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何时能跨越美国？人民币如何成为世界货币？我们该换点儿美元吗？
从经济政策到投资选择，理解国际货币体系、世界经济形势重要的必读之书。关于世界经济重要的书籍之一。
“二战”后，现代社会的全球经济基本规则和制度安排正处于改革和尝试期，《时运变迁（世界货币美国地位与人民币的未来修订版）（精）》作者保罗·沃尔克即为战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策制定和国际谈判的两位核心参与者。作者回顾了诸多世界经济事件，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到崩溃，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再到几次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货膨胀。除此之外，本次再版，作者也增加了对当前世界经济趋势的解读。深入了解战后世界经济的历史，对思考目前全球化面临的问题、世界货币动荡、人民币的地位和未来、以及居民个人的资产配置选择都有启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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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一章 新的世界秩序，“二战”后的格局
第二章 20世纪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丛林时期
第三章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第四章 浮动和放任自流
第五章 协调行动的尝试
第六章 控制通货膨胀
第七章 应付拉美债务危机
第八章 制服超级美元：广场协议
第九章 经济管理的更多探索：卢浮宫协议
第十章 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还是一个新的民族主义
第十一章 走进不确定的时代
附录一 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附录二 债务危机评述
词汇表
1944—1989年国际货币关系年表
附表
书目提要
主要人名中英文对照
译后记

《时运变迁》是国际货币体系，更宽泛地说，
甚至是世界经济方面已问世的最重要的书籍之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现代社会的全球经济基本规则
和制度安排正处于改革和尝试期，本书作者即为当
时政策制定和国际谈判的两位核心参与者，从而提
供了理解当今世界形势，及协调货币失调和外部失
衡可能的最佳方式绕不开的背景条件。失衡问题始
终困扰着所有的大国，既包括这一体系的传统领导
者如美国，也包括未来的新兴领导者如中国。尤为
值得称道的是，本书在以下四个方面别有助益。
第一，《时运变迁》展示了见证者直接观察到
的，在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世界里的主要大国，当
时在努力维护繁荣和稳定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
列关键转折点。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从根本上
终结了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并开始采用
目前主要通行的浮动汇率制度。1978年的波恩峰会
启动了“火车头战略”，尝试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
协调努力。1978年后期的美国，其美元保卫计划，
揭开了世界强势货币会像任何其他货币一样崩溃的
真相，但同时也可能避免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经
济“硬着陆”。1985年的广场协议，代表着迄今为
止国际经济合作的巅峰，并成功纠正了时人眼中自
“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失衡。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
实施了货币目标区的新制度，虽然只维持了很短时
间，却是力求回归较稳定货币体系的大胆尝试。两
位作者沃尔克和行天丰雄，详尽描述了所有这些事
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他细节，其中不仅包括他们经
济方面的考量，也涵盖了其关键的政治立场。
第二，沃尔克是20世纪后半叶最杰出的经济学
家、政治家，本书则是他出版的作品中，最接近其
自传的一本。通过两桩改变世界及其本国经济路径
的不朽功绩，沃尔克为自己赢得了偶像地位。凭借
其臻至完美的技术和勇气，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在
1979－1980年扭转了美国的货币政策，并制服了连
续三年保持两位数、令美国部分利率突破20％的通
货膨胀。他的胜利，让美国经济恢复了稳定，从而
为其后二十年的美国繁荣和大缓和奠定了基础，迎
来了全球经济的空前盛况，同时也成为重建对美元
的信心，以及因应的国际货币安排的前提。由沃尔
克执笔的本书相关章节，十分引人入胜。
本书关于沃尔克另一项壮举的章节也同样精彩
，即最终成功应对20世纪80年代席卷拉美的债务危
机。那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和美国银行体系造成了破
坏性威胁。它要求沃尔克及其国内、国际同事，在
国内反通胀和国际金融紧急状态的处理之间，具备
自由切换的娴熟技巧。
第三，行天丰雄和沃尔克均断然否定了广泛存
在却完全错误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国际合作的努
力，尤其是广场协议，导致了日本经济在90年代初
期的衰退，乃至此后其“失去的二十年”。关于这
个问题的争论至今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度，特别是在
牵涉到中国，以及中国是否应该同美国、其他国家
合作以纠正全球失衡与汇率失调的情况下。那时，
日本是主要的顺差国，是美国和其他国家贸易政策
抗议的主要对象，一如今天的中国。行天丰雄作为
内部人士，其对日本的政策反应及其后续演进的解
释，应当被研究这一问题的所有学人划为必读内容
。乘着回顾过去三十年的东风，关于上述过程的进
一步分析，可参阅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最近出版
的《国际货币合作：广场协议三十年后的教训》
（InternationalMonetaryCooperation：
LessonsfromthePlazaAccordafterThirtyYears）
。该书由我本人和拉塞尔·A。格林，在广场会议的
组织者和领导者——前财政部长詹姆斯·A。贝克三
世主持并发表讲话的会议基础上编辑而成，其作者
囊括了许多当时谈判和制定广场协议的美国和日本
官员。
第四，本书的副题是“世界货币、美国地位与
人民币的未来”。这一主题与今天的中国直接相关
，因为人民币正在谨慎却不失稳当地迈向全球关键
货币的位置，而且在这一点上，极有可能走得很远
，纵然是昔日的日元也难望其项背，尽管日本的经
济实力在《时运变迁》跨越的时段里飞速提升。曾
经，日本为保持其巨额经常账户顺差，一度操纵本
国汇率，挑起了美日间的争论。这在本书中有详述
。对许多人而言，此类情形很像老生常谈，毕竟过
去十年，美中之间的交锋都被他们看在眼里——关
键的差别是，中国拥有十倍于日本的人口，其超越
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时间点也将提前（如果
还没有超越的话）。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非官方专
家固然已经研究了日本的相关历史，但行天丰雄作
为内部人士的反思，以及沃尔克在此基础上的评论
，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那段重要历史时期透露出来
的讯息。
《时运变迁》的写作时间，与其著述的重大事
件发生时间较为接近，可能恰恰由于这个原因，对
希望理解当今世界经济关键成型期的读者而言，它
可谓必读之书。而中国的官员和其他人，如果在面
临本国国际实力和责任上升挑战的同时，也对如何
与美国在这些议题上打交道感兴趣，本书的价值将
更为突出。我很高兴，今天这本书能在中国出版，
愿它获得应有的广泛关注。

美国经济活力之父——保罗·沃尔克最接近自传的回忆录！沃尔克是20世纪后半叶杰出的经济学家、政治家，《时运变迁（世界货币美国地位与人民币的未来修订版）（精）》则是他出版的作品中，接近其自传的一本。
国际经济、货币格局的历史亲历者、决策者的第一手宝贵资料！作为历史的直接参与者、见证者，沃尔克和行天丰雄在本书中直接展示了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世界里，各国共同经历的一系列经济事件关键转折点的幕后真相。
两位作者均断然否定了广泛存在却完全错误的观点，还原历史真相对理性分析当下形势有积极意义。
对人民币如何成为世界货币等现阶段与中国经济相关的话题，两位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人们习惯于从历史中寻找经验和教训，所依据
的历史是否真实因此尤其重要，这决定了那些得出
的经验和教训是否有价值，否则容易步入歧途、误
导民众，甚至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这是我翻译《
时运变迁》的初衷，即从亲历者那里了解真实的历
史。本书出版两年来，收到不少读者及朋友的反馈
，自己也多次翻阅，本次修订正是修改此前版本中
的生涩和错误，使得阅读更顺畅。另外，从不同途
径了解到，北京大学有的专业将《时运变迁》作为
指定课外读物，希望修订版能达到教科书的效果。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中国不曾参与战后国际经
济体系、规则的讨论、谈判，这是一个难以弥补的
缺失，相信其影响可能还会持续。我在今年6月拜访
行天丰雄先生时提及，如他这样的亲历者对日本的
价值，并不亚于数以千亿计的美元储备。正如一位
欧洲朋友所言，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并不是如空
气一般自然存在。客观了解相关历史，对中国是一
件好事。这是《时运变迁》及《管理美元》的价值
所在。重温《时运变迁》，回顾战后国际经济体系
的发展演变，对认知当下世界格外重要，因为国际
形势的发展已然超出了经济的范畴。我因此邀请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副教授张健先生（
曾人选北京大学“十佳教师”）为新版写序，读者
可以更理性地了解和认识世界秩序和规则的意义。
关于中国经济，我在2018年之前的一些分析似
乎正在被验证（包括《时运变迁》第一版时的序言
《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要读＜时运变迁＞》，以及
译后记《＜时运变迁＞，我推荐了十年》，有兴趣
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对主要资产布局于国
内的投资者们来说，这很难说是一个好消息。在
2018年3月中美贸易争端爆发之初，有二级市场投资
者从股票投资的角度不屑于贸易争端的讨论，相信
股市随后三个月的走势让其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
济的处境及对投资者情绪的影响。
就中国与世界、中国货币与美元的关系，溯及
更久远的历史可能更有意义，有助于我们将碎片化
的认知系统化，因此，在《时运变迁》和《管理美
元》之外，我最近翻译完成的《通胀螺旋》和《抗
战外援》对所有中国读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非
常荣幸的是，中信出版集团总编辑乔卫兵先生说，
“这（后）两本书很有价值”。我跟他笑称，可以
用这句话作为推荐语。
不少朋友说，这四本书“填补了一些空白”。
对于译者而言，这应该算是最大的褒奖了，翻译的
辛苦因此也值得。我个人认为，策划、翻译这四本
书，是我工作经历中最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四本
书的内容均涉及影响世界格局、国家命运的重大事
件，因此也将这四本书称为“时运变迁”书系，希
望读者在专业和历史之外，发现更多的价值。看货
币变迁，看国力起落。
《时运变迁》的翻译、出版首先要感谢保罗·
沃尔克和行天丰雄两位老先生。时至今日，在遇到
不解的问题向沃尔克先生请教时，都能得到他的回
复；每次见到行天丰雄先生，除了能听到他对中日
两国经济的分析，还能听到他经历的很多趣事，受
益良多。最近一次见他时，他不无歉意地说，“‘
时运变迁’这个题目原本要表达的是美国的衰落、
日本的崛起，但我和沃尔克在书中的判断都错了，
美国并没有衰落”。沃尔克先生也曾对我讲过：《
时运变迁》写作之前，世界流行的是《日本第一》
，等《时运变迁》出版之后，形势就变了。另外要
特别感谢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原国际经济
研究所）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滕先生。邀请他给
《时运变迁》和《管理美元》两本书写序，他都欣
然同意，读者因此得以将这两本“历史书”同当下
结合。就在今年6月底，伯格斯滕先生还亲自写信邀
请我翻译他刚刚出版的一本书，难得的荣幸。他目
前还是美国总统贸易政策和谈判顾问委员会成员，
其言论（包括这两本书里的序言）值得关注。
感谢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傅蔚冈院长、中
国人民银行的王宇局长，感谢三叉戟读书会的朋友
们。同你们的交流是我完成这项工作的动力。
感谢中信出版集团的潘岳副总经理和乔卫兵总
编辑的信任，这四本书能够在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确拜两位领导的推动，我个人的运气，也是读者的
幸事。感谢沈家乐副总编及策划编辑宋冬雪，以及
《时运变迁》初版时的李楠副总编及编辑刘绚。在
目前的市场环境下，编辑、策划、发行一本书的辛
苦，在做过之后才能真正体会。
感谢天云文化同人们的支持，原本只是为了了
却自己的一个夙愿才翻译《时运变迁》，而今完成
了四本书。在“迪斯尼”“小猪佩奇”之外如此大
的跨界，没有给大家带来太多的违和感，全仰赖于
各位的包容。精神食粮不分长幼。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们。翻译耗时、耗神、耗力
，没有她们的理解和支持，断然做不了这项工作。
每每在女儿问我“爸爸，你工作完了吗？”时，我
都会自言自语：真是一份苦差事。想到将这些书作
为给她们的礼物，稍稍释然。
即便修订再译，错误仍然难免。如果发现错误
，可通

研读国际货币事务变化中两位亲历者保罗·沃
尔克和行天丰雄的论述，对理解当前国际金融体系
所面临的问题和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可行路径
大有补益。
——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国家外
管局原局长
沃尔克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厥功至伟
，这本书翔实记录了他的思想和充满勇气的行动，
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
——乔治·舒尔茨，美国前财政部长、前国务
卿
《时运变迁》是国际货币体系，更宽泛地说，
甚至是世界经济方面已问世的重要的书籍之一。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现代社会的全球经济基本规则和
制度安排正处于改革和尝试期，该书的两位作者即
为当时政策制定和国际谈判的核心参与者，从而提
供了理解当今世界形势，及协调货币失调和外部失
衡可能的最佳方式绕不开的背景条件。
——C.弗雷德·伯格斯滕，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后世界经济最基本
的制度支柱，即使在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黄金与美
元脱钩从而结束了该体系的经典存在形式之后，也
仍然深刻影响着自那以来的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事
态。可以说，不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没办法理
解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的来历。而常言有道“鉴往
知来”，若想在面对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未来时少
：点迷茫，从《时运变迁》开始，也未尝不是一个
上佳的选择。
——张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北
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如今，经历了汇率波动和金融市场混乱，对美元的国际稳定和黄金价格固定的承诺，无论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都难有昔日的说服力。当然，美元可能需要贬值，抑或可以启动黄金价格调整这类想法在财政部看来并不体面。其他机构也有差不多的认识。这一态度显然不只是经济理论问题。捍卫美元，与其说是负担，不如说是荣誉，是关系到美国威望、国际领导地位和责任的荣誉。
在肯尼迪上任后的几周内，新政府就国际收支问题有一个表态，其后有一系列的相关表态，主旨都是一样的。其要点现在听起来过时，但在当时被广泛接受：保持我们的国际收支处于平衡、维持美元汇率和“不容改变的”黄金价格极其重要。当美元受到威胁时，政府甚至准备控制普通公民个人和私有企业的资本流出，而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所允许的。
同现在一样，当时更重要的问题是对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影响。美国刚刚于1958年和1960年经历了两次经济衰退，而总统在大选期间的焦点话题是其“让国家重新运转起来”的承诺。经济衰退留下的遗产是价格近乎稳定，因此迫切需要采取经济扩张措施。但货币政策已经宽松了，考虑到不能引发对我们稳定美元承诺的严重质疑，货币政策的腾挪空间因此受到了限制。国际市场主要对短期利率敏感，而长期利率更多地影响国内市场。在鲍勃·鲁萨的大力推动下，美联储和财政部互相配合，通过在短期市场集中新增融资，同时回购长期政府债券，努力“扭转”（twist）收益率曲线。这种努力在改变收益率关系方面是否真正成功，之后引起了强烈争议。大多数经济学家后来发现，其效果非常有限，我同意这一判断。但在政府内部，这种积极尝试缓解了一些要求更大力度地宽松货币政策的压力，而且当经济有所好转时，也减少了对美联储采取适度紧缩政策的担忧。
财政政策，特别是减税，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视为一种更有效的刺激经济的工具。为刺激投资，新政府在第一年（我还没去财政部）就采取了投资税收减免和允许新设备加速折旧的办法。沃尔特·赫勒和其他人力推尽早大幅削减所得税。这在财政部引起了担忧，特别是在1962年经济似乎面临停顿危险时。我当时在财政部负责经济预测。作为财政部的工作人员，我与经济顾问委员会及预算局的同事们观点一致，认为经济未必会下行。而部长狄龙则坚决反对提早行动，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将减税与重大税收改革相结合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明智的，但税收改革需要时间筹备。
与此同时，财政部无疑更愿意通过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就财政政策而言，则更倾向于降低所得税而不是增加开支。个中道理在当下已不陌生：降低利率会损及美元对外价值，而减税有助于刺激投资、提高效率。1962年秋，我花了大量时间与乔治．福勒一起准备在国会陈述的材料，好为减税计划公开辩护。令我兴奋的是，我的看法与近20年后里根政府的很多观点极为类似，尽管它们是用凯恩斯主义的口吻。我在一些草案中甚至提出了这种可能性：基于当时的特殊形势，因税率降低而损失的大部分或全部税收，都可以通过相应的投资增加和经济增长弥补。那些老道和聪明的决策者认为这种想法过于激进，不会被国会和公众接受，这一条就被剔除了。
的确有一些特殊情况，特别是当经济陷入低迷时，一些减税政策可能会如其支持者说的那样“为自己买单”，至少可以“买”一大部分。但我后来渐渐意识到，给人留下减税通常会或预期会带来这种影响的印象是多么危险。说得远一点儿，其后果就是我们今天庞大的、难以对付的赤字。
1963年秋，财政部将其方案提交总统批准，内容包括了力度十足的税率调降和预期财政收入，以满足政府中扩张主义者的要求。尽管政府态度强硬，但这项计划直到近一年后总统遇刺时才通过。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该方案都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教科书般的财政政策案例。预算很快趋于平衡。在当时，“年度预算要平衡”是一个信条，国会和公众舆论还无法轻易地接受有意地背离它，而今，这一信条也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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