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剑云、董培良编著的这本《晋商与平遥礼俗文化》共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从平遥古城看晋商文化，包括晋商文化概述、中国票号鼻祖——日升昌、旅蒙晋商骄子——祥泰隆；第二部分是平遥古城的礼俗文化，包括婚嫁礼俗、丧葬礼俗、生日礼俗及其他礼俗。

从平遥古城看晋商文化
晋商文化概述
一、晋商溯源
二、清代晋商的复兴
三、票号的产生和发展
四、晋商文化的特点
五、晋商文化的历史借鉴
中国票号鼻祖——日升昌
一、日升昌的诞生
二、日升昌的经营特点
三、日升昌的管理办法
四、日升昌的衰落
旅蒙晋商骄子——祥泰隆
一、祥泰隆的历史
二、祥泰隆的发展
三、祥泰隆的组织机构
四、祥泰隆的经营管理
五、祥泰隆的经营特点
六、祥泰隆的衰亡
平遥古城的礼俗文化
婚嫁礼俗
一、平遥古城古代婚嫁礼俗
二、清末民初平遥婚嫁程序
三、平遥古城婚嫁礼俗述评
丧葬礼俗
一、丧葬
二、丧服
三、丧祭
生日礼俗
一、祝满月礼
二、完十三礼
其他礼俗
一、神祭
二、祖祭
三、俗神信仰
四、俗节

平遥古城是一座具有2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
，1997年12月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其价值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它是一座原貌
完整保存至今的明、清时期的县城，历史纯度达到
90％，为人们展现了明清时期政治、经济、文化、
宗教、民俗等诸多方面的完整历史画卷。其次，它
是“晋商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古城内现存鳞次栉
比的街道铺面建筑，有着丰富文化内涵和礼制民俗
讲究的民居四合院建筑，是平遥历史上晋商经济发
达的标志。
平遥古城地处山西中部，千百年来一直是连接
我国东南沿海和西北边陲的咽喉要道，所以早在唐
宋时期，这里就是长城内外汉民族同游牧民族的主
要商贸通道，这里的人们在长期经商的实践中，不
断总结经验，不断积累资本，形成了一整套以儒礼
道德为核心的“商德”，“诚信为本，以义制利”
成为晋商的道德伦理基础，薪火相传，也创立了一
套经营管理的模式。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在历
史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礼俗，黄
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民族礼俗文化的早期发祥地，
随着各民族之间的历史交融，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
族共同的礼俗文化。但是，由于历史上的生产发展
和王朝更迭，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进，许多礼俗
文化就会不断增减、变异和消失，加之地域的不同
，各地的礼俗文化自然就各有千秋。
平遥古城由于历史悠久，加之人们长期四处经
商，把从五湖四海带回来的外乡礼俗融入了当地的
礼俗文化，使平遥古城的礼俗文化，包括婚嫁礼俗
、生日礼俗、丧葬礼俗、祭祀礼俗、俗节庙会等方
方面面的礼俗文化，具有了最广泛的中华民族礼俗
文化的代表性。尤其是在明、清两代，平遥商业经
济高度发达，一直是当地的主要经济支柱，而富起
来的平遥人在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就更上一层楼，一
切以礼为先，以祈求风调雨顺、平安健康、多子多
福为目的的各种庆典、节庆活动，就进一步讲究排
场，相互攀比，礼俗讲究标准更是日益攀高。这种
一切礼当先的讲究，在平遥无论城区还是农村，延
续至今，方兴未艾，成为当今研究汉民族礼俗文化
的历史活化石。
本书在山西经济出版社董利斌先生的大力支持
下，还蒙范慧民、侯建能等先生密切配合，在此书
即将出版面世之际，值此一并致谢。
编者
2017年5月

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平遥商人在长期商海拼搏的实践中，同其他晋商一起，创造了盛誉古今的“晋商文化”，其“拼搏创业、诚信敬业、顽强守业”的精神，至今仍为平遥古城人的优良社会公德之一。
翻开董剑云、董培良编著的这本《晋商与平遥礼俗文化》，且看平遥古城的晋商文化及其礼俗文化。

在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靠天吃饭的农业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着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而且是个体经营，品种简单而传统化，耕作技术原始陈旧。千百年来，老百姓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附着于这种农业经济的只有少数生产简单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的手工作坊。因此，社会商品品种很少，数量不大，流通量更小，流通地域范围也很狭窄。流通场所多以庙会、集市、地摊为主，交换形式以“以物易物”为主，金属货币（铜钱、银两）为辅。唐朝和北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国力强大，外贸兴旺，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尤其是北宋时期，社会商品流通量急剧增多，据资料统计，北宋当时的经济总量相当于当时世界其他各国的经济总量之和，成为中国商业发展的辉煌年代，因而曾经出现过“飞钱”和“交子”。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反映了宋代京都汴梁的商业盛况，应当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业流通的真实写照。
“飞钱”亦称“便换”，是唐宋时期的一种汇兑方式，起源于唐宪宗时期，当时商业发展，铜钱携带不便，加之钱币流通量有限，各地地方政府又禁止大量钱币出境，商业流通受阻。于是京师富商便将售货所得款项，交托各道、各使、各军驻京机关，充当他们上交朝廷的款项，再从各地各部门套取上交税赋，双方都省去了“解送”现银的麻烦，可谓“双赢”，也可交在各地有分庄的大商号。交银者持半联票券，到指定地点取钱，另一半被寄送到指定地支付单位，对票验证付银。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改由户部统一经营。
“交子”是中国最早的纸币。宋初，四川使用铁钱，体大而值小，流通不便。商人便发行一种类似存款单式的纸币，每一“交子”为钱币一缗（1000文），可兑现，可流动。但后来经常因发行者破产等原因，持币人不能兑现，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被政府严令禁止发行。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太行、吕梁两山脉踞其两旁，土地瘠薄，水源缺乏，耕作条件简陋。加之人口众多，以明初统计，山西当时就有人口400多万，为全国人口最多之省份，相当于河南、直隶两行省人口的总和。因而自古以来山西人生活条件就比较困难。为了生存，山西人不得不外出谋生，智者经商，力者打工。依靠简陋的肩挑贩运或骡驮车推，贩卖颜料、丝绸、首饰等。到明朝初年，山西商人，特别是以平遥商帮为代表的晋中商帮，已经成为全国商业的龙头，形成一定规模，获利可观。据《明史·食货五》记载，明洪武初，时任平遥县主簿的成乐任期届满，回京述职时，由于看到平遥商人富裕非凡，就大力鼓吹应加大商业税收以增加朝廷财政收人，奏日“能恢办商税”。其实当时从全国来讲，元朝末年的暴政和战争，使全国商业萎靡，亟待鼓励其发展，以使民休养生息。《明史·食货五》载：“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初，命在京兵马指挥领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权衡，稽牙侩物价。”洪武、永乐年间，朝廷大力鼓励发展商业，为解决商人来京经营没有存货库房的问题，朝廷还特许在三山门外等地修建仓储房，名日“塌房”，供商人租用。当时河南彰德府连蔬菜、水果、饮食等都收税，朱元璋闻听后立即诏令制止。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