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蒙托夫著的《当代英雄》是俄国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抒情散文的形式，多角度、多层次地塑造了19世纪30年代俄国贵族青年的典型形象，揭示了造成这种典型的社会根源。小说由《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和《宿命论者》五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讲一个片断。主人公毕巧林是一名到高加索服役的贵族青年军官。他精力充沛，才智过人，但到处都找不到生活的目标，过着空虚无聊的生活，然而他内心深处似乎埋藏着有所作为的渴望。毕巧林是俄国文学中继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之后又一个“多余的人”的形象。小说以深刻的心理刻画和卓越的自然风景描写著称，文笔委婉优美，故事生动隽永，被公认为俄国古典文学的典范。

力冈（1926-1997），原名王桂荣，山东广饶人。生前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作家协会理事。1953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长期在安徽师范大学从事俄语教学和俄苏文学翻译工作，一生翻译文学和传记作品共二十一部，达七百多万字，其中《上尉的女儿》《暴风雪》《当代英雄》《猎人日记》《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等世界名著影响广泛。他文思敏捷，译笔准确优美，深受读者喜爱。

第一部
一、贝拉
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第二部 毕巧林日记
一、塔曼
二、梅丽公爵小姐
三、宿命论者

力冈先生文学翻译的历史意义
——序《力冈译文全集》
刘文飞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
在力冈先生诞辰91周年的今天，在力冈先生去
世20年后的当下，在洋洋19卷23册的《力冈译文全
集》面世的此刻，我们终于可以试着归纳一下他的
文学翻译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了。
力冈先生的文学翻译苦行僧形象是具有典型意
义和感召力量的，这是中国老一辈俄苏文学翻译家
留下的一个苍凉背影，也是他们为自己建起的一座
“非人工的纪念碑”。翻译是一项苦差事，是需要
坐冷板凳的，是一项付出和回报往往不成正比的工
作，是一种注定要与孤独和寂寞为伴的工作。文学
翻译至少需要出色地掌握两种语言，而好的外语或
许能让人找到另外一种更为轻松、更有利可图的工
作，好的翻译家若用其母语来进行创作，大约自己
也能写出像样的文学作品来。可是，文学翻译似乎
像电子游戏、像吸食鸦片一样是一种能让人上瘾的
事情，一旦上手，一旦品味到其中的甘苦，往往便
欲罢不能。始自玄奘的翻译姿态和翻译精神，似乎
成了中国一代又一代译者的宿命，即专注和吃苦，
苦修和执着。
力冈先生1926年生于山东乡间，自幼失去母亲
，生活贫苦，到他上中学时，家乡被日寇占领，他
流亡河南、甘肃、陕西等地。1950年，他考入哈尔
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俄语专业，毕业后志愿来到安徽
师范大学任教，不久就开始了文学翻译工作，陆续
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短篇译作，至1956年，他的单行
本译作《里雅希柯小说集》已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推出。然而次年，他便在反右运动中蒙冤，被开除
公职，押往新生耐火材料厂劳教。1960年7月，他因
“劳动表现突出”被摘掉右派帽子，重返学校，他
在教学之余立即重拾译笔，在短短数月间便译出苏
联作家艾特马托夫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这篇
译作在《世界文学》杂志1961年第10期刊出，引起
轰动，“力冈”这一译家大名从此进入人们的视野
。就在力冈先生准备大展宏图、施展拳脚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却突如其来，1968年，他再度被逐
出校园，下放至宣城地区新田公社劳动改造，直到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方得以重返讲台，此时他
已过天命之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噩梦醒来
，已是人生的黄昏。”文学翻译需要天赋，但也是
一种力气活，在对于一位翻译家而言的黄金时期，
即30—50岁，力冈先生却两度蒙冤，两度再拾译笔
，重新开始，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坚韧！他两落三
起的翻译经历，几乎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
俄苏文学翻译家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的缩影，就
是那一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象征。令人惊讶的
是，重返译坛的力冈先生以超乎常人的工作激情和
翻译速度，在1978年后的20年间陆续出版20余部译
著，平均每年一部，总字数达700余万。在20世纪80
年代，最初几部译著的出版使力冈先生挣到了以当
时标准看相当不菲的稿酬，甚至成为所谓“万元户
”，但他似乎无暇也无意去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依然粗茶淡饭，素衣裹身，与此同时却以更大的热
情继续译事，终日伏案，不懈地爬格子。1997年2月
，力冈先生因肝癌病在芜湖弋矶山医院逝世，据家
人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念叨着未译完的最
后一部译作《罪与罚》。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被
文学翻译累死的；我们肯定可以说，文学翻译是他
最为看重的毕生事业。
力冈先生少年时四处漂泊，中年时命运多舛，
老年时病魔缠身，他的一生似乎都不是给最需要安
宁和平静的翻译家所准备的；力冈先生的职业是教
师，他偏居小城，又不善交际，这些似乎都不构成
他迅速成长为一位全国著名翻译家的前提条件。但
是，正如吴笛教授在他纪念力冈先生的文章中所言
：“他的一生就是用出人意料的成就表现了悲怆的
境界。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遭遇和不公，他并没有
沉沦，也没有片面地记恨，而是在艰难的岁月中怀
着对人性的憧憬，将厄运升华为创作的动力，在逆
境中不忘呼唤人性和仁爱，将种种遭遇视为生命中
的财富，在悲怆的境界中抒写诗意人生，毫不气馁
地追求生命的意义，在自己所献身的俄罗斯文学翻
译事业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我们或许可以将力冈先生的文学翻译风格概括
为“大气的诗意”或“壮阔的悲凉”，即一种融悲
剧与抒情于一炉、广阔的画面感与内在的节奏感相
互呼应、一气呵成的连贯调性和力透纸背的史诗感
相映成趣的译文风格。在他精心翻译的《静静的顿
河》和《日瓦戈医生》等巨著中，他的译笔很好地
传达出了原著中原本就饱含的由抒情性、悲剧性和
史诗性抱合而成的小说整体氛围，而在《生活与命
运》的翻译中，他的这一风格又得到了更为充分的
彰显。请读一读这部史诗长篇的结尾：“在这种宁
静中，会想起去年的树叶，想起过去的一场又一场
风雨，筑起又抛弃的窠巢，想起童年，想起蚂蚁辛
辛苦苦的劳动，想起狐狸的狡诈和鹰的强横，想起
世间万物的互相残杀，想起产生于同一心中又跟着
这颗心死去的善与恶，想起曾经使兔子的心和树干
都发抖的暴风雨和雷电。在幽暗的凉荫里，在雪下
，沉睡着逝去的生命——因为爱情而聚会时的欢乐
，四月里鸟儿的悄声低语，初见觉得奇怪、后来逐
渐习惯了的邻居，都已成为过去。强者和弱者、勇
敢的和怯弱的、幸福的和不幸的都已沉睡。就好比
在一座不再有人住的空了的房子里，在和死去的、
永远离开这座房子的人诀别。但是在寒冷的树林中
比阳光明丽的平原上春意更浓。在这宁静的树林里
的悲伤，也比宁静的秋日里的悲伤更沉重。在这无
言的静默中，可以听到哀悼死者的号哭和迎接新生
的狂欢……”这一史诗性的小说结尾写得好，译得
也好，善于再现悲剧抒情风格的翻译家力冈先生的
功力和风格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炉火纯青！
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在1986年访问中国之后，
深为中国俄苏文学翻译家们忍辱负重、坚持不懈的
精神所感动，写下一首题为《中国翻译家》的诗作
，在由笔者译成中文的这首诗的最后，诗人写道：
“知识分子的良心，／就是一家出版社，／它仍能
工作，／即便没有印刷机，／无论监狱、痰迹还是
侮辱，／它仍能用诗句的春燕／把各个民族连系。
／翻译家们在做什么？／他们让各国人民相互走近
，／越过国境，／越过谎言的沼泽地。／总有一天
，要用他们的姓氏／为巨轮命名，／稻穗和麦穗，
／会向他们鞠躬致敬。／伟大的译文，／就像神的
预言。／翻译过来的细语，／会成为震耳的呼喊。
／但愿能有一座纪念碑，／献给无名的翻译家，／
那最为可敬的基座，／就由无数的译著垒成！”我
们相信，力冈先生的译著，应该也被垒入这座纪念
碑的基座；力冈先生的名字，应该也被刻上这座纪
念碑的碑身！
二〇一七年初秋于京西

主人公毕巧林是一名到高加索服役的贵族青年军官。他精力充沛，才智过人，但到处都找不到生活的目标，因而养成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将自己的充沛精力消耗在半真半假的恋爱游戏和冒险行动中，给别人带来痛苦和不幸。毕巧林是俄罗斯文学中继普希金的奥涅金之后又一个“多余的人”形象。莱蒙托夫著的《当代英雄》以深刻的心理刻画和卓越的自然风景描写著称，文笔委婉优美，故事生动隽永，被公认为俄国古典文学的典范。莱蒙托夫选取了毕巧林生活中的不同片断，从不同角度予以再现。

一、贝拉
我乘驿车离了梯弗里斯。车上的行李只有一个不大的皮箱，其中一半装的是格鲁吉亚旅行笔记。算诸位走运，这些笔记大部分后来都丢失了；算我走运，皮箱和里面的其他东西都完好无损。
我乘驿车进入科叔尔山谷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向白雪皑皑的山峦后面落了。赶车的奥塞梯人一个劲儿地赶马，要在天黑之前爬上科叔尔山，并且放开喉咙唱起歌儿。这山谷真是一片好地方！四周都是高高的山峰，红红的岩崖上挂满翠绿的常青藤，崖顶上是一丛丛悬铃木；黄黄的峭壁被流水冲出一道道印子；高处，远远望去，积雪像一条条金光闪闪的流苏；下面，阿拉格瓦河同雾蒙蒙的、黑黑的峡谷里奔腾而出的一条无名小河汇合之后，像一条银线似的延伸开去，闪闪发亮，像蛇晃动着满身的鳞。
我们来到科叔尔山脚下，在一家小饭馆门前把马车停住。这儿闹哄哄地聚集着一二十个格鲁吉亚人和山民，附近还有一帮骆驼客商停下来过夜。我得添雇几头公牛，好把我的马车拉上这座该死的大山，因为已经是秋天，路上有了薄冰，而且这段上山的路有两俄里长。
没办法，我只好又雇了六头公牛和几个奥塞梯人。一个奥塞梯人把我的皮箱扛在肩上，另外几个人就帮着牛拉车，不过几乎只是吆喝吆喝。
在我的马车后面，四头牛拉着另一辆车，轻松得像没事儿似的，尽管那车装得满满的。这使我感到惊愕。那辆车的主人跟在车后面，嘴里叼着小小的卡巴尔达镶银烟斗。他身穿没有肩章的军官服，头戴毛茸茸的切尔克斯皮帽。看样子他有五十岁上下；他那黑黑的脸色表明这张脸跟外高加索的阳光结缘已久，那早早白了的胡子却跟他那矫健的步伐与精神抖擞的样子很不相称。我走到他面前，鞠了个躬；他一声不响地向我还了礼，并且吐了一个老大的烟圈儿。
“看样子，咱们是同路的吧？”
他又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
“您想必是去斯塔夫罗波尔吧？”
“是的……押送东西。”
“请问，您的车这样重，为什么四头牛拉着毫不费劲儿，我的车是空车，六头牛拉，还有这几个人帮忙，走起来却这样吃力？”
他调皮地笑了笑，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
“您来高加索想必不久吧？”
“将近一年。”我回答说。
他又笑了笑。
“怎么啦？”
“没什么！这些家伙狡猾透了！您以为他们吆喝是帮忙吗？鬼知道他们吆喝的是什么！牛倒是懂得他们的意思；哪怕您套上二十头牛，只要他们这么一吆喝，牛就一步也不动了……全是狡猾透顶的骗子手！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就喜欢敲诈过路人的钱……糊弄人糊弄惯了！您瞧着吧，等会儿还要向您讨酒钱呢。我可是知道他们那一套，他们别想糊弄我。”
“您在这儿当差已经很久了吗？”
“是啊，我当年来这儿，还是在阿列克赛·彼得罗维奇①麾下。”他挺了挺胸脯，回答说。“他来边防视察的时候，我是少尉。”他补充说，“我在他麾下，因为讨伐山民有功，升过两级。”
“那您现在呢？……”
“现在在第三边防营。请问，您呢？……”
我就对他说了说。
谈话就此结束，我们肩并肩一声不响地继续赶路。到了山顶，我们踏着积雪往前走。太阳落山了。黑夜紧接着白天降临，连间歇也没有，在南边通常都是这样；不过，借着积雪的反光，我们很容易看清道路，道路依然是上坡路，虽然已经不那样陡了。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