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异凡，1952年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1954—1959年就学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著有《天鹅之歌——关于列宁后期思想的对话》、《不惑集》、《史海探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的校订者。《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的编译者，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副主编。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等多种著作的译者，在国内外发表大量论文和译文。主持9卷本《苏联史》的编著工作。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

《革命与改良》
序言
俄国苦于资本主义不足——列宁对俄国国情的认识过程
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争论和斯大林“认错”
流行说法与对马恩列的误读——《共产主义原理》、《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同胜利说”
“普列汉诺夫序言”风波
被贬低的俄国二月革命
末代沙皇的退位及其遇害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口号无需改译
也谈《共产党宣言》原文第一句怎样翻译
自由——十月革命的第四个口号
十月的炮声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十月革命的贡献
十月革命的几个问题
十月革命：理论与实践
十月革命是犹太复国运动吗？
列宁论劳动人民掌握文化的意义——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
苏俄实施“公妻”的神话
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工人民主制——列宁时期党内组织原则的演变
十月革命后俄共背离自由民主的历史教训
不要误读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这句话
在农民暴动的压力下——新经济政策的起因之一
苏维埃政权的危机和列宁的应对之策——纪念列宁诞辰140周年
列宁的一次改革尝试
革命党到政权党——苏共不成功的转变
列宁论工会要捍卫工人的利益
农民的“布列斯特”——列宁是怎样对农民妥协让步的
苏俄的大饥荒与没收教会珍宝运动
1922年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审判案
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建立
给人民以实实在在的好处——列宁“临别赠言”之一
“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要当诗人”——列宁“临别赠言”之二
列宁为什么感到“尴尬”？——从列宁一封信的译文谈起
列宁在1923
列宁索取毒药之谜——一个没有付诸实施的列宁嘱托
列宁给斯大林“绝交”信的前前后后
列宁和斯大林关系的历史真相
探索天才的奥秘——对列宁大脑的研究
苏联20年代出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
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苏俄新经济政策研究（1921-1929）
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诠释及其命运
决定苏联发展方向的二十年代——《苏联史》第三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的特色
《大转变》
序言
斯大林是怎样当上总书记的？
苏联共产党不存在指定接班人制度
斯大林伪造“政治局”
以列宁的名义突击招兵买马
列宁和斯大林主义问题
苏共处理党内意见分歧的两条不同路径
监督与反监督
列宁斯大林的工资是多少？
发财还是贫穷，这是个问题
苏联的土地政策及其农民问题
斯大林模式的来龙去脉
斯大林的“三条鲸鱼”捡不得
性格与政治——读姜长斌和左凤荣著《读懂斯大林》
苏联的“告密文化”
“苏联政治恐怖受害者”光盘
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所作的修改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诞生记
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打算对德媾和说辨析
斯大林的最后时日——斯大林医生的最新回忆
木犁与原子武器，何人所言？
“澄清”还是“搅混”——有关斯大林的几个历史事实
斯大林“热”及其误读
一本谬误百出的“奇书”——《大元帅斯大林》略谈
托洛茨基、斯大林及其他——有关苏联史的几条知识
托洛茨基生平思想略论
托洛茨基和文化
托洛茨基的两个预言
托洛茨基著作在中国
鲜为人知的另类革命家——读《炼狱》
在监狱里著书立说
纪德的悲哀——再谈纪德的《从苏联归来》
《驯服的艺术》中文版前言
布哈林及其著作变色记
《改建与易帜》
序言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及其命运
剪除贝利亚是赫鲁晓夫策动的一场政变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几个问题
白与黑——赫鲁晓夫的墓碑
魂归何处？
奖章爱好者勃列日涅夫总书记
伏特加与俄罗斯
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观
农民出身和苏联改革——读《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20世纪的精神教训)》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苏联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之考察
一代兴亡从头评说——读《苏联兴亡史论》
苏联共产党丧权的教训
苏联崩溃与地缘政治
从另一视角看苏联解体
苏联剧变：违背历史规律的结局
俄罗斯·俄国·前苏联——译名与用法
俄国·1992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两难处境——评俄共党纲关于苏共历史教训的总结
“俄罗斯思想”和俄共的社会主义观
俄共拒绝普京改名“社会民主工党”的建议
俄共中央副主席梅利尼科夫访谈录
谢列兹尼奥夫及其“俄国”运动和“复兴俄国”党
苏联剧变后俄国左翼学者的思考和探索
上下求索，各陈所见——俄学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1992-1997）
俄罗斯养老金改革方案的争论
叶利钦现象析
苏联史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
一本引起争论的历史教学参考书——菲利波夫的《俄国现代史》

随着书记处权力的扩大，其编制也不断扩大。斯维尔德洛夫任书记时只有15名助手和30名工作人员。到1919年12月，书记处人员扩大到80名，三个月后为120名，1920年3月增加到602名。从1919年3月起，中央书记处开始组建下属部门，首先成立总务部。1919年6月在总务部的基础上成立财务部和事务管理部，还成立了信息部、登记分配部、组织指导部、检察侦查部、学校教育部、妇女工作部、出版部等。
政治局和组织局成立后就开始取代中央全会。1919年4月到11月，按规定应召开16次中央全会，实际上仅召开了6次。政治局单独开了29次会，还同组织局一起召开了19次联席会议，组织局单独召开了110次会议。
“责任书记”是负责领导整个书记处工作的，是书记处的头。后来“责任书记”改称“总书记”，起初职能没有什么变化。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当时的《真理报》只有“责任编辑”，没有总编辑的说法。领导该报的布哈林的职务是“责任编辑”。
斯大林是在1922年4月3日俄共十一大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被选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的。
斯大林当选总书记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相对来说是闲职，并且工作也不出色，甚至可以说很差。1921年3月17日，列宁在一封信中说，斯大林“在三年半来实际上从未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也没有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这是事实”。1923年初，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批评长期由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他写道：“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在成立苏联的过程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但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和否定。
不过在党内，斯大林的职务却是无人能比的，他担任了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总书记。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斯大林一人身兼三要职，管政治、组织和日常党务，加起来权力是够大的。那时候，党内没有更高的职位，既没有党主席，也没有政治局主席，政治局会议一直由列宁主持，但这不是职务。列宁生病和去世后由加米涅夫主持。列宁在填表时，在党内职务一栏填的是“中央委员”。
斯大林喜欢未雨绸缪，他有个说法：“要领导就必须有预见。”早在进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之前，斯大林已经采取措施扩大自己的队伍。
1921年10月22日，斯大林给俄共中央组织局写信（抄送列宁），提出必须重新调配各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集中到工农检查院。他提出工农检查院需要1000到1200名新工作人员，至少也要250人。当天列宁回答说：“我觉得预计的数字过大。但老实说，我不了解组织局这次‘调配’工作的规模。”
斯大林插手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关键部门——宣传鼓动部的工作，该部门的编制是他一人决定的。1921年8月22日，他掌握的组织局作出决定，“责成斯大林同志监管并总的领导中央宣传鼓动部以及与之有关的党和苏维埃部门”。建议“斯大林同志每天分出1至2小时处理这项工作”。这样，斯大林就从组织部门进而插手到意识形态部门了。
莫洛托夫进入书记处之后表现急躁，1921年夏天又有许多党内问题待处理，例如“清党”。为了加强“薄弱环节”，俄共领导层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的一名委员去帮助主管的“青年专家”，这个人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到任后很快就使莫洛托夫退居次要地位。
斯大林为担任总书记提前安插了自己的人。1921年，托夫斯图哈在“民族人民委员部负责‘不大的’工作”，而到1922年已经“主管斯大林同志的个人秘书处”。斯大林当选总书记后，托夫斯图哈立即改任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显然，斯大林早已积极为托夫斯图哈就任此职做准备了。在托夫斯图哈就任新职的同时，纳扎列疆也被任命为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斯大林提拔的这些人在以后的许多关键时刻给了他有力支持。最后，还在1921年，在斯大林的积极参与下制定了一批党内规范性文件，其大多数涉及登记分配工作。在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之后，这些文件没有修改，而是立即“检查执行情况”。
到1922年3月已经非常清楚，莫洛托夫退居书记处的第二位，排到斯大林之后。莫洛托夫在俄共十一大上自我批评说：“列宁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所说的挑选党内的负责力量的工作现在当然进行得还很差，如果说得更厉害一点——很糟糕。”
P4-5

郑异凡所著的《苏联春秋（共3册）》包括《革命与改良》、《大转变》和《改建与易帜》三卷，相应地为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和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到当今的俄联邦时期，这些文章中有正规论文，有一般文章，有书评和随笔等，一律按内容分类排列，这样对读者会方便一些。
《改建与易帜》收录的文章论及的是“改建”与“易帜”的问题，重点在戈尔巴乔夫的改建与苏联解体，还有苏联后的一些历史事件。《革命与改良》，主要讲的是从1917年的俄国革命到20年代末新经济政策终结这段历史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问题。《大转变》，准确点说应是“大变局”，一部苏联兴亡史的转折点就是1929年的“大变局”。

1929年底，斯大林踌躇满志地写下《大转变的
一年》。
对斯大林来说，1929年确实是大转变的一年！
经过多年的争斗，斯大林打败了他的竞争对手托洛
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929年斯大林又击
败了最后一个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右倾集团
”。现在他可以宣布取得完胜了。
十月革命初期斯大林还是个知名度不高的人物
，排在他前面的不仅有列宁，还有托洛茨基、斯维
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些人有才能
，有实力，领兵打仗，鼓动演说，文字写作能力，
都在斯大林之上。群众大会上被高呼万岁的有列宁
、托洛茨基，有时还有季诺维也夫，但从来没有斯
大林。列宁逝世后短短的五年时间内，斯大林能够
打败这些强人，确实是一个奇迹。试问，斯大林的
诀窍何在？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除了组织没有其他武器。
斯大林领会其中奥妙，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两个
著名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
”，这就是斯大林取胜之秘笈。革命初期，那些领
导人都不屑于或者瞧不起默默无闻的组织工作，只
有斯大林毫无怨言地在组织人事领域埋头苦干，斯
大林能够身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
书记这三个重要职务并不是偶然的，这样一来斯大
林就抓住了共产党内部最核心的权力——组织人事
权，把干部的选拔、任免、升降、调动的大权掌握
在自己手里，形成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经过斯大
林的操作，那些在革命中处于二流三流的人物如莫
洛托夫、卡岗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被提拔上来，
取代列宁的近卫军。“干部决定一切”，诚然！“
技术决定一切”，搞党内斗争是要有技术、有手腕
的。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拉一派打一派，各个击
破，斯大林先是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打头号政
敌托洛茨基，然后拉布哈林、李可夫来打加米涅夫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打倒此三人后，斯大
林的羽翼已经丰满，拉出自己的队伍打倒最后的对
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
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斯大林中
止了新经济政策，这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大
的转变，可以说是决定苏联今后命运的大转变！斯
大林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宣布，新
经济政策已经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了，我们要让它
“见鬼去”。稍后他对自己的“见鬼去”的说法作
了解释：“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
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
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
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
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
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就凭这几句话，斯大林
打发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①此前联共
（布）中央并没有讨论过这一重大问题，更没有作
出中止新经济政策的决定。强行中止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就堵死了利用市场机制，甚至向市场经济发
展的可能性，重新回到被废弃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
上去，斯大林模式是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的恶性发展
。
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一个标志就是改变农
业的方针，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列宁在最后的文
章中曾经提出通过流通领域的合作社把农民引向社
会主义，这种合作社是农民能够接受的，农民在其
中仍然是独立的劳动者，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农具牲
口。1928年发生所谓粮食收购危机，这本来是市场
机制运用不当造成的，通过调节价格和政策，应当
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不喜欢小生产者农民的斯大林
决定实行农业集体化，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在这
过程中说是剥夺“富农”，实际上是剥夺全体农民
，使他们成为没有土地、没有农具、没有耕畜的集
体农庄庄员，而集体农庄的任务则是保证国家能够
方便地取得所需的粮食供工业化之用，农民实质上
成为替国家耕种的“国家农奴”。集体化是一场大
灾难，是农村生产力的大破坏，其直接后果是1932
-1933年的大饥荒，其长远后果是苏联农业从此一蹶
不振，农业产量直到50年代初还没有达到沙俄1913
年的水平，苏联把一个沙俄时期的粮食出口国变成
了一个粮食进口国！
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开始了对国内
各阶层、各级干部的清洗。从1928年开始，国内陆
续举行各种审判案，如沙赫特案、孟什维克案、马
克思列宁主义纲领案、莫斯科的三次公审案、秘密
举行的军事阴谋案，打击的矛头从工程技术人员、
原反对党派，到党内现存的和已经投降认错的反对
派人员，还有毫无过错的军事领导人。大规模的清
洗造成告密成风，人人自危，集中营人满为患。一
个直接后果就是卫国战争初期苏军缺乏能征善战的
将领，几天之内一败千里，失去西部大片国土和工
业国防设施，这就是军队大规模清洗造成的直接恶
果！
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领
域发动了进攻，点名批判一批专家学者，紧接着
1930年，斯大林在红色教授学院接见党支部成员时
发表讲话，要求批判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直到布
哈林、德波林等大批名家，掀起一个大批判高潮。
此后从30年代一直到50年代初斯大林去世，各种批
判连绵不断，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到自然科学，
无一幸免，斯大林祭起的不仅是批判的武器，更有
武器的批判，不少学者专家死于监狱和集中营，结
果伪科学盛行（例如李森科的学说），真知灼见遭
压制。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20世
纪的共产主义“圣经”。
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斯大林获得了
对苏联的绝对统治权，从今而后再没有力量能够制
约他了，再也没有公开反对他的声音了，党内民主
集中制名存实亡，有权监督党中央的中央监察委员
会变成了附属于中央的一个监督各级组织执行中央
决定的机构。
“大转变”，准确点说应是“大变局”，一部
苏联兴亡史的转折点就是1929年的“大变局”。
斯大林的胜利意味着其对手的失败，并且败在
斯大林手下的那些人都逃不过最后被肉体消灭的命
运。不过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在谈到斯大林的“大
转变”的时候，也不能忘记那些失败者，例如托洛
茨基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毫无疑义是英雄，为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此
后的岁月，他始终是坚持反对斯大林种种做法的坚
定不移的斗士，尤其是他在最后一次流亡期间所写
的著作，是今天总结苏联解体、苏共丧权教训所不
可忽视的资料，在某些问题上他是有先见之明的。
斯大林的另一个重量级对手是布哈林。布哈林是列
宁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他对新经济政策的阐述和
发挥是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一笔重要遗产。这是
一个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奋斗一生的人物，甚
至在监狱里他也没有放弃理想的追求，在短短一年
的时间里争分夺秒为后人写作了三部著作：《社会
主义及其文化》、《辩证法概论》和自传体小说《
时代》，布哈林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说：“世界
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历史上许多蒙受不白之冤的
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历史法庭上。著名历史学家罗易
·梅德韦杰夫把他论述斯大林主义的专著取名为《
让历史来审判》，也是寄希望于历史法庭。
历史法庭在不断地做出判决！
郑异凡
2016年4月于北京蓬莱公寓

郑异凡所著的《苏联春秋（共3册）》共分为三卷，第一卷“革命与改良”，从俄国二月革命到斯大林执政前，主要阐释了苏联成立前的革命以及成立后的社会改良；第二卷“大转变”，主要介绍了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历史；第三卷“改建与易帜”，主要论述了苏联解体前后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