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季羡林忆师友(纪念季羡林诞辰107周年珍藏版)》采撷了学术大家季羡林著作中有关其师友及交游的文字记为一编，既可从中见到季老的交谊，又可见其人品，于近现代学术更亦可略窥一斑，文字晓畅，情感深挚。本书汇集了季羡林先生专门谈读书、治学和他介绍学术界前辈治学经验的文章。这些文章对广大学生和学者，都会有所启迪。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语言学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散文家，被称为“学界泰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翌年作为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第一辑 我的老师们
恩师董秋芳先生
忆念胡也频先生
回忆陈寅恪师
回忆吴宓先生
遥远的怀念
忆西克教授
记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
赵元任先生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
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
西谛先生
第二辑 我眼中的文化名人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扫傅斯年先生墓
回忆梁实秋先生
悼念沈从文先生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悼巴老
悼念曹老
哭冯至先生
悼念赵朴老
怀念乔木
寿作人
痛悼克家
郑午楼博士
郎静山先生
第三辑 我眼中的学者
回忆汤用彤先生
晚节善终，大节不亏
记周培源先生
回忆王力先生
记张岱年先生
何仙槎(思源)先生
追忆哈隆教授
忆郑毅生先生
痛悼钟敬文先生
寿寿彝
悼许国璋先生
悼念马石江同志
悼念姜椿芳
悼念邓广铭先生
悼念周一良
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
第四辑 我的同学朋友
追忆李长之
忆念张天麟
忆章用
忆组缃
怀念衍梁
老朋友迈耶一家
忆石景宜博士
追忆德国两教授

纪念季羡林诞辰107周年。
缅怀大师，重温经典。
《随季羡林忆师友(纪念季羡林诞辰107周年珍藏版)》是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学界泰斗”季羡林的回忆作品集。
季羡林先生襟怀坦荡、学贯中西，读他的文章是一种享受。开怀释卷，典雅清丽的文字拂面而来，纯朴而不乏味，情浓而不矫作，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无论记人、状物或摹事，笔下流淌的是炙热的人文情怀，充满着趣味和韵味。

人世多悲欢，珍重生命的人，会寻求一种较合
理的人生态度。我所欣赏的人生态度，是道家的一
种境界。正如陶渊明诗中所云：纵浪大化中，不喜
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季羡林
（季）先生学问之衣钵，自有专业人士接而传
之。然治学之志、文章之风、人格之美则应为学术
界、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所学、所重。而这一切
又都体现在先生的文章著作中。
——梁衡
恩师最大的魅力，就是仿佛无法用堂皇的语言
来言说他的魅力。用在恩师身上的形容词，最合适
的大概还是纯粹和平淡。我相信这本书中的文字，
如同恩师的品质，以其纯粹和平淡给人带来启迪和
感动，让人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和谐，如何让自己和
这个世界更加和谐。
——著名学者钱文忠
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
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
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心有良
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
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
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节选自2006年感动中国季羡林的颁奖词

恩师董秋芳先生
恩师董秋芳(冬芬)先生离开我们已经颇有些年头了。我自己到了今天已届耄耋之年，然而年岁越老，对先生的怀念也就越浓烈。这情景，对别人来说，也许有点难解，但对我自己来说，用不着苦心参悟，就是一目了然的。
在我初人世的时候，我们俩走的道路几乎完全一样。他是北大英文系毕业的，因为写了文章，翻译了书，于是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是作家就能教国文，于是他就来到了我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当国文教员。我就是他当时的学生。在这之前的一年，日寇占领济南，是我当亡国奴的一年。再前则是山大附设高中的学生。学的是古文，写的是文言文，老师王崑玉先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28年是我在无意识中飞跃的一年，从《古文观止》《书经》和《诗经》飞跃到鲁迅和普罗文学，在新文学岸边上迎接我的正是董秋芳先生。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的白话作文竞受到了秋芳先生的激赏，说我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受到赞赏，这本是不虞之誉，我却感到喜悦和兴奋。这样就埋下了我终身写作的种子。除了在德国十年写得很少，“十年浩劫”根本没写之外，我一直写作未辍。我认为，作家是一个高贵的称呼，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区区如不佞者焉能当此称号！我一直不敢以作家自居。然而，写作毕竟成为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有真实感触，则必写为文章，不仅是自己怡悦，也持赠别人。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归功于董先生，我称他为“恩师”，不正是恰如其分吗？
现在来谈冬芬先生的翻译。就目前中国翻译界来看，翻译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几乎世界各国的所有文学大师的全集都已有了汉文全译本。对外国当前文艺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据我个人的看法，眼前中国翻译界的问题不在量，而在质。努力提高翻译水平，改变求大求全而译文则极不理想的情况，是当务之急。然而在七八十年前鲁迅、董秋芳的时代，情况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当时译本不多，而且往往只限于几个大国。鲁迅先生完全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他发现了中国固有文化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中国的民族性好像也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他提出了“拿来主义”的号召，让人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现在看起来，这似乎有偏激之处，然而鲁迅的苦心是一般有识之士可以理解的。他像古希腊神话中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那样，想从外国引进一点火种，以改造我们的民族性，对我们的国民进行启蒙教育。他特别重视翻译国际上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因为这些国家的处境更与我们的处境接近，从那里取来的火种更能启迪我们。
冬芬先生是鲁迅先生忠实的学生和追随者，他也绝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他做翻译工作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目标。他除了翻译一些英美文学作品之外，翻译最多的是俄罗斯作家，兼及西班牙、印度、犹太等地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有些是在当时不被重视的，或者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打人另册的。他翻译这些作家的作品，绝不仅仅是为了拾遗补缺，其真正目的是在盗取天火以济人世之穷。
冬芬先生这些译作都是在解放前完成的，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现在由他的女公子菊仙整理付印，索序于我。这不禁勾起了我那缅怀师恩之幽情，因而不揣谫陋，略陈鄙见如上。是为序。
2000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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