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稚之龄到晚年，巴金对书的钟爱之情一直未衰。他有见书就读的习惯，“喜欢翻看杂志”，“爱读传记和回忆录”，但他却从不迷信书本，主张独立思考。正是在广泛阅读和勤奋思索中，才使巴金在文学创作领域得以纵横驰骋。
“我挖别人的疮，也挖自己的疮……在总结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不管怎样，我要写出我的总结。”
《巴金读书与做人》精选巴金先生关于读书、做人的佳作，重温一代大师的非凡智慧。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被誉为中国的“一代文学巨匠”、“语言大师”。巴金早年受五四文学思潮洗礼，追求民主、平等，追求光明、正义，毕其终生从事文学创作。其作品大多以进步的知识青年为主人公，暴露旧制度、旧道德的罪恶，歌颂反抗和光明，艺术风格明朗、炽热、流畅。主要作品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以及《寒夜》《憩园》《随想录》等，其作品被翻译成近二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传播。

第一部分 读书
《我底自传》译本代序
《夜未央》小引
信仰与活动
《面包与自由》前记
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
《黑暗之势力》之考察
关于《复活》
《论语》的功劳
读书杂记（四则）
几段不恭敬的话
“在门槛上”
我们还需要契诃夫
燃烧的心
永远属于人民的两部巨著
《父与子》（新版）后记
《往事与随想》后记（一）
谈《家》
谈《寒夜》
谈我的短篇小说
谈我的“散文”
我的“仓库”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巴金译文全集》第六卷代跋
第二部分 做人
我的几个先生
死
醉
路
生
做一个战士
悼范兄
怎样做人及其它
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
怀陆圣泉
再谈探索
再论说真话
没什么可怕的了
十年一梦
怀念鲁迅先生
“鹰的歌”
怀念马宗融大哥
三论讲真话
未来（说真话之五）
解剖自己
思路
愿化泥土
掏一把出来
怀念一位教育家
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再认识托尔斯泰”？
再说知识分子
怀念从文

文学的作用
现在我直截了当地谈点有关文学的事情。我讲的
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常常这样想：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
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
。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
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但这二者都离不开读者的
生活经历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环境、教育等等
都是读者身上、心上的积累，它们能抵抗作品的影响
，也能充当开门揖“盗”的内应。读者对每一本书都
是“各取所需”。塑造灵魂也好，腐蚀心灵也好，都
不是一本书就办得到的。只有日积月累、不断接触，
才能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影响，发生变化。
我从小就爱读小说，第一部是《说岳全传》，接
下去读的是《施公案》，后来是《彭公案》。《彭公
案》我只读了半部，像《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之类的
故事当时十分吸引我，可是我只借到半部，后面的找
不到了。我记得两三年中间几次梦见我借到全本《彭
公案》，高兴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了。照有些
人说，我一定会大中其毒，做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
孝子贤孙了。十多年前人们批斗我的时候的确这样说
过，但那是“童言无忌”。倘使我一生就只读这一部
书。而且反复地读，可能大中其毒。“不幸”我有见
书就读的毛病，而且习惯了为消遣而读各种各样的书
，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打架，大家放毒
、彼此消毒。我既然活到七十五岁，不曾中毒死去，
那么今天也不妨吹一吹牛说：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
毒性，用不着躲在温室里度余年了。
我正是读多了小说才开始写小说的。我的小说不
像《说岳全传》或者《彭公案》，只是因为我读得最
多的还是外国小说。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夜晚我在巴黎
拉丁区一家公寓的五层楼上开始写《灭亡》的一些章
节。我说过：“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
，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所以我拿起笔，在
一个练习本上写下一些东西来发泄我的感情、倾吐我
的爱憎。每天晚上我感到寂寞时，就摊开练习本，一
面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一面挥笔，一直写到我觉得
脑筋迟钝，才上床睡去。”
那么“我的感情”和“我的爱憎”又是从哪里来
的呢？不用说，它们都是从我的生活里来的，从我的
见闻里来的。生活的确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唯
一的源泉。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都是从这唯
一的源泉里吸取养料，找寻材料的。文学作品是作者
对生活理解的反映。尽管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分析有
对有错，但是离开了生活总不会有好作品。作家经常
把自己的亲身见闻写进作品里面，不一定每个人物都
是他自己，但也不能说作品里就没有作者自己。法国
作家福楼拜说爱玛·包瓦利（今通译包法利。编者注
）是他自己；郭老说蔡文姬是他。这种说法是值得深
思的。《激流》里也有我自己，有时在觉慧身上，有
时在觉民身上，有时在剑云身上，或者其他的人身上
。去年或前年有一位朋友要我谈谈对《红楼梦》的看
法。他是红学家，我却什么也不是，谈不出来，我只
给他写了两三句话寄去。我没有留底稿，不过大意我
可能不曾忘记。我说：“《红楼梦》虽然不是作者的
自传，但总有自传的成分。倘使曹雪芹不是生活在这
样的家庭里，接触过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他怎么写得
出这样的小说？他到哪里去体验生活，怎样深入生活
？”
说到深入生活，我又想起了一些事情。我缺乏写
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的本领。解放后我想歌颂新的时
代，写新人新事，我想熟悉新的生活，自己也作了一
些努力。但是努力不够，经常浮在面上，也谈不到熟
悉，就像蜻蜓点水一样，不能深入，因此也写不出多
少作品，更谈不上好作品了。前年暑假前复旦大学中
文系，有一些外国留学生找我去参加座谈会，有人就
问我：“为什么不写你自己熟悉的生活？”我回答：
“问题就在于我想写新的人。”结果由于自己不能充
分做到“深入”与“熟悉”，虽然有真挚的感情，也
只能写些短短的散文。我现在准备写的长篇就是关于
十多年来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我熟悉这种生
活，用不着再去“深入”。我只从侧面写，用不着出
去调查研究。
去年五月下旬我在一个会上的发言中说过：“创
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这句话并不是我的“创作
”，这是好些人的意见。作家下去生活，是极其寻常
的事。不过去什么地方，就不简单了。我建议让作家
自己去选择生活基地。一个地方不适当，可以换一个
。据我看倘使基地不适合本人，再“待”多少年，也
写不出什么来。替作家指定和安排去什么地方，这种
做法不一定妥当。至于根据题材的需要而要求创作人
员去这里那里，这也值得慎重考虑。
话说回来，文学著作并不等于宣传品。文学著作
也并不是像“四人帮”炮制的那种朝生暮死的东西。
几百年、千把年以前的作品我们有的是。我们这一代
也得有雄心壮志，让我们自己的作品一代一代地流传
下去。

巴金，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极具影响的作家之一，被读者们称为“时代的良心”。
《巴金读书与做人》精选巴金读书、做人的思想精华，给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巴金！并且本书最大限度地呈现巴金的大智慧，以当年经典回应当今时代主题。

巴老从来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
猎取；文学的生命在于立诚，而不在于夸饰。我曾将
巴老的生平归结为两个字：一个是“真”字，“思风
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笃实坦荡，表里如一。
一个是“爱”字，爱祖国，爱人民，爱自由，爱一切
美好和崇高的事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心交给
读者。他像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奉待自己的信念，虽
九死而不悔。
——柯灵

撇开现在的这种堕落的现象罢。我们随便翻翻几位在文坛上已有地位的作家的东西来看看。第一对于享过盛名而且被称为“现代日本文坛的鬼才”的故芥川氏的作品我就不能不抱着大的反感了。这位作家的确有一管犀利的笔和相当高的文学修养。但是此外又有什么呢？就是说除了形式以外他的作品还有什么内容么？我想拿空虚两个字批评他的全作品，这也不能说是不适当的罢。在这五百余页的大本《芥川集》里面，除了一二篇外，不全都是读了以后就不要读第二遍的作品吗？
手边又有一本长与善郎，久保田万太郎，室生犀星三人集的合本，也是改造社版的《日本现代文学全集》里面的。我想略略说几句关于长与氏的作品的话，因为许多中国读者曾经从《亡姊》和《山上的观音》两个短篇里认识过他。但我读了《长与善郎集》里面两篇戏曲的代表作（集中还有一部长篇小说《竹泽先生这人》，我还没有读）《陶渊明》和《五祖与六祖》以后对于长与氏在日本文坛上有着怎样的地位一事就根本怀疑起来了。这两篇用中国题材写成的戏曲，无论在技巧方面，思想方面都是很幼稚的作品。而且像《五祖与六祖》那样的短剧竟分成十三“出”，用了九幕不同的布景，每换一幕布景，只让剧中人说寥寥的几句对话，如在第一出里就只有一个老僧对一个乡下姑娘说的短短的两句话和一点呆板的动作。这样的戏剧能够上演，真是残酷地浪费了人的精力了。那么这么多的场面和布景究竟表现了些什么呢？其实并不会比中国所传述的那故事多一点。而在以“陶渊明万岁”声结束的《陶渊明》一剧中，却把陶渊明写成了一个极可笑的人物。这样的作品却堂皇地走上日本的文坛了。
最近也读过了所谓自然主义的划时代的名著《棉被》，不幸又感到了滑稽的心情。说是自然主义，但我们可以在这和左拉的作品中间找到什么共通点吗？读左拉的小说时总感到严肃的心情。左拉的主人公的悲剧常常是不口］避免的。（其实左拉的悲剧与其说是那绝对不能摇动的命运之力所产生，毋宁说是被当时的支配阶级的社会组织力造成。）而竹中时雄的经历，如果可以说是悲剧，那么这悲剧就全是不必要的了。据说这是花袋氏自身的经验谈，又说这是大胆的作品，但实际上竹中时雄不是一个怎样胆小可怜的男子吗？而表现这种心理，全篇贯彻着这种心情的作品，这是多么怯懦的作品啊！在实生活里像一个胆小的人的样子而行为过了。却又将这行为“重温旧梦似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这与其说是大胆地分析自己，不如说是再一次“暂时的将那女子完全占有”而满足自己的欲望罢，这满足的方法也是怯懦的。但是一个女子将因这文章受到怎样的影响，这该是很容易明白的事实罢。
假若《棉被》是可信赖的话，那么把竹中时雄作为明治时代（甚至大正时代及其后）的文学家的影子看，总是不错的罢。同样岛崎藤村的《新生》又把岛崎氏的真面目表现出来了。仿佛《文化集团》对岛崎氏就有过极其严厉的攻击。
将自己和女人的关系真实地写在小说里，这风气在日本文学家中间很流行。武者小路实笃就写过了好些，而久米正雄和松冈让这一对情敌甚至拿小说做武器又一次开始了他们间的情场的战斗。胜利者的松冈氏曾因为鲁迅氏不写恋爱小说便吃惊地发过怨言。但事实上松冈氏贬责过的鲁迅氏的某几篇作品和所谓日本文学的精华比起来也不见得有什么愧色罢。关于这方面我在所谓“巨匠”岛崎藤村身上找到了最坏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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