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正达主编的《宣州烽火--新四军在宣州》共分为十章，书中力求全面忠实地记录这段历史：新四军挺进宣城；与宣城人民密切配合，粉碎了顽军的进攻；帮助成立宣城地方党组织和人民武装；与宣城人民建立鱼水之情等，歌颂了新四军铁骨铮铮、不畏牺牲的伟大奉献精神。书稿资料翔实准确，突出讴歌英雄的正能量。对新四军的事迹记载、纪念与精神弘扬有一定价值。

序
引言
第一章 日寇侵占宣州
第一节 “七七事变”前夕的宣州
第二节 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
第三节 宣州沦陷和日寇的暴行
第二章 新四军挺进宣州
第一节 在艰难中建军
第二节 抗日先遣支队首战告捷
第三节 大江南北全军出征
第四节 捍卫青弋江防线
第五节 协同友军抗战
第三章 新四军第2支队鏖战宣州
第一节 司令部进驻宣北
第二节 水阳伏击战
第三节 官陡门大破“梅花桩”
第四节 狸头桥粉碎“分进合击”
第五节 “龙仓间”战斗及保卫皖南
第四章 新四军“深耕”宣州
第一节 军民鱼水情
第二节 推进民众运动
第三节 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四节 创建第2支队教导队
第五节 “东进北上”线上的第四兵站
第六节 江南指挥部和新第2支队成立
第五章 新四军与宣州的党组织
第一节 东南分局和“特别委员会”
第二节 “宣当芜”和“南芜宣”中心县委
第三节 中共宣城特别支部和“泾旌宁宣”县委
第六章 新四军与宣州反共势力的较量
第一节 孙家埠的“反共摩擦”
第二节 金宝圩事件
第三节 新四军主力告别皖南
第四节 “泾旌宁宣”的反“清剿”斗争
第七章 新四军与宣州的地方武装
第一节 皖南支队宣城游击大队
第二节 “泾旌宁宣”游击队～
第三节 “宣当”人民抗日自卫总队
第四节 宣州的“星星之火”
第八章 新四军与宣州人民并肩作战
第一节 峄山战斗
第二节 狸头桥反“扫荡”
第三节 “宣州的女儿”
第四节 “北撤”路上
第九章 新四军名将在宣州
第一节 叶挺在“周王会议”前后
第二节 陈毅“湖光照破万年愁”
第三节 厚重的“掌舵人”张鼎丞
第四节 “草劲何惧疾风寒”的粟裕
第五节 “谭老板”经营“铜南繁宣”
第十章 新四军及游击队宣州群英谱
第一节 新四军人物传略
第二节 游击队员传略
附录
新四军及游击队宣州编年纪
历史文献及回忆录选辑
新四军抗战始末
从皖南到江南
——忆新四军第2支队北上抗日
开辟金宝圩的抗日工作
第2支队司令部驻狸头桥
日本人的铁蹄
1940年末新四军过境宣州电文选(国民党部分)
参考文献
后记

1．本书主要编写新四军1938一1945年在宣城市
宣州区的战斗历史。因新四军多活动于省、县边界，
为保持叙述的完整性，对部分跨边界的活动亦予以记
录；同时，为便于读者较全面地了解情况，书中对一
些历史背景作了简要的交代，并编录了新四军及游击
队在宣州“编年纪”，附录了部分历史文献和当事人
所作的回忆文章。
2．在本书所涉及的时间段，宣州区为原宣城县
，行政区域包括今宣州区及湾浊、红杨树、西河等镇
及青弋江西岸部分地区(今分属芜湖县、南陵县)；为
尊重历史及行文需要，本书在对该行政区域地名使用
上，标题、目录、序言、后记中为“宣州”，正文内
为“宣城”或“宣城县”。
3．新四军战斗过的地方，部分地名现已改变，
本书尽可能使用原地名。
4．对某些史事出现各种文字、口述等资料记录
不一之类的问题，本书采纳或引用公信度较高、与历
史及地域实况等较符合的内容；无法判别情况的，则
同时并存相对可信的内容。
5．本书中的人物“传略”，只收录在宣州活动
过的新四军、游击队指战员，按出生年排序。
6．本书中军队番号的数字，新四军下属部队均
小写，国民党部队集团军以下小写。
7．本书中的纪年，除引文等特殊情况外，均使
用公元纪年。

焦正达主编的《宣州烽火--新四军在宣州》系宣城市宣州区新四军研究会为纪念新四军建军八十周年而组织编撰。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在宣城人民的支持下浴血奋战，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和胜利信心，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新四军建
军80周年纪念年。在新四军长期战斗过的红色热土宣
城市宣州区，区委、区政府举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纪念
活动，缅怀革命先辈，传承革命精神。为进一步宣传
人民军队的丰功伟绩和优良传统，宣州区新四军历史
研究会(简称新研会)决定，于年内编撰一部新四军在
宣州大地上抗击日寇、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历史长
卷，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铁军”精神，启迪新时
代的宣州J乙女奋发前行。5月初，新研会把这一光荣
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宣城文化家园工作室，由焦正达
、李居白、童达清三位同志负责具体的编撰工作。
新研会将这部《宣州烽火——新四军在宣州》的
编撰列为本年度重点工作，区政协副主席、新研会会
长周启旺多次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对本书
的主题精神、思想内容、体系体例等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学良、副会长兼常务副秘书长
张光逵等统筹安排相关事宜，他们协助搜集了很多历
史资料，会同编撰者赴泾县、芜湖县新研会调研交流
，到当年的新四军抗日战场实地走访考察等，为本书
编撰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还有退下来的老
领导熊尚廉、程树仁、陈仕南等同志，也向新研会提
出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新四军在宣州“活动
史”的研究专家、原宣城县党史办主任熊尚廉，热心
草拟了编撰大纲、理出了历史脉络，对本书的编撰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多年来，我们几位同仁虽主编或参与编撰出版了
数十部宣城文史、地域地情、文学艺术等图书，参与
数种期刊报纸的编辑，但涉及党史、军史类的图书写
作、编辑还是第一次，深感压力巨大。关于新四军的
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可谓浩如烟海，但与宣州直接
、具体有关和我们能“接触”到的却不多，且大多是
零零碎碎，甚至片言只语；而宣州现有的新四军、游
击队老战士的部分珍贵的回忆录、口述史，由于年代
久远，缺乏原始记录，加上人的记忆偏差等原因，难
免有所脱漏、重叠、交叉，这种现象在地方党史等著
作中尤其突出，导致一些资料混杂错乱、前后矛盾。
本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对各类资料进
行认真梳理，反复对照，仔细甄别，谨慎考证，以尽
可能减少偏差，务求史料翔实、逻辑缜密。我们投入
了大量的精力，用三个多月的时间整理、“消化”现
有资料①和搜寻挖掘新资料，并据此确定了本书的内
容架构。
本书以新四军各部在宣州地域或涉及宣州的战斗
、活动等为主体，兼及新四军领导或帮助组建的地方
武装、地方党组织的战斗、活动等，力图较全面客观
地展现那一段史实。全书正文共十章，同时编出“编
年纪”，另附录一些历史文献，以便于加深读者对当
时的历史背景和新四军的了解。在进入编写阶段时我
们作了分工：引言，第一、二、三、四、九章，后记
等由焦正达撰稿；第五、六、七、八章由李居白撰稿
；第十章、编年纪、电文选由童达清编撰；全书的提
纲结构、体系风格、统稿编辑、修订润色、历史文献
的搜集整理、申报出版等由焦正达负责，焦正达、李
居白、童达清等校对。2017年10月底，本书初稿完成
，恰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月份，我们谨向
党的十九大献礼，向革命先辈致敬。其后，新研会领
导审阅了书稿，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根据各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本书数易其稿，于2017年12月底完成
了全部的编撰工作。
在整个编撰过程中，新研会领导高度重视，保障
得力，有效地推进了工作的开展。我们也得到了有关
人士的热心支持，如皖南新四军研究专家、作家朱东
旭、朱东辉，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历史学博
士朱移山等同志。写作时我们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充
分利用了网络资源，穿插转引了一些专家学者、业内
人士的整理、研究成果，选配了很多历史图片，书中
未能一一注明出处；我们谨向所有关心、帮助本书问
世的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时间紧，编者水平所
限，书中难免有诸多疏漏不足之处，敬请方家、读者
们不吝指正。
编者
2017年12月

1936年冬，在江西打游击的陈毅被国军第46师围困，躲在大庾岭梅关莽丛间20多天，安危系于千钧一发之际，陈毅“虑不得脱”，竞不得不写下绝命书式的诗歌《梅岭三章》藏于棉衣内层。1937年，又先后发生了漳浦、瑞金、泉州、宁德等“事件”，红军游击队一旦放松了警惕，往往就被国民党驻军缴械拘人；拒绝下山的则被打垮。经过共产党的严正交涉和斗争，这些事件才得以平息，国民党撤走了游击区周围的军队，释放了一批政治犯。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未确实谈判好以前，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名义进行独立的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谈判好以后，即“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8月8日，在赣粤边区进行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等从香港出版的报刊上先后得知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的消息，看到了毛泽东5月7日的文章《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后，立即召开边区干部会议，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使大家在思想上取得了由“内战”转变为抗日的共识；会后发表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在浙南的粟裕、刘英等，在闽西南的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分别通过不同途径得知了新的时局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立即积极活动推动联合抗战。9月，项英与中共中央恢复了联系，得到了中央的指示，此后各大游击区都以此为据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9月29日，项英、陈毅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迅速集中，听候整编。
当年8月至12月，国共两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建制、编制、干部、装备等问题，又先后在南京、南昌、武汉进行了多次商谈。中共中央认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不能轻易放弃；因此，起初的想法是将各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独立团、民团或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形式，获得物资、军需、经济上的补充接济，各地队伍不集中，不要求大地盘，不脱离根据地，坚持在原活动区域开展抗日斗争。然而随着局势的迅速变化，这一构想很快作了新的调整和改变。先是国民党不同意将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为正规军，只能编成地方政府所辖的几个支队，装备、薪饷等更加苛刻，以达到就地消化、瓦解红军游击队的目的。对此，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自然也不能同意，必须找出一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就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周恩来得知北伐名将叶挺从海外回国请缨抗战，感到可以通过叶挺让改编之事获得转机，便赶到上海会见叶挺。叶挺本是共产党员，1927年与周恩来等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接着又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1928年因受到中共“左”倾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不公正的对待，愤然“离党”流亡欧洲，后又曾隐居澳门。周恩来对叶挺知之甚深，叶挺的军事才能、报国志愿是毋庸置疑的，他虽然离开了共产党组织，却并没有改变信仰，仍然心向共产党；加上他在军界的声望和在国民政府的人脉，可以为共产党做很多有益的工作。周恩来与叶挺坦诚商谈，叶挺慨然允诺参加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将他们集中组织成一个军，在南方举起抗日的旗帜。叶挺在国民党中积极开展活动，他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建议，“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提出改编后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的提议得到了国共双方的认可，红军游击队改编抗日势在必行，叶挺以非党身份出面改编，国共双方都能接受；而“新四军”番号对两党都有重大意义：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战功赫赫，被誉为“铁军”；而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把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军。叶挺的意愿，就是希望新四军能继承“铁军”和“红四军”的优良传统。P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