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1987年间，普里莫·莱维接受了不计其数的采访。普里莫·莱维著的《记忆之声(莱维访谈录1961-1987)(精)》中两位编者精选了其中36篇采访，编录成这本《记忆之声》。本书分为六个部分，涵盖了莱维一生的轨迹，呈现出“幸存者”“作家”“化学家”“政论家”“犹太人”等多面向的莱维。在书中，他谈到从奥斯维辛返家后，自己迫切地想要讲述集中营的故事，享誉全球的“奥斯维辛三部曲”就在莱维与他人的对话中应运而生；他谈到自己为数不多的科幻小说和诗歌创作，拥抱技术的同时，莱维对人类的创造力依然抱有信心。在奥斯维辛40年后，莱维认为战争的阴霾仍未散去，法西斯主义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因此莱维积极地介入离散犹太人与以色列的问题，终其一生，他反对战争，呼吁和平。

前言（罗伯特·戈登）
“我是一头半人马”（马可·贝波里蒂）
编者的话
第一部分 来自英语世界的采访
杰梅茵·格里尔与普里莫·莱维的对谈（1985）
一个被他的技艺拯救的男人（1986）
普里莫·莱维在伦敦（1986）
谈话中的普里莫·莱维（1987）
第二部分 生活
记忆的小剧场（1982）
都灵（1980）
登山（1984）
化学（1983）
科学的邪恶力量（1987）
诗歌与计算机（1985）
我，老了吗？（1982）
第三部分 作品
《休战》（1963）
科幻故事1《自然故事》（1966—1971）
科幻故事2《形式的缺陷》（1971）
《元素周期表》（1975）
《扳手》（1979）
《寻根》（1981）
《若非此时，何时？》（1982）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1986）
第四部分 文学与写作
一种神奇的必然性（1972）
与普里莫·莱维对话（1979）
为一份学术论文做采访（1981）
邂逅普里莫·莱维（1981）
一场名为弗朗茨·卡夫卡的袭击（1983）
普里莫·莱维（1984）
本质的和多余的（1987）
第五部分 奥斯维辛和幸存
圆桌：关于犹太人的问题（1961）
自我采访：《这是不是个人》后记（1976）
回到奥斯维辛（1982）
记忆的责任（1983）
词语、记忆、希望（1984）
第六部分 犹太教和以色列
某种程度上的犹太人（1976）
对普里莫·莱维的采访（1979）
上帝和我（1983）
普里莫·莱维：贝京应该下台（1982）
如果这是一个国家（1984）

前言
罗伯特·戈登
现在，普里莫·莱维在我们这个世纪被公认是至为重
要的作家。他的两部关于纳粹大屠杀的主要的作品——《
这是不是个人》（Se questo e un uomo，1947；英译本
标题是If this is a man）是对他在奥斯维辛的“深渊之
底”的11个月的节制却灼人的记录；《被淹没与被拯救的
》（I sommersi e i salvati，1986；英译本标题是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这部随笔集重新面对了40年
来那场事件中道德和历史的两难困境，以及对那场事件的
回忆——就像是对上世纪最黑暗的历史时刻的人道主义沉
思的两根支柱。确实，难以想象还有另外一个具有如此高
度的作家，在如此漫长的时间中一直在带着如此平易的节
制、智慧和坚持用写作、演讲来表达那些无法承受的事件
。
莱维对意大利的阅读群体的巨大影响——也许甚至可
以说他对英语世界的影响更大——一直被以不同的方式，
有时甚至是颇有争议地被阐述。对很多人而言，他行文中
的清晰透彻，还有那种坦然的直接是他的魅力所在，而对
另外一部分人而言，是他相当模糊的“非犹太人的犹太人
”（用他自己的话说）身份能让他成为沟通“犹太”大屠
杀和更宽广的旁观世界的桥梁。然而，随着意大利国内最
近对他的作品全集日益关注——以马可·贝波里蒂的工作
为首所显示的，这两种解释都不足以说明他的写作的力量
和其产生的持续共鸣。存在着另一个莱维，那个和别人为
他设定的镇定的圣人形象不符的莱维，那个莱维更加复杂
、更加忧虑、更为多元，也带着更多的矛盾性，因此也更
为丰富，能给人带来更多教益。至少，莱维身上的多重的
身份和声音理应对我们理解他至关重要。这本访谈集向我
们呈现了他身上另外的那些身份和角色，这些渗透进他的
作品中，并构建了这个我们如此仰慕、洗耳聆听的人。
我首先会将莱维定义成一个写作、谈论集中营的人。
我们可以用写作和演讲这样简单的组合来概括这本集子的
目的。正如马可·贝波里蒂在后文的《我是一头半人马》
一文中所写，莱维作为作家的事业或者职业（Metier），
本身是他的工业化学家的主要事业的补充，和他身为对话
者的第三种职业一直保持平行，并最终交叉。受访者莱维
是莱维对话者生涯的一部分，一个被记录下来的部分。
正如莱维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所写的，幸
存者可以被归结为两大类：那些开口的和那些保持沉默的
。。这两种角色都不是人们主动选择的，他说；这两种角
色都有精神病理学的推动。但他从集中营回到家时，那种
要开口的冲动盖过了恐惧——这种恐惧是他和他的集中营
难友们所共享的，他们恐惧没有人会听他们必须开口讲出
来的一切。当在1982年的一次采访中，两位口述历史学家
对他提到他们采访过几位只有到现在才选择开口说话的幸
存者，莱维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表示怀疑：
莱维：……但至于埃莱娜·雷克纳提（Elena
Recanati）或者娜塔利亚·泰代斯基（Natalia Tedeschi
）为何选择到今天才发声，肯定是因为人们到今天才发现
她们。她们之前是否曾经拒绝过发言？
不，她们说她们从集中营归家后，感觉自己深深地被
他人误解，感觉别人不相信她们，于是她们失去了讲述一
切的冲动。
莱维：就我自己而言，我没有感觉到那种不被别人理
解的状态。正如你所知，《这是不是个人》的出版过程非
常曲折。只有当这本书被写出来10年后，它才变得知名。
但无论如何，我都能发现别人的理解和支持，在讲述我必
须要讲述的这些故事时我从没有遇到困难。
……
《扳手》的故事背景是莱维曾经因公差拜访过的一家
陶里亚蒂的工厂，除了其他寓意之外，它也代表了莱维对
自己作为化学家的职业生涯的一场告别式的思考；事实上
，在莱维写作这本书时，他同样也即将迎来退休，成为一
名全职作家。他唯一完全成熟的虚构作品《若非此时，何
时？》在1982年出版，讲述了“二战”中一个犹太游击队
的故事，并获得了两个重要奖项，但同样也有一些批评声
音认为它对东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文化有“过度研究”的
重构。整个20世纪80年代，莱维接受的采访次数和他的国
际声望都有显著的提升。1981年，《莉莉斯及其他故事》
（Lilit e altri racconti）出版，这本书涵盖了散文、
集中营故事和科幻故事；同年出版的还有《寻根》（La
ricerca delle radici）——一本迷人的、关于他最喜爱
的或者说对他产生了影响的书的评论性选集。1983年，他
翻译的卡夫卡的《审判》出版，这个过程中也包含了不寻
常的、创伤性的气质问的冲突。1984年，他的诗集出版，
书名是柯勒律治的诗句——《不定的时刻》（Ad ora
incerta）；第二年，他最具代表性的、不拘一格的、“百
科全书式的”（用卡尔维诺的形容）并且古怪的散文集《
他人的行当》（L'altrui mestiere）出版。他曾发表在
《新闻报》上的更多文章被收录进1986年的《故事和散文
集》。
在他去世前一年，莱维把自己对奥斯维辛的思考集结
成他最打动人的那本《被淹没与被拯救的》（英译本于
1986年出版）。这些散文——关于记忆、关于交流、关于
幸存者的羞愧、关于纳粹“无用的”暴力，以及在受害者
和压迫者之间那充满道德模糊性的“灰色地带”——重新
探询了很多由大屠杀抛出的道德和历史问题，堪称人道的
、伦理的沉思的典范。它们同时包含了真实的痛苦、愤怒
和矛盾的时刻。确实，在20世纪80年代，他的作品的出版
热潮和他个人公共曝光度的增加，对莱维而言绝非意味着
没有压力和焦虑。他因作家的创作低潮而懊恼，也因为他
在海外被接受过程中产生的扭曲而沮丧（尤其是在1984年
后的美国，他知道自己被追捧，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被吸
收进欧洲犹太作家的一个模型里——而他知道这个模型和
自己并不吻合），同时他也密切关注在德国和法国兴起的
邪恶的否定大屠杀论和“修正主义论者”。他对同年轻人
对话也逐渐感到幻灭：他感觉他们也不再了解他，或者说
不知道他的言论重要性何在，更别提他试图去描述的那种
充满细节的复杂性。无论如何，他还是保持积极，发表谈
话，写作，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一直在构思未来的作品
。他于1987年4月去世，大部分人认为他是自杀的，虽然有
部分声音一直在争辩说没有足够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是自
杀的。

读者可以通过《记忆之声(莱维访谈录1961-1987)(精)》了解到莱维的生平趣事、文学的趣味和倾向、每本书的写作缘起和过程，以及莱维对自己身份和现实政治的看法，为读者阅读莱维作品提供了非常好的背景介绍和深度注解。
普里莫·莱维是奥斯维辛重要的记录者和见证人，也是意大利标志性作家，是“欧洲高尚、不可或缺的作家之一”，被卡尔维诺称为“我们时代极重要、极富有天赋的作家之一”。

在普里莫?莱维的作品中，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
每个字都不可或缺。
——索尔?贝娄

一场名为弗朗茨卡夫卡的袭击
（1983）
费德里科·德·梅利斯
现在在很多书店都推出了一本朴素的新书，封面有些怀旧。蓝色的封面，尺寸较一般的平装本要小。这是艾诺迪出版社的“作家译作家系列”的第一本书，这个系列以弗朗茨·卡夫卡的《审判》打头阵，译者是普里莫·莱维。我们在《这是不是个人》的作者的故乡都灵采访了他。
费德里科·德·梅利斯（以下简称“梅利斯”）：你能谈一谈这个出版项目吗？
莱维：艾诺迪出版社的想法是重新推出一些由当代作家重新翻译的经典作品。我的翻译是这个系列的第一本，第二本是娜塔利娅·金兹伯格翻译的居斯塔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个计划非常有智慧，有独创性，令人振奋。很明显，这个系列的每一本书凭借其自身就非常有话题性，也会成为一些很有趣的研究的分析对象。某种程度上，这个系列的每一本书都是伪书（spurious），因为它有两个作者。从封面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书名和译者的名字是用白色字体，而作者的名字是用蓝色字体。和所有的杂交育种一样，这会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项目。这就是他们的理念。最后我就完全成了这种理念的体现，因为我必须坦白我的自我一直在撕扯。一方面，我的语言学道德（philological conscience）告诉我，我必须尊重卡夫卡；而另一方面，我的个人意志，以及身为作家我根深蒂固的个人习惯—也被称为“风格”—抗拒这一点。我并不是特别清楚自己的风格，我的读者对此比我知道得更多，这就好似一个人的侧面肖像一样，我们几乎不知道或者从来没真正看到过自己的侧面是什么样子。
梅利斯：为什么要将弗朗茨·卡夫卡和普利莫·莱维联系在一起？
莱维：这并不是我的选择，是出版社定的，他们拿这个提议来找我，我就接受了。说实话，我答应得有点儿草率，我从来不知道这本书会让我陷得这么深，我必须承认卡夫卡从来不是我最爱的作家，我也可以告诉你原因：你并不需要去真正喜欢你感觉最亲近的作家，有的时候事情正相反。我想我对卡夫卡的这种感觉，并非因为不感兴趣或者觉得无聊，而是因为某种程度的防卫心理，我开始翻译《审判》不久后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受到了这本书的侵犯，我必须要捍卫我自己。正因为这本书如此不可思议，如此了不起，它像一根矛、一支箭一样刺穿你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会感觉自己在接受审判。更进一步说，坐在你的扶手椅上，快速地草草翻阅一本书是一回事，但要一字一句、一点一点地阅读，正如你在翻译时所做的那样，又是另外一回事。在翻译《审判》的过程中，我终于意识到我对卡夫卡的敌意的来源。这是一种出于恐惧的自我防卫心理。也许还出于那个特殊的原因：卡夫卡是个犹太人，我也是个犹太人。《审判》的一开场就是一场意外的、不正义的监禁，我的职业生涯一开始也经历了一场意外的、不正义的监禁。卡夫卡是我很崇敬的作家—我不是喜欢他，我是钦佩他，害怕他，他就像一台会碾压你的机器，就像一个会预言你的死期的先知。
梅利斯：在艰苦的翻译中，你做了哪些选择，又使用了哪些材料？
莱维：我试图不用德语那种句法密度来压迫读者，德国人的句法复杂性是意大利读者不习惯的。乔治·赞帕（GiorgioZampa）在其1973年的译本中一直保留了原著的那种句法结构。我有时候会背道而驰。有时候当面临极度复杂、很难翻译的句子时，我就会削减句子，将它们断成好几个句子，这么做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因为句子的意思仍是完整的。卡夫卡心安理得地在文本中使用大量的重复，可能在十行句子里一个词汇会重复出现三四次。我试图避免这些，因为这种重复在传统的意大利语里几乎看不到。这可能是我个人的专断做法，也许在意大利语里，词语的重复能够制造某种特殊的效果。但是出于对意大利读者的体恤，我试图给他们一种不那么翻译腔的文本。
P193-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