，我要向保罗·爱德华表达诚挚的谢意，
因为他对《自由、决定论、选择论》那一章提出了
建议。
埃里希·弗洛姆

《人心--善恶天性》是埃里希·弗洛姆晚期的著作。作品由对人的善恶问题的讨论引出对人性的深度思考，并超越了道德教义和空泛的理论范畴。书中首先提出了两种假设：如果说人性纯粹是恶的，为什么在生活中我们总可以发现一些善良的人、善良的事？如果说人性是纯粹善的，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会出现两次世界大战、奥斯维辛惨案、南京大屠杀？

《人心：善恶天性》是弗洛姆晚期的著作。作
品由对人的善恶问题的讨论引出对人性的深度思考
，并超越了道德教义和空泛的理论范畴。书中首先
提出了两种假设：如果说人性纯粹是恶的，为什么
在生活中我们总可以发现一些善良的人、善良的事
？如果说人性是纯粹善的，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会出
现两次世界大战、奥斯维辛惨案、南京大屠杀？
弗洛姆笔下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处于
自然和社会中、处于自然和社会矛盾中的人。他是
从人的自然史来探讨人性之根源的，认为“人之所
以为人，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在于人与自然
的疏离，人走出了自然，也就脱离了自然原本所具
有的和谐，而属于人的新的和谐还远没有被建立起
来。此时，人就有了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疏离感和孤
独感，这就是潜藏在人性深处的破坏性的根源，同
时也是创造性的根源”。正如他所言：“人，是唯
一一种尚未完成的物种。”
弗洛姆认为，对这种疏离和孤独的抗争有两条
路，一是创造性的、向前的、爱生的路；另一条则
是破坏性的、回归的、恋死的路。这两条路都把人
从尴尬的境地中解救了出来，但无疑，回归的路只
是把人引向动物的和谐，引向人尚未脱离自然时的
那种原始的和谐。对于个体来说，这是引向回归子
宫的原始欲望，即放弃生活。而人已不是原始的人
，这种回归也不可能沿着自然的途径完成，而只能
以破坏的方式实现。
这就是人性恶的根源。而纳粹正是各种恋死和
回归的集大成者，希特勒被弗洛姆称为典型的“退
化综合征”人格倾向。与之相反的另一条路，则是
创造的、建设的，即不是以回归到原始状态来解决
人所固有的矛盾，而是以人的创造性来建设属于人
的新的和谐，这在各种艺术里有着大量的表现。
当然，形成“退化综合征”的人是很少的。但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或多或少有一点生的方向
或死的方向、善的方向或恶的方向。每个人都有善
和恶的潜在性，而这正是弗洛姆的“善恶同体论”
。
相对于“性恶论”，“善恶同体论”更加温情
，给人以希望，唤醒人类心中的善性；相对于“性
善论”，“善恶同体论”更加现实，勇于正视自身
的罪恶，使人趋避心中的恶性。“性善论”或“性
恶论”都是典型的二元论思维，而具体的一个人往
往是善恶不同程度的存在，具体的一个事件也往往
是善恶不同程度的混合。
而人具有反省之心、忏悔之心，可以走向自我
“救赎之路”，从而不断地涤除恶性，增进善性。
这一“救赎之路”会是个漫长的过程。也许在临终
的时候，我们能安慰自己的是：“虽然我还是罪恶
的，但我毕竟变好了一点点。”
最后，弗洛姆说道：“为了选择善，我们的确
必须有相应的意识。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一能
力，即我们对他人的苦难、对他人友好的关怀、对
鸟儿的歌唱，以及对绿色的草原无动于衷，那么也
就没有什么意识可以帮助我们了。如果人以冷漠的
态度对待生命，那么他也就不存在任何选择善的希
望了。”
《人心：善恶天性》是弗洛姆对其人性理论的
集中阐述。他强调人的本性不是某种特殊的实体，
而是一种寻求解决矛盾并创造新矛盾的过程。这种
观点较之以往的人性理论来说不仅新颖，而且更少
片面性。进一步，他强调人具有自由选择善恶的能
力，欣赏以发展的方式解除人固有的矛盾，这对发
展人们的能力和人道性具有积极意义。在论述其人
性理论时，弗洛姆非常注意每种心理定向的发展层
次，使其理论观点显得较完整、成熟。其有关善恶
潜能的心理分析较弗洛伊德的有关观点更趋于合理
，比如他反对弗洛伊德过分强调力比多理论的作用
，强调人的主动选择，不懈努力。弗洛姆的理论在
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值得我们
细细揣摩。

许多人相信“人是羊”，也有人相信“人是狼”，并且双方都可以为自己的见解提供有力的证据。持“人是羊”的观点的人只要指出这个事实就行了，即人们很容易被教唆去做别人要他们去做的事，即便是那些不利于他们本人的事；他们会追随那些把他们推入毁灭性战争中去的领袖们，并相信任何一种只要是充满活力又得到权力支持的胡言乱语——无论这些胡言乱语是出自牧师和国王的凶狠威胁，还是那些隐蔽的或明显的宣传煽动者的温言软语。看来，只要他人是为了达到支配人的目的，不管是用威胁的语调，还是用甜美的口吻来说话，大多数人似乎都是听话的、半懂事的孩子，心甘情愿地任人摆布。的确，信心坚强得足以挡住一群乌合之众的反对的人也是有的，但这并不普遍，而是例外。几百年后会有人赞美这种人，但目前他们只能遭到同时代人的嘲笑。
宗教裁判和独裁者把他们的制度建立在“人是羊”这个前提之上。有这样一种说法：人既然是羊，那就需要有领袖为他们指点迷津。这往往强化了领袖的这一真诚信念，即如果他们能给人以所需要的东西，如果他们使人摆脱了责任和自由的负担，那么他们便是在履行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即使这是一种悲剧性的道德责任。
但是，如果大多数人都是羊的话，为什么人的生活和羊的生活大相径庭呢？人的历史是用鲜血写成的，这是一部不断使用暴力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人的意志几乎总是屈从于不变的势力。仅仅塔拉特·帕夏一个人不是就消灭了千百万个亚美尼亚人吗？仅仅希特勒一个人不是也消灭了千百万犹太人吗？斯大林不是也消灭了无数的政敌吗？这些人并不是孤军奋战，有许多人专门为他们进行杀戮、拷问的勾当。干这种勾当的人不仅出于自愿，而且是为了取乐。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谋杀和强奸中，在强者对弱者的无情剥削中，在麻木不仁、铁石心肠地对待那些经受拷问和痛苦呻吟的人的事实中，我们不是到处都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冷漠和残酷的关系吗？所有这些事实，就使像霍布斯这样的思想家得出了“人对人像狼一样”（homo homini lupus）的结论。这使今天许多人都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具有破坏性。人不过是一个凶手而已，他之所以没有像他的同伙那样去干杀人的勾当，只是因为他害怕力量更强大的凶手罢了。
然而，双方的论据把我们给弄糊涂了。的确，我们亲自看到了某些潜在的或显而易见的凶手以及像斯大林、希特勒那样残酷无情的虐待狂。但这些人并不普遍，只是例外。我们能由此推论，你、我以及大多数普通人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吗？能认为我们一旦摆脱一直阻止我们像野兽一样行动的禁令，就会显露出我们真实的“本性”吗？要驳倒这种论断是困难的，然而这一论断也不是令人心悦诚服的。在日常生活中，要干残酷虐待的勾当有的是机会，而且不用担心什么报复，但多数人并没有这么干。事实上，当人们遇到残酷虐待的行为时，就会极其反感地进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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