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晚清的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他又是公认的晚清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曾国藩可谓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有争议的人物。肯定之言，说他“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其成就“震古铄今”，是个“完人”。否定之言，说他不顾“民族大义”，是“吾祖民贼”，“民族罪人”。董丛林著的《曾国藩传》定位于学术性的历史人物传记，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基于扎实的史料基础，注意对材料的审查辨析和合理解读，作者力求不仅“形似”更要“神似”的对传主的一生进行展示。

董丛林，1952年出生，河北盐山人。历史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直供职于河北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大学。任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晚清湘淮集团群体及要员为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出版《曾国藩传》《胡林翼政迹与人生》《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等十余部著作；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吴汝纶弃官从教辨析》《胡林翼与湘系势力的崛起》《领袖导向与湘淮系势力的异流》《“迷拐”“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晚清三大军政集团的“环链关系”说略》《张之洞与袁世凯比较论》等一百多篇论文。

引言 并非蛇足的“务虚”
第一章 终于登龙门
一、“神虬”惊梦故事的寓意
二、“蟾宫折桂”的拼搏之路
三、家门琐事亦堪品
第二章 京官岁月
一、学事的转向与进境
二、检身入圣的追求
三、在升迁的顺境中
四、贵而“不富”，亦乐亦苦
第三章 “赤地新立”创湘军
一、“全孝”与“抒忠”之间
二、“曾屠户”的凶残与尴尬
三、“移花接木”的魔术
四、“魔术”机妙有续篇
五、从坚忍待机到建旗出征
第四章 颠连楚、赣间
一、出师未捷身“险”死
二、武昌胜局喜与忧
三、湖口惨败几绝命
四、孤穷困厄到极峰
第五章 “涅槃”复出后
一、机权之变
二、弟死三河多惊疑
三、“爱民”与“饬军”的俚俗宣教
四、羽檄交驰不废学
五、纳幕李鸿章
六、援川未果改图皖
七、助“老亮”脱难之局
第六章 日趋中天督两江
一、局势转捩下的受命
二、险棋一着困祁门
三、面对“勤王”的召唤
四、在关键的安庆之役中
五、惊闻“哀诏”与痛失挚友
六、“东援”成就李鸿章
七、在“借师助剿”的事局中
八、“英英群彦满樽前”
第七章 拼得血火没天京
一、为破“逆都”苦运筹
二、闻捷巡阅百感集
三、显荣与隐忧
四、“流水高山心自知”
五、侯门能持“勤俭”风
第八章 挂帅“剿”捻威不再
一、勉强膺任下的筹策
二、帅符“法力”何失灵
三、“圣地”之行
四、曾李瓜代之局
第九章 移督畿辅的日子里
一、阔别重赴京都日
二、举政力难再从心
三、劝学士群与督教儿辈
四、津门教案陷难局
五、交接之际授“锦囊”
六、桑榆家门事
第十章 回督两江后的短时苟延
一、复审奏定“刺马案”
二、洋务梦里已有年
三、百事未毕残烛灭
尾声 身后不寂寞
主要征引书（文）目
后记

并非蛇足的“务虚”
历史长河，滚滚滔滔，吐故纳新，承前启后。
于今我们回溯一百几十年前的史迹，岂不已有隔世沧
桑之感？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在内忧
外患中极力挣扎甚至梦幻“中兴”之际，“时势”造就出
的一班所谓“中兴名臣”，在那段历史上也确实演绎了非
同寻常的社会和人生“大戏”，既反过来影响“时势”，
同时也塑造个人。本书传主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个最为典
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为这样一个人物作传，在审视其
本身的同时，也能连带地看其所属群体，察览世态，自然
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业已逝去多年的传主而言，当然只能通过史料中
介去认知他。关于其人的史料遗存可谓数量丰富，质亦较
高，于此有着良好的成传条件。并且，因为其人的身份地
位、社会角色和人生特点，不管对他的认识曾有的反差和
现存的分歧有多大，他总会成为世人所经常关注的对象，
少有真正淡出视野的时候，甚至时或成为“热点”。就关
乎其人的论著而言，“古”往今来，可谓夥矣！除时人所
作，我们可视为“史料”而外，即使今人之作亦复不少。
平时尽量搜罗阅览，从中受益。之所以不揣浅陋，还敢再
添其一传，是鉴于传主实在是个复杂多面的人物，所留历
史信息资源丰富，审视和解读的空间广阔而回旋余地颇大
。虽说作“全传”决不能略其“大面”（这是一般都能注
意到的）而专挖偏角，但觉得不管是从总体立意还是具体
操作上，还都是有“新”可求的，故有此一试。
曾国藩由一个传统士子，历经多年寒窗，得以登科入
仕，又终成举足轻重的大员，军务、政事自然成为他履历
中的要项；然而，读书向学又是其终身不泯的倾心挚爱，
即使在戎马倥偬、政事繁复之际也难舍难弃，在学术、文
化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他身处官场政坛，牵连于复
杂的人际，终不能不顺应“官道”，取法权变；但他一直
又注重修身养性，以“进德”刻刻自励，成为当年这方面
的一个“典范”。他为朝之重臣、邦之梁柱，身属君国，
志存“公忠”；而对身家之事也常萦心头，既有的放矢地
力持齐家之道，又殚精竭虑于自身和家人的安危祸福，如
此等等。在那个年代，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也许可谓官
僚士大夫们的“通箴”，但真正像曾国藩这样，在相关各
事上都留下系统言说和践行实迹的“全才”并不多有。或
可以说，他是那个“畸形”王朝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
人物，在政事、军事、人事、德事（修身）、学事、家事
等方面，都有值得关注的表现。而这些事项，又可综合归
纳人“社会”和“人文”所属的两大门类。窃以为，无论
忽略哪一个门类和事项，都难得见其人全貌。
进而想来，上述举及的诸多方面，岂不是构成了一个
相“辅”相成与相“反”相成并存的复杂的矛盾体吗？其
实，在曾国藩身上，“矛盾”现象是非常凸显的。这除在
上列事项中可以体现外，再譬如说，他既是传统的卫道士
，又是洋务新政的先导之一；他既残酷无情地镇压起义民
众，又绝非纯然欺饰地鼓吹“爱民”之道；他既看重人为
奋斗的作用，又摆脱不了天命、迷信的困惑……面对这一
切一切，无疑需要我们正视矛盾，辩证分析，如实而又合
理地揭示其人的这种复杂情状。就此而言，由表及里地体
悟其人的精神韵致也非常关键。这一点，似乎可以从“画
论”中获得灵感，而其“形”“神”关系之论，应该是最
值得揣摩的奥旨深含之点。古今这方面的言说可谓多矣，
不必烦琐地引证原文了吧，从其要旨上体悟，似可概言：
形神相依，不能截然分割，但两者又相对独立，有层次上
的低、高和把握上的易、难之别，应求取以形写神，由形
传神，形神兼备，神超乎形，以神摄形。作画如此，那么
，借鉴到写人物传记当中，“形”、“神”当为何指？似
可谓，“形”者，乃“静态的表象”；“神”者，则为“
内在的韵致”。本传当中，为了做到由“形”入“神”，
复活传主“内在的韵致”，故而特别注意“心态史”方面
的探察，以及关键细节上的发掘，还有基于史实和逻辑规
则的合理推演。
人物研究自然包含价值取向，所谓“评价”，或可视
为研究中的要素之一，然而，又绝非唯一，似更不应作为
最紧要的指归。不妨从一个例子引申来说：当年梁任公交
代他写《李鸿章传》的立意，说传主“为中国近四十年第
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
；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这显然
是鉴于李鸿章其人的历史地位，要把为他所写之传，作为
知其人与察其世双向贯通的一个“中介”。故梁氏言其所
作李传，“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而书成
之后，又有《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的别名。想来，尽管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世时间上的先后、长短不同，具体履历
有异，但他们同属梁任公所谓中国近世史上的“第一流紧
要人物”，当无问题。因为他们有这等历史重要性，不了
解其人，就难知晓其世；同样，不了解其世，也难真正认
识其人。既然如此，我们岂不该把为之作传，既作为察其
世相的一条引线，又将与之连带的世相作为凸显其人真貌
的必需背景？若是如此，那么，给其人戴顶什么“帽子”
，作个怎样的“鉴定”，也就是不必刻意追求的事情了。
窃以为，简单地胶着于“评价”，自会障碍研究的深入，
甚或陷入迷误的泥沼，那种“贴标签”、“跳两极”、“
压跷跷板”之类的滑稽游戏，起码与此种迷误不无关系。
本书的写作中对此保持应有的警惕，将着力点放在具体地
揭示人物的言行、心理表现和相关社会情状上，总体上尽
量淡化“评价”，寓“评”于“述”。当然，也决不排斥
和回避结合历史情节的具体“评论”，将“论”与“述”
的有机结合和融通作为基本手法之一，即使稍带一点“评
传”的味道亦未尝不妥，只是力戒空泛玄虚的、生硬武断
的、尤其是非学术语境的“政治鉴定”式“评价”而已。
本书定位于学术性的历史人物传记。秉持实事求是的
原则，立基于扎实的史料基础，注意对材料的审查辨析和
合理解读，对传主作不仅“形似”更要“神似”的展示—
—这是本传写作的最基本立意。同时，也不忽略表现形式
上的用心。就结构布局而言，鉴于时序是事物最为基本和
自然的发展线索亦逻辑线索，故此传以接续的“时段”来
设计“章”序，而每章所含的若干“节”（未出现“节”
的字样，以数字一、二、三……表示），其内容可谓分属
不同的“事类”，大多“节”所述事体，基本上就在所属
“章”的时段之内，但也有些“节”的涉事内容需要前溯
后延，有所穿插、跳跃，以求集中，不宜拘泥。这样，即
在主线上依从了时序，又可避免“流水账”式的散乱杂陈
。文字上，则有追求典雅而又活泼灵动的努力，相信“言
之无文，行而不远”的古语诚有至理。其实，曾国藩之辈
堪称文字高手，故本书中特别注意精选引录原文，这当不
失为原汁原味“原生态”地展示相关情境的必要手段。
以上算是关于拙著写作立意的一番交代。当然，笔者
深知，立意的追求并不等于实现，作如此交代的目的之一
，便是为给尊敬的读者审查赐教提供参照。
自信并非蛇足的“务虚”话语就此打住，接下来就让
我们“入实”地具体观摩传主在那个特定舞台上的“表演
”，同时也不忘追踪他隐深之处的心路。

董丛林著的《曾国藩传》讲述了曾国藩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涉政事、军事、人事、德事、学事、家事……蕴涵丰富，意味隽永，堪称得——社会资鉴录、人生教科书。
曾国藩由一个传统士子，历经多年寒窗，得以登科入仕，又终成举足轻重的大员，军务、政事自然成为他履历中的要项；读书向学又是其终身不泯的倾心挚爱，即使在戎马倥偬、政事繁复之际也难舍难弃，在学术、文化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

尽管将晚清湘淮派系及其典型人物，作为自己的侧重
研究领域之一已有多年，于此也有系列论文和著作问世，
但本传记的写作，还是完全缘于人民出版社的惠约。对社
方，对具体玉成此事的乔还田、陈有和、陈鹏鸣、于宏雷
先生，深怀感激之情。尤其是乔先生的时常督导和具体指
教，更是拙著完成不可缺少的助力；责任编辑于宏雷先生
对本书稿精心审正，费心操劳，自当铭感！
本书写作承约有年，其间因有必担的教学工作和其他
科研事项，未能按预想集中整段时间一气呵成，既为之抱
愧，又深感乔先生和社方的宽限之惠。
本书写作过程中，亦得苑书义、陈振江先生和其他诸
多师友的关心，自当以学术上的更加努力回报。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本书从自己的旧作《百年家族·
曾国藩(家族)》中择用了少量文字。该书十年前由台湾立
绪文化公司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分别出版繁、简字体本，至
今合同约期已满，自可另用，但还是应向尊敬的读者交代
明白。
作者 董丛林 谨识
2011年1月

二、“蟾宫折桂”的拼搏之路
竟希老人的“吉梦”似乎没有白做，小宽一以其日后的造化给以“验证”和回报。再准确地说，正是因其日后的造化，对本来属附会的神异之说有了承而当之的本钱和资格。假如说他终生为一介株守山隅的小民，这种神化其人的谈资岂不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空幻？当然，大到一个社会，小到某一个人，其历史都不能假设。对于曾国藩来说，既定的事实是他毕竟为大有“造化”的人物。
纵观曾国藩的“造化”之途，也并非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而是曲直相间，崎坦并存。既有常规的水到渠成，又有奇径上的鬼使神差；既有成败昭然、祸福分明的不易之局，又有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歪打正着。而无论如何，及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桃红柳绿的时节，二十有八尚未及而立之年的曾国藩，跳过“春闱”龙门，站在进士这最高一级功名的台阶上，拥抱了蟾宫折桂的多年梦想，是他“造化”之途中的至为关键的一阶。因为，由此他作为国家“抡才大典”中优胜而出的凤麟之选，取得了正途入仕的高级入场券。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回顾和体察一下，他是怎样一程程地走到了其人生旅途中的这样一个界碑。
当曾麟书尚在乃父的严督下孜孜苦读的时候，稚子宽一就开始了他正式入塾学习的生活，时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岁之时，请的是一位姓陈的先生，专门做他的问字师。竟希老人是这年十月间去世的，生前他有幸目睹了自己所钟爱孙儿的入塾发蒙，想必已是对他的莫大安慰。
这年已二十有七的曾麟书，已经有过多次参加童试而不能获售的经历，面对儿子都已入塾自己尚学无所成的事实，不好再专一读书，便考虑做一份与学事有关并且于家计有补的工作，来年即创设了一所名曰“利见斋”的塾堂，招收了十来名孩童教读。曾麟书既已自行立塾，陈先生也就辞席告退，小宽一遂就学于乃父。曾麟书则一面教书，一面自学，并没有放弃继续入闱一试的努力。
曾麟书自己的学业上难进佳境，教读他人似乎也无甚妙法高招。但就教习初入塾堂的稚童来说，学力上自然还算绰绰有余。并且他做事情有股认真和耐心的笨功夫，教书亦然，尝对生徒言：“吾固钝拙，训告尔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对别人家的孩子尚且如此，对自己的儿子自然更不会例外。据曾国藩自己忆述，当时父亲对他“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真可是达到了随时随地、不厌其烦督教的地步。何况，小宽一的资禀应该说高于一般的儿童，又得乃父亲自督教之利，所以在同学中就越来越有出众的表现。
检视曾国藩当年的学习进程，到九岁的时候，即“读五经毕，始为时文帖括之学”，也就是说开始学习作应科举考试的八股文了，并且还颇见“文以载道”的悟性。有记载说，他十岁上国潢弟出生，父亲笑着对他说，你现在有弟弟了，就此作一篇时文吧，出的题目是《兄弟怡怡》。父亲看了他写就的文章“喜甚”，曰：“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及至十四岁上，竟因他诗赋才华为人欣赏而获订婚。事情是这样的：衡阳籍的乡绅和馆师欧阳凝祉（号沧溟）与曾麟书友善，来曾家塾堂，见到其家公子哥所为试艺，“亟赏之”。得意的曾麟书又请欧阳氏当场命题试诗，曾公子即席出赋，欧阳氏览而惊叹：“是固金华殿中人语也！”于是便择定了这位少年东床。也就是这年间，曾国藩跟随父亲到长沙第一次参加了童试，这是他入闱应考的开始，其结果是父子双双落选。
此后的几年中，曾麟书起码曾两度改馆，一次是设名曰“锡麟斋”的同族塾堂，另一次是到邻近的石鱼百鲁庵设馆，曾国藩都继续从读。这期间，又修习了《周礼》、《仪礼》，并兼及《史记》、《文选》等课程。他学业上不断长进，实际上比之乃父已不为逊色了，曾麟书充当业师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便考虑让他外出深造，并且要脱离私塾而进入书院。
在当时的教育设施中，书院应该说是高于私塾的一个类别，并且，其性质上也比较特殊，具有介于官学与私学之间半官半私的一种模糊属性。它不同于官方体制内的各级儒学，但与官方有又有密切联系，往往由名绅名儒领办，并且官方通过对其主持者和师生的督查、考核、奖惩等相关措施来进行控制，特别是科举指归的诱导，使得书院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官学教育和科举制度的附庸。当然，也有些书院能保持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术和学风特点。总之，当时书院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在办学层次上更显分轩轾，湖南的情况亦颇典型。
道光十年（1830年），正值弱冠之年的曾国藩，离乡到邻县衡阳唐翊庭氏所办的“桂花轩”书屋就学。或说它即属书院，或说亦是私塾。无论如何，曾国藩毕竟走出了自家和乡族的塾堂，改变了偌多年间只在当时连生员都不是的父亲身边从读的境况，起码也可以算是他“出塾入院”的一个过渡。在这里任教的是一个叫汪觉庵的先生。从日后曾国藩对其人表示礼敬和推重，并且赞同自己的弟弟也跟从学习的情况看，汪氏当是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