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Schram），西方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和毛泽东著作翻译家。195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60年代在哈佛大学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1967年执教于英国伦敦大学。1968年至1972年任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政治系教授，兼任该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1990年退休返回美国，应聘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持英文版《毛泽东集》的编纂工作。主要著作有：《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毛泽东》（1966）、《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与书信集（1956—1971）》（1973）、《对毛泽东的初步重估》（1984）、《毛泽东的思想》（1989）等。

施拉姆教授是研究毛泽东的著名学者，在中国
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他为
研究毛泽东和编辑毛泽东著作，克服重重困难，不
辞辛劳，孜孜以求，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这种精神
，令人感佩。他的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中国同行
的积极评价。他多次到中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
同中国学者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并留下了深刻印象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 逄先知
1963年，施拉姆出版了那部突破性的著作《毛
泽东的政治思想》，1966年，企鹅出版社出版了他
的第一部题为《毛泽东》的传记著作，这部著作后
来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在各地发行。这些作品的问
世使得施拉姆如同彗星划破长空般在英美中国研究
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麦克
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
尽管施拉姆从未放弃过重修这部西方毛泽东研
究史上里程碑式著作的夙愿，但仍果决地将全部精
力投入毛泽东原始文献的翻译事业。历史证明，他
的这一选择是明智的大义之举。值此，今天我们要
重编此书，以表示对他的敬意和纪念！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思勉人文图
书馆馆长 萧延中
正如人们无法想象中国革命离开了毛泽东一样
，离开了施拉姆的工作，也将无法想象在研究中国
革命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将如何理解毛泽东。
——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 范力沛（Lymann
van Slyke）

这部《毛泽东》是国际最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
家和毛泽东著作翻译家施拉姆教授的代表作之一，
发表于1966年。虽然在今天看来，该书无论就史料
还是就观点而言都显得相对“陈旧”，但倒推半个
世纪，正当中国的“文革”运动兴起之时，它则是
当时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先锋之作，一时洛阳纸贵，
也由此奠定了作者“毛泽东研究专家”的学术地位
。至今我们仍可想象这部著作在西方世界呼风唤雨
的情景。
施拉姆教授可以说是一位学界的传奇人物，他
的学术生涯颇富戏剧性。1924年生于美国明尼苏达
州，1944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后赴法国求学。
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已成为一位核物理学家，参
与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陆军自1942年起开发核武器计划的代号），从
事核物理研究工作，用法文和德文发表了若干研究
论文，同时自学了俄文和日文。但不久，本可成为
一名著名的核物理专家的施拉姆，却一头钻入偏门
，对与其研究领域相隔甚远、在当时西方学界属于
空白的毛泽东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回到美
国，开始了长达50多年的毛泽东研究事业。施拉姆
于195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60
年代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中国问题研究，1967年
以后长期担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
（SOAS）政治系教授，兼任该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
长，1989年应聘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
持英文版多卷本《毛泽东集》的编纂工作。
1966年，这部《毛泽东》出版了。这是施拉姆
教授的第一部毛泽东学术传记著作，从而成为西方
学术界领略毛泽东生平的必读的严肃学术参考著作
。尽管后来《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与书信集
（1956—1971）》（1973）、《对毛泽东的初步重
估》（1984）和《毛泽东的思想》（1989）等著述
先后问世，但作为领袖传记名著，这部《毛泽东》
仍在国际毛泽东研究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卓越地位
。
2003年12月，美国哈佛大学召开了“毛泽东诞
辰110周年暨表彰施拉姆教授在毛泽东研究中杰出贡
献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再评毛泽东”（Mao
：Re-evaluated）。不少跟随施拉姆教授翻译毛泽
东著作的著名西方学者，都把与他的合作看成是“
得到一个学习和训练的机会”。斯坦福大学现代中
国研究权威范力沛教授甚至认为，“正如人们无法
想象中国革命离开了毛泽东一样，离开了施拉姆的
工作，也将无法想象在研究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西
方学者将如何理解毛泽东”。可见他在西方“中国
问题”和毛泽东研究领域里的重要影响。正是在这
次学术会议上，施拉姆教授总结自己一生的研究说
：“从各种各样的角度看，毛泽东的政治本能都是
健全的。他力图为中国人民谋利益。只不过50年代
以后，他在个人的情感方面，过于感情用事、固执
任性和狂热，从而铸下大错和大罪，但尽管如此，
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总是想把最好的东西
留给中国。我认为人们会因此而永远铭记他。”施
拉姆教授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集中在毛泽东研究上，
直到2012年7月22日以88岁的高龄在美国波士顿逝世
。
2012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
心做访问学者，研究主题是史华慈思想资料的收集
与研究。由于研究领域和学术兴趣的缘故，国际著
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的著述自然也在搜集和研
究之列。但遗憾的是，此时因病已长期卧床的施拉
姆教授，其身体状况已不适宜接待客人。在施拉姆
教授去世后，该中心图书馆资深馆员南希·赫斯特
（Nancy Hearst）女士在第一时间就把这一不幸的
消息告诉了我。在人过中年并逐渐不情愿地向老年
趋步的行程中，越发对沧桑人事背后的冥冥轨迹平
添了些许难以言状的切身体悟，其中当然不免感慨
与惊奇，可一切似乎又都是那么“自然而然”。每
每在寂静的深夜仰望浩瀚星空之时，“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一类出自人世的豪言壮语，必将随着
流逝的宇宙时间而渐渐远去，只断断续续地留下“
残阳如血”的袅袅余音：“what is man that
thou art mindful of him？”（“人，算什么，
你凭什么这样顾念他？”——《旧约·诗篇》8：4
）
在施拉姆教授去世以后，有一次麦克法夸尔教
授约杨奎松教授和我到他哈佛大学的办公室聊天，
南希也在场。当谈及对于若干毛泽东著述史料的真
伪甄别和判断问题时，自然要涉及已故的施拉姆教
授。麦克法夸尔教授曾是著名学刊《中国季刊》的
创办人，那时施拉姆教授正是伦敦大学著名的东方
与非洲研究院的掌门人，后来二人又在哈佛大学费
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共事多年，相交甚笃。麦克法夸
尔教授说起老友总是不断地流露出怀念和惋惜之情
，他介绍说，施拉姆是个“认真”得出了名的人，
年轻的时候脾气很不好，工作中出现的一点点小纰
漏都会使他“火星四溅”。施拉姆在伦敦大学的同
事说，他们总能听见隔壁办公室的施拉姆在电话中
不停地“骂人”。到了哈佛大学以后，施拉姆的脾
气好多了，但即使是这样，他仍被安排在燕京图书
馆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里，那里只有

第一章 毛泽东的少年时代
第二章 在长沙求学的日子
第三章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时期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第五章 同国民党合作
第六章 艰难的岁月
第七章 从江西到延安
第八章 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第九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第十章 探索一条中国式的道路
结束语
附录1 对中国问题研究中费理察与沃尔德尔“革命”的一些思考（1977）
附录2 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1977）
附录3 乌托邦去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周期（1981）
附录4 简评毛泽东（1984）
附录5 毛泽东研究：回顾与展望（1984）
附录6 我看毛泽东（1984）
附录7 论毛泽东个人权威的基础与意义（1987）
附录8 施拉姆已发表著述的文献书目
新版整理后记

第二章 在长沙求学的日子
武昌起义后不到两周长沙爆发革命，绝非偶然，而是由于两个省内的同盟会领导人事前相约起事。要弄明白何以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站在革命的最前线，必须对当时湖南的形势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省的政治传统有更多的了解。
湖南地处华南，属亚热带，境内多崇山峻岭，又有四大江河横贯其间，自古以来为土匪出没之地。湖南人喜食辣椒，以个性强悍并有政治才能著称（毛泽东甚至提出过辣椒和革命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谚云：“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其实，在过去一个世纪，出生于这个省的著名人物走着极其不同的道路。太平军最后主要为曾国藩的湘军所消灭，而曾国藩这个清朝官吏兼大学者就是湖南人。同这个旧秩序的著名维护者齐名的有诸如谭嗣同和黄兴这样的人物。谭是1898年维新运动中最有名的殉难者。黄不但是孙中山的副手和同盟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革命人物，其革命经历可以追溯到1902年。他属留日学生，这类人在20世纪初几十年问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才真正大批地赴欧美留学。在这之前，主要是从日本吸收现代思想，因为日本近在咫尺，中国人学日语也比较容易。当时赴日留学生中湖南人最多，其中不仅有黄兴，还有陈天华。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陈就是这个组织的主要理论家，直到他1908年自杀。
孙中山和黄兴赖以组织起一支力量从而推翻清帝国的主要手段是秘密会党和“新军”。“新军”是清政府为应付现代战争而按西方建制编组的一支军事力量。这两种组织在湖南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秘密会党，异常众多和活跃。
1903年12月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在成立会上致辞时宣称：
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团结，惟相顾而莫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毛泽东点燃了火线，引爆了秘密会党的革命潜力。而在1904年那个时候，黄同湖南秘密会党头目马福益结成联盟，约定马配合城市，在农村举行起义，黄及其在军队学员中的同党则在城里以炸弹暗杀省府主要官员，并夺取城市。他们动员了几十万哥老会及其他秘密会党的成员来进行这项斗争。结果事情败露，马福益被捕处死，黄兴被迫逃亡日本。两年以后，即1906年12月，在秘密会党的策划下，湘赣边界举行了一次大的起义。
我们知道，这些起义的消息传到韶山，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06年的起义不是同盟会所策划的，事出孙中山和黄兴的意外。当时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立即派人前往联络。起义军坚持了一个多月，尽管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这次运动还是被镇压了下去。残酷的镇压使湖南的革命活动暂趋缓和，但也不过平静了两三年。
正是在这个短暂的重新组织力量时期，辛亥革命在长沙的未来领导人焦达峰、陈作新完成了学业，开始进行革命活动。焦主要在秘密会党中做工作，陈是新军中的一个尉官，两人都在辛亥革命前几年参加同盟会。1936年毛泽东没有把他们视为老练的革命者，而说他们是哥老会的代表人物，这说明毛很注意传统的造反势力（诚然，他当时看得比较简单，可能并不了解他们的背景或身份）。
当时湖南经济困难，有利于该省许多革命领导人开展革命工作。由于天灾，1910年发生米荒，米价上涨一倍多，但官府顽固地反对平粜。4月13日，一万多人聚集起来请愿，抚台表面上似乎听取了他们的申诉，实际上却派兵镇压，杀伤多人。群众怒不可遏，不顾士兵开枪射击，赤手空拳地冲进衙门，放火烧了官府。
诸如此类的事件，使农民因备遭困苦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1911年春，黄兴攻打广州衙门虽然失败，但在湖南以及全国，人们感到即将发生决定性的事变。在这种情况下，焦达峰和同盟会在湖北省的领导人进行接触，约定一旦武汉（在湖北省）或长沙首先举行起义，另一省的革命党人要在十日内相继发难，予以支援。1911年10月10日革命爆发，焦达峰原拟按约行事。长沙以省谘议局议长谭延闽为首主张共和的温和派有所犹豫，使起义推迟了几天，但湖南还是在革命爆发十二天之内发难响应。
毛泽东在向埃德加·斯诺讲起自己的生平时，对1911年10月22日事变作了十分生动的叙述。他说，在长沙城外打了一个大仗，工人在城内攻占城门，支援拥护革命的军队攻城。实际上，谈不上打了“大仗”。革命党人攻打的两座城门，其中一座根本未遇抵抗；焦达峰率部攻打的另一座稍遇反抗，但晓以民族大义后守军迅即投向革命。在城里，焦达峰、陈作新两位领导人一度准备联合攻打抚台衙门，但抚台发现其卫队无斗志，已从事先准备的在后墙挖好的洞中逃跑。当时的各种材料也未提到曾发生工人或平民起义；整个战斗任务由新军担任，为时很短，实际上没有流血。很明显，毛泽东像许多年岁大、阅历多的人回顾革命往事一样，对自己曾身临其境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仅仅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

斯图尔特·施拉姆所著的《毛泽东》是西方毛泽东研究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以往的“翻版说”与“异端说”都是不确切的。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首先从整体上讲，施拉姆研究毛泽东是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为线索全面展开的。从历史的的角度，施拉姆以马克思在中国的具体化为线索全面地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研究。如前所述，施拉姆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同经过改造的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相结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施拉姆着重指出：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毛都在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还认为，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放弃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自己长期坚持的正确的路线。这些观点，尽管有失偏颇之处，但的确发人深省，给人以启迪。

施拉姆教授著《毛泽东》这部政治传记，以较
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对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
直至“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革命生涯和思想发展进
行了比较系统的叙述和分析，与国外同类著作相比
，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值得一读。
我们在编译过程中对这部著作的成就和缺点，
对它的可供借鉴之处和不足之处形成了一些初步看
法。下面从几个方面简略地谈谈我们的认识和意见
，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一
一本具有科学性的政治传记，首先需要对传主
有一个科学的评价和认识。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晚年犯有严重错误。
如何对毛泽东作出客观的和公正的评价，不仅涉及
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也涉及如何理解中国人
民的感情。作者施拉姆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
毛泽东的分析不可能不受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
响，但作为一位学者，他能够尊重历史、尊重事实
，从总的方面来说，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作
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比如，作者在说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
作用时认为，今日之中国是经过半个世纪之久的革
命后诞生的，而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由既是理
论家又是革命家的毛泽东决定的。离开毛泽东，既
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也不能认识它的现状和
未来。
作者还认为，彻底改造旧中国，把中国人民中
蕴藏的无穷力量解放出来，恢复中华民族在国际上
应有的地位，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最大贡献。
作者还指出，毛泽东在中国的条件下运用马克
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为中国
革命指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独特道路，这是他个人
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
作者对毛泽东的这些评价，基本概括了毛泽东
的历史伟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中国
共产党在形成“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过程中
使用过的提法，用以表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
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施拉姆
使用这一概念，侧重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
主义同经过改造的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的民
族主义目标相结合的产物。他所谓的“民族主义”
是指这样一种思想：整个中华民族不仅是个重要的
历史统一体，而且是一种强大的历史进步力量；中
华民族的尊严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仅是反帝斗
争的旗帜，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极为重要的价值。施
拉姆相当重视这种民族主义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
中的作用，认为它是引导毛泽东走向真正马克思主
义的桥梁。他以西方习惯的思维方式强调这种民族
主义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中国共产
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理解当然有所
不同，但从整体看来，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具有中
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并充分评价毛泽东思想在中
国革命中的指导作用，这还是应予肯定的。
施拉姆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
造时期的活动持基本肯定态度，与国内研究者的认
识基本接近；他对于“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
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尽管有些用语较为尖刻，
甚至令人感到苦涩，但在总的方面是与我国学者的
认识相近的。
施拉姆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迫切的任务是迅
速发展经济，推进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完成这个任
务，应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以科学的务实精神，进
行细致的组织和管理工作。这样一来，战争年代许
多成功的经验就不适用了。因此，他不赞成“大跃
进”的急躁冒进和“文化大革命”在政治和思想领
域的极端做法，认为这是不适当地照搬指导战争的
某些方法，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
应当看到，《毛泽东》一书的作者对毛泽东晚
年的一些做法和观点虽然有一些偏颇之论，但他公
允地指出，不是毛当前的活动，而是毛的政治和思
想遗产及将来产生的影响才是判断毛历史地位的决
定因素，并且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作了合乎中
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预测。一个西方学者早在1967年
就能有这种认识，应当说是不容易的。
二
传记作品的学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
中的史实是否准确、资料是否翔实。
我们看到，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作者比较认真
地进行了资料收集和考证工作。例如，他为了核实
毛泽东抗战时期的一句话，曾多次同埃德加·斯诺
书信往来，终于挖掘出斯诺及其夫人当年的一些笔
记和文稿。
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广泛利用了西方、苏联
、日本和台港研究毛泽东和中共党史的著作和回忆
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斯诺的《西行漫记》和《中
国的新西北》、陈志让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艾伦·惠廷的《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年》、
康拉德·布兰特的《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诺思
与尤丁合著的《罗易赴华使命》、诺思的《莫斯科
和中国共产党人》、鲍罗廷的秘书维什尼亚科娃一
阿基莫娃的回忆录《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 1927）
》、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
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萧祚良的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
1934）》、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
1950）》，以及海伦·福斯特·斯诺和史沫特莱等
人的几十部著作。其中许多著作在我们国内尚无正
式译本，它们有的提供了具有相当价值的第一手材
料，有的进行了独到的研究。作者以广泛的资料为
基础，才得以对毛泽东前期的一些活动作出比较可
靠的分析。
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和思想发展是个复杂的过程
，要准确地反映和分析这个过程，除了参考各种研
究著作和回忆录外，最重要的当然是研究毛泽东本
人的著作。我们看到，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比较扎
实的工作。他除了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中文版
和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外，还参阅了毛泽东在《
新青年》、《湘江评论》、《向导》周报、《红色
中华》、《中央政治通讯》、《中央军事通讯》、
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新中
国成立前各解放区出版的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和
流传出去的国内尚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在党内的一
些讲话。
对于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对于有关著作中的不
同说法和观点，作者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进行
了比较、鉴别和考证。例如，对于张国焘在其回忆
录中的某些说法，作者就力求利用各种旁证材料进
行分析和批评。据粗略统计，书中对一些观点和史
实加以比较和说明的脚注就有三百余条，对于澄清
国内外的某些误会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虽然作者在史实考证和文献分析方面不无失误
，但总的说来，比较丰富的资料和比较严谨的考证
，是《毛泽东》一书前半部分的显著特点。
……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既是爱国
主义者，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考虑问题、制定政策，既从本
民族利益出发，也要兼顾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因
此，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同民族利己主义者有原则
上的不同：作者在分析一些国际问题时，往往淡化
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形象，过多地把他
描绘成民族主义者。这种情况在书中比较明显，当
然是一个较大的误解。
作者在书中还多次提到毛泽东的某些文稿的修
改问题，并对此颇多非议。
我们知道，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章历来持严谨态
度。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他发现自己的
文章中有不妥当或不完善之处时，总是尽可能利用
一切机会进行修改和补充，力求以最完美的形式把
自己的著作奉献给读者。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
泽东选集》就是按照这种态度编辑的。选集中的有
些地方由作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文
章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选集中的各篇著
作都由作者亲自校阅过。从当时出版《毛泽东选集
》的要求来说，主要是为了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
毛泽东思想和学习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
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提供一个基础读物。
因此，这样的编辑是有其必要性的。至于对研究毛
泽东生平和思想的专业人员来说，仅仅依靠这个选
集显然是不够的。不仅毛泽东的许多文稿没有被收
入选集，收入的有些文章也与最初发表时的原始形
态有所不同。这就需要研究者们去做专门的研究了
。好在被收入选集或未被收入选集的毛泽东的不少
文稿，在党内外的一些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研究人
员要找到这些文献不是太困难。因此，毛泽东修改
文稿，从基本方面看，不存在要把自己打扮成“一
贯正确”之类的问题，更谈不上要欺骗舆论、蒙蔽
世人等等。当然，那时的编辑工作从技术处理方面
说是有缺点的，再加上后来对毛泽东文献的管理逐
渐严格起来，给研究工作也带来了很多不便。应当
指出，在“左”的思想发展起来之后，对《毛泽东
选集》的有些原稿或未被收入选集的文献采取的许
多不正常做法，是与毛泽东修改文稿、出版选集时
的初衷相违背的。毛泽东修改文稿造成的社会影响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应做具体分析，不能把
他严谨的科学态度误作不纯动机加以指责。当然，
现在看来，如果在《毛泽东选集》中给那些做过重
大修改的文章作出较为详细的说明，并注上原文初
次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会使读者和研究者感到方便
许多。这是编辑文献的一个重要的教训。此后出版
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已在这方面有了改进。
以上看法，是我们一些不太成熟的意见，有的
可能不正确，欢迎广大读者指正。
《毛泽东》一书写在五十年前。五十年来，中
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民正在为建设文明、民
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英勇奋斗着，理论界对
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石仲泉 张宁 杨德

《毛泽东》是一部史料丰富、论证客观、立场公允、观点权威、文笔优美的毛泽东传记，是值得研究人员、普通读者认真阅读并学习的经典之作。
作为国际知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以丰富的历史文献为基础，采取审慎的态度广泛利用国内外研究毛泽东和中共党史的著作及回忆录，讲述了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直至”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革命生涯，并从历史的角度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中共党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施拉姆能够尊重历史一尊重事实。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试图揭示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同莫性格结构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