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词典》以作者韩少功当知青时下乡工作生活的湖南省汨罗县（现为汨罗市）天井公社（现为天井乡）为取材地，以其风土人情为素材，集录了当地“马桥人“的日常用词，《马桥词典》共计115个词条。它以这些词条为引子，讲述了古往今来一个个丰富生动的故事，引人入胜，回味无穷。
《马桥词典》最早发表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界》杂志1996年第2期，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之一。2003年8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译本“A Dictionary of Maqiao”。《马桥词典》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曾荣获“上海市第四届中、长篇小说优秀大奖”中的长篇小说一等奖。

韩少功，男，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1968年赴湖南省汨罗县插队务农，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1978年就读于湖国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任《主人翁》杂志编辑、副主编（1982），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85），《海南纪实》杂志主编（1988），《天涯》杂志社社长（1995），海南省作协主席（1996），海南省文联主席（2000）等职。
主要文学作品有《韩少功系列作晶》（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韩少功作品系列》（十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含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鞋癖》等、散文《完美的假定》等、长篇作品《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日夜书》。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1981）、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1997）、法国文艺骑士奖章（2002）、全国鲁迅文学奖（2007）、华语传媒文学大奖（2007）、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2010）等。作晶有三十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

编撰者说明
《马桥词典》条目首字笔画索引
江
罗江
蛮子（以及罗家蛮）
三月三
马桥弓
老表
甜
碘酊
乡气
同锅
放锅
小哥（以及其他）
神仙府（以及烂杆子）
科学
醒
台湾
浆
汉奸
冤头
红娘子
渠
道学
黄皮
晕街
颜茶
夷边
话份
满天红
觉
发歌
撞红
觉觉佬
哩咯啷
龙
龙（续）
枫鬼
肯
贵生
贱
梦婆
嬲
下（以及穿山镜）
公地（以及母田）
月口
九袋
散发
流逝
马疤子（以及一九四八年）
打醮
打起发
马疤子（续）
荆界瓜
一九四八年（续）
军头蚊
公家
格
煞
豺猛子
宝气
宝气（续）
双狮滚绣球
洪老板
三毛
挂栏
清明雨
不和气
神
不和气（续）
背钉
根
打车子
呀哇嘴巴
马同意
走鬼亲
火焰
红花爹爹
你老人家（以及其他）
茹饭（春天的用法）
模范（晴天的用法）
打玄讲
现
嘴煞（以及翻脚板的）
结草箍
问书
黑相公
黑相公（续）
磨咒
三秒
莴玮
放藤
津巴佬
破脑（以及其他）
怜相
朱牙土
罢园
飘魂
懈
黄茅瘴
压字
懒（男人的用法）
泡皮（以及其他）
民主仓（囚犯的用法）
天安门
狠
怪器
放转生
栀子花，茉莉花
亏元
开眼
企尸
嗯
隔锅兄弟
归元（归完）
白话
官路
后记

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赢得了国际
社会的关注。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对话正在更广泛的
领域和更深层面展开，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华文化在
世界范围内的苏醒和复兴。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已有2000余部中国当
代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外，涉及作家230位以上
，其中一部分喜获热评与奖项，构成了中国文学“
走出去”的强大势头。为了展示这一可贵的成果，
探讨国际文学交流经验，比较中外不同读者群体、
批评家、出版家、翻译家的兴趣视角，中南传媒集
团决定选编一套“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丛书”，暂
以小说为入选对象，由集团下的湖南文艺出版社隆
重出版。
这一套丛书的入选作品，既要体现作家的创作
实绩和风格面貌，又要反映作品在国外市场的影响
力和关注度，因此入选作品是在境外翻译出版较多
的版本。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将始终贯穿这套丛书
。
为了体现这一编辑特色，有别于入选者的其他
作品版本，我们在推出小说文本的同时，也编入了
外文译本封面影印图片等，努力使之成为一套具有
品读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的精美丛书。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丛书”
编辑委员会

韩少功著的《马桥词典》集录了湖南汨罗县“马桥”人日常用词，计一百一十五个词条。它以这些词条为引子，讲述了古往今来一个个丰富生动的故事，引人入胜，回味无穷。
这部长篇小说没有采取传统的创作手法，而是巧妙地糅合了文化人类学、语言社会学、思想随笔、经典小说等诸种写作方式，用词典构造了马桥的文化和历史，使读者在享受到小说的巨大魅力时，领略到每个词语和词条后面的历史、贫困、奋斗和文明，看到了中国的“马桥”、世界的中国。小说主体从历史走到当代，从精神走到物质，从丰富走到单调，无不向人们揭示出深邃的思想内涵。
这是一次成功的创作实践，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收获。

人是有语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说话其实很难。
一九八八年我移居中国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
海南岛。我不会说海南后，而且觉得这种话很难学
。有一天，我与朋友到菜市场买菜，见到不知名的
鱼，便向本地的卖主打听。他说这是鱼。我说我知
道是鱼，请问是什么鱼？他瞪大眼睛说，“海鱼么
。”我笑了，我说我知道是海鱼，请问是“什、么
、海、鱼？”对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显得有些不
耐烦。“大鱼么？”
我和朋友事后想起这一段对话，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国最大的海域，有数不尽数的渔村
，历史悠久的渔业。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关于鱼的
词汇量应该说是最大的。真正的渔民，对几百种自
以及鱼的每个部位以及鱼的冬种状态，都有特定的
语词，都有细致、准确的表达和描述、足可以编出
一本厚厚的词典。但这些绝大部分无法进人普通话
。即使是收集词条最多的《康熙字典》，四万多汉
字也离这个海岛太遥远，把这里大量深切而丰富的
感受排除在视野之外，排除在学士们御制的笔砚之
外。当我同这里的人说起普通话时，当我迫使他们
使用他们不太熟悉的语言时，他们就只可能用“海
鱼”或“大鱼”来含糊。
我差一点嘲笑他们，差一点以为他们可怜地语
言贫乏。我当然错了。对于我来说，他们并不是我
见到的他们，并不是我在谈论的他们，他们嘲瞅呕
哑巩哩哇啦，很大程度上还隐匿在我无法进人的语
言屏障之后，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
。他们接受了这种暗夜。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我多年来一直学习
普通话。我明白这是必要的，是我被邻居、同事、
售货员、警察、官员接受的必需，是我与电视、报
纸沟通的必需，是我进人现代的必需。我在菜市场
买鱼的经历，只是使我突然震惊：我已经普通话化
了。这同时意味着，我记忆中的故乡也普通话化了
，正在一天天被异生的语言滤洗——它在这种滤洗
之下，正在变成简单的“大鱼”和“海鱼”，简略
而粗糙，正在译语的沙漠里一点点干枯。
这并不是说故乡不可谈论。不，它还可以用普
通话谈论，也可以用越语、粤语、闽语、藏语、维
语以及各种外国语来谈论，但是用京胡拉出来的《
命运交喷曲》还是《命运交响曲》吗？一只已经离
开了士地的苹果，一只已经被蒸熟了院制了的苹果
，还算不算一只苹果？
方言当然不是唯一的语言障碍，地域性也不是
语言的唯一属性。在地域性之外，语言起码还有时
代性的维度。几天前，我与朋友交谈，感慨交通和
通讯手段的发达，使人类越来越强化了横的联系，
越来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进程，在不久的将来。可
能基本上铲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别，倒是可能扩
大和加剧时代差别。地球村的同代人吃着同样的食
品，穿着同样的衣服，住着同样的房子，流行着同
样的观念，甚至说着同样的语言，但到那个时候，
五十年代的人了解三十年代的人，二〇二〇年出生
的人了解二O〇O年出生的人，有可能就像现在湖南
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国人要了解英国文化一样困
难。
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在同一种方言内
，所谓“代沟”不仅表现在音乐、文学、服装、从
业、政治等等方面的观念上，也开始表现在语言上
——要一个老子完全听懂儿子的词语，常常得出一
把老力，已成为我们周围常见的事实。“三结合”
、“豆效票”、“老话”、“成分”……一批词汇
迅速变成类似古语的东西，并没有沉淀于古籍，没
有退出日常生活，仍然在某些特定的交际圈子里流
通，就像方言在老乡圈子里流通一样。不是地域而
是时代，不是空间而是时间，还在造就出各种新的
语言群落。
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往深里说。即使人们超越了
地域和时代的障碍，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语
言呢？有一个语言教授做过一次试验，在课堂上说
出一个词，比方“革命”，让学生们说出各自听到
这个词时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形象。答案竟然是多种
多样的；有红旗，有领袖，有风暴，有父亲，有酒
宴，有监狱，有政治课老师，有报纸，有菜市场，
有手风琴……学生们用完全不同的个人生命体验，
对“革命”这个词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下意识栓释。
当然，他们一旦进人公共的交流，就不得不服从权
威的规范，比方服从一本大词典。这是个人对社会
的妥协，是生命感受对文化传统的妥协。但是谁能
肯定，那些在妥协中悄悄遗漏了的一闪而过的形象
，不会在意识的暗层里积累成可以随时爆发的语言
篡改事件呢？谁能肯定，人们在寻找和运用一种广
义普通话的时候，在克服各种语言障碍以求心灵沟
通的时候，新的歧营、歧很、歧义、歧视现象不正
在层出不穷呢？一个非普通化或者逆普通化的过程
不正在人们内心中同时推进呢？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所谓“共同的语言”，
永远是人类一个遥远的目标。如果我们下希望交流
成为一种互相抵销，互相磨灭，我们就必须对交流
保持警觉和抗拒，在妥协中守护自己某种顽强的表
达——这正是一种良性交流的前提。这就意味着，
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每个

罗江
马桥的水流入罗江，村子距江边有小半天的步行路程。过渡有小划子，若船工不在，过河人自己把划子摆过去就是。若船工在，五分钱一个人，船工把划子靠到对岸了，稳稳地插住船头篙，站在岸上一一收钱。点一张票子，就蘸一下口水。攒下大一点的票子了，他就垫进一顶破旧的呢子帽，稳稳地戴在头上。过河钱无论冬夏都是一样。其实，夏天的江面要宽得多，水要急得多。惹遇到洪水时节，漫漫黄汤遮天盖地而下，昏黄了一切倒影，向岸边排挤一叠又一叠的秽物，还有一堆堆泡沫塞在水缓的浅弯，沤积出酸臭。但越是这个时候，岸边的人倒越多，一心一意等待着从上游漂下来的死鸡、死猪、破桌子或者旧木盆，还有散了排的竹木，打捞出来捡回家去，这叫发水财。
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个女人或者娃崽，泡成了巨大的白色肉球，突然从波涛中滚出来，向你投射直愣愣的呆目，骇得人们惊叫着逃散。
也有一些胆大的娃崽，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篙，戳着白色的肉球，觉得好玩。江边的人也打鱼，下吊网，或者下线钩。有一次我还没有走到江边，突然看见几个走在前面的女人，尖叫着慌慌张张回头就跑，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再仔细看，她们的来处，男人无论老少，也不管刚才正在挑担还是在放牛，刹那间全光了裤子，一顺溜十几颗光屁股朝河里跳踉而去，大吼大叫。我这才想起，刚才闷闷地响了一声，是炮声。这就是说，河里放炮了，炸鱼了，他们闻声而脱是去捞鱼的。他们舍不得湿了自己的裤子，也不觉得这种不约而同的紧急行动会吓着什么人。
在马桥的六年里，我与罗江的关系并水多，只是偶尔步行去县城时得在那里过渡。说起过渡，五分钱常常成了大事。知青手里的钱不多，男的一旦聚成了团，也有一种当当日本鬼子横行霸道的冲动，过渡总是想赖帐。有一个叫黑相公的，在这些事情上特别英雄，上岸以后拿出地下工作者舍己救人的作派，一个劲丢眼色，要我们都往前走，钱由他一个人来付。他摸左边的口袋，掏右边的口袋，装模作样拖延够了，看见我们都走远，这才露出狰狞面孔，说他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不给，老鳖，你要如何搞？然后拔腿就跑。他以为他是篮球运动员，摆渡的老倌子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不料老人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扛上一条长桨，虽然跑得慢，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决不停下步来，追了一里，追了两里，追了三里，追了四里……直到我们一个个都东倒西歪了挂涎水了，小小的黑点还是远远地咬住我们。谁都相信，只要没有杀了他，他今天不讨回这三角多钱，即便挥舞长桨追到天边，断不会回头的。他一点也没有我们聪明，根本不打算算帐，不会觉得他丢下船，丢下河边一大群待渡的客人，有什么可惜。
我们无路可走，只有乖乖地凑了钱，由黑相公送上前去以绝后患。我远远看见老人居然给黑相公还找了零钱，嘴里大张大合，大概是骂人，但逆着风一句也没有送过来。
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位老人。清查反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支手枪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枪是在城里“文化大革命”时搞到手的，打完子弹，还舍不得丢，偷偷带到乡下。后来风声一紧，怕招来窝藏武器的罪名，才由黑相公在过渡的时候丢到河里，而且相约永远守口如瓶。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我至今仍不清楚。
我只是后悔当时太自作聪明，以为丢到河里就干净了。我们没料到上面不找到这支枪，根本不可能结案，相反，还怀疑我们把这支枪继续窝藏，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没完没了的审问和交代之后，好容易熬到了冬天，罗江苏水退了，浮露出大片的沙滩。我们操着耙头，到丢枪的方位深挖细找，一心想挖出我们的清白。我们在河滩上足足挖了五天，挖出了越来越阔大的范围，差不多在刺骨的寒风中垦出了人民公社万顷良田，就是没有听到耙头下叮当的金属声。
一支沉沉的枪，是不可能被水冲走的。沉在水底，也不可能什么人把它捡走。奇怪的是，它到哪里去了呢？
我只能怀疑，这条陌生的江不怀好意，为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理由，一心要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它的神秘，也才第一次认真把它打量。它披挂着冬天第一场大雪，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像一道闪电把世界突然照亮，并且久久凝固下来。河滩上有一行浅浅足迹，使几只白色的水鸟不安地上下惊飞，不时滑入冰雪的背景里让人无法辨别，不时又从我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几道白线划过暗绿色的狭窄水面。我的眼睛开始在一道永久的闪电里不由自主地流泪。
没有什么人过渡。摆渡的不是以前那个老倌子了，换成一个年轻些的中年人，笼着袖子在岸边蹲了一阵，就回去了。
我猛回头，岸上还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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