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门大学问》是一本关于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如何读书的专著。作者钟健能在研究中外名家读书经验和事迹的基础上，结合自己近五十年读书经历的体会和感悟，对读书的意义、目的、境界、精神和方式方法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该书布局和谐，逻辑严密，语言通俗，文字清新，读起来亲切自然，最难能可贵的是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这本书洋洋洒洒，可谓阳春白雪，曲高而不和寡，折射出作者深厚的文史功底、渊博的学识修养、以及深邃的思想，使人在惊叹感佩之余，又受益匪浅。

钟健能，1963年3月出生，湖南宁乡人，管理学博士。曾出版《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概论》（人民出版社）、《青年领导干部修养漫谈》（党建读物出版社，获“全国知识工程图书奖”，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建读物”）等专著。

读书溯源
读书增长智慧
读书丰富精神世界
读书明理
读书涵养气质
读书延年益寿
读书之本是读纸质书
读书应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读书应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读书要防止纯功利性
读书的境界
读书要有谦虚的品格
读书要有强烈的兴趣
读书要有刻苦精神
读书要有选择
读书要读经典之作
读书要博精结合
读书要静心专心
读书要挤时间
读书要动笔墨
读书要善于积累
读书要记忆
读书要积极思考
读书要知“味”
读书要敢于创造
读书在于应用
读书要与写作相结合
读书要读好人生这本书
读书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读书要做真正的读书人

叩响做“大学问”的智慧之门
对我而言，戊戌年的春节相对漫长。这是因为
我从省政协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自感轻松了许
多。没有了繁多的公干，“自由”二字的体味自然
贴切，大年也就过得舒缓多了。也正是这个缘故，
我幸在老家，一边陪伴年迈的父母，一边抽时间再
次阅读钟健能先生数月前送来的新书稿《读书是门
大学问》。照实说，此前也浏览过一次，只是时间
匆忙，未曾梳理阅读感受，而这次细读，感觉和感
受就大不一样了。
我把《读书是门大学问》这本书首先是作为通
俗的知识性、丰富性的工具书来欣赏的。全书的体
例看上去是围绕着“怎样读书”这个主题来探究和
讨论的，但是，细心的读者在阅读时一定会发现，
作者其实是在通过传授读书方法，来广泛地注解自
己的“知识笔记本”的。本书的开宗首篇《读书溯
源》便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知识积累，也为该书的特
色涂上了鲜明的印记。它把中国汉文字的起源，口
语到文字表达的演进，书的最初形成和后来的变化
及样态表现，古今中外关于“书”的样式以及异化
过程等等，都从历史与考古的角度进行了深入浅出
的论说。从而使语言文字学、音韵学、史学等学科
有机地交织辉映。不但让读者对“书”的概念具象
化，而且对中国的文明史，包括儒释道在内的精神
史也有了新的感悟。作者还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
场上，对从有阶级产生后，不同阶级对读书的诠释
和读书的目的进行了理性的分析研究，从而加重了
该书的学术意义。之后的许多章节，也不乏这种知
识性、趣味性的阐释。平心而论，我作为一个文化
工作者，读这样的书稿，也会增长和丰富知识。同
时我看到，作者平时勤奋读书且长期坚持，还有博
闻强记的优长。
既然读书是一门大学问，就一定要讲读书的意
义、目的和方式方法。本书的体例也是这样安排的
。但是所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生硬地向读者介绍
所谓的方法，而是意图通过民族文化与精神史的描
述来启迪一种大智慧。有了这种智慧，方式方法即
迎刃而解。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读书要有选择、必
须读经典和做到博精结合，对此，我有同样的感受
。初读书，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外典籍，不知从何处
下手。到了初中，开始读《水浒传》和《三国演义
》，紧接着读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静静的
顿河》，还有《母亲》《创业史》等，读后也能讲
出其中的一些故事以及某些情节，包括心理和景物
描写，至于其作品的文学意义、社会意义，根本无
从说起。直到读大学中文系，有了名师的指点，才
在读原著的同时，参照相关历史文献一起读，尽可
能深入地体味作者的创作思想、作品的思想意义。
这样，读书的思想与知识的收获才是丰盈的。当然
，不同的读者面对一本同样的书，会产生不同的阅
读追求：有文字技巧的欣赏，有结构情节安排的认
同，有语言风格的品评，有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的
会意等等。但我觉得，吃透本书的写作背景和社会
思想意义是最重要的。因为思想智慧才是一把大钥
匙，它可以开启诸多的学问之门。不然，死读书，
读死书，大不了是一个类似电脑的软件，可以储存
，却不能替代思维和思考。
我在工作中接触到不少的业余作者，他们常常
提出类似“怎样才能把书读进去”的问题。我坦然
地讲，读者不一定是写作者，但写作者一定是思考
者，如读中国文学史，不论是《诗经》、楚辞、汉
赋，不论是唐诗宋词，一定要同中国的历史、思想
精神史结合起来读和思考。只有真正了解历史，了
解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想和精神价值取向，你才
会读好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自己写的东西才会有
思想深度。
本书的现实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商品经济化
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的伟
大之处就在于打开了国门，和世界经济、文化、政
治交流、交融，从而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巨
变。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利和弊，物欲横流的社
会生活，往往是和生活节奏加快，人们为了生计而
行色匆匆，人心也因此变得浮躁和焦虑而相关联的
。而对于公务人员这个阶层而言，更是繁忙于公务
和升迁沉浮，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便是人事卑俗化、
工作程式化、读书实用化。即便想读书，也只能是
硬挤时间，且以实用为目的的。不少人被这种紧张
的社会生活所俘虏，干脆放弃了读书，或者以种种
理由以政治阅读取代广泛阅读。这是一个值得深思
的社会现象。我们常常讲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
信的前提是国民的文化素养是综合的、深厚的。这
其中既包括对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史、精神史的掌
握，也包含了对世界文化史和精神史的了解。而要
做到这一点，不坚持读书，不丰富自己的文化和精
神是不可以的。钟先生提倡读书和介绍读书技巧，
也就是希望读者能从读书中悟出这些真谛来的，作
者在本书的后边一些篇目中已经触及这一点，我认
为这对本书的现实意义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还有一点，应该说明白，读书做学问到底与个
人的修行有无联系？我个人认为，它没有必然的联
系，但又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因果关系。一般而言，
读的书多，知识很富有的人，思想修为都会好，因
为读书给人知识和智慧的同时，对人的潜移默化的
教育功能是存在的。清代学者金缨于其《格言联璧
·学问》中有言：“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
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读书即未成名，究竟
人高品雅，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为善最
乐，读书便佳。”这句话道出了读书与品行的内在
关系。
其实，做学问包涵两层意思：一则是学，一则
是问。学，指从书本上获得知识；而问，则是询问
、咨询、请教、讨论，也包括由一个事物悟出另一
事物的道理。当年黄帝在崆峒山去问道，就是向民
间学习，向实践学习。孔老夫子也对学生说过“不
耻下问”的话，使其弟子变得在知识面前更谦恭。
问的学习方法听似简单，实践时并不是人人都能做
到的。如果羞于启齿，碍于面子，放不下架子，不
能做到谦逊恭行，学问也是做不好的。

《读书是门大学问》是一本通俗的知识性、丰富性的工具书。书本主要围绕着“怎样读书”这个主题来探究和讨论。作者钟健能其实是在通过传授读书方法，来广泛地注解自己的“知识笔记本”：读书应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读书要读经典之作、读书要积极思考、读书要与写作相结合……

说到读书的历史，必然与文字、书籍有着紧密的联系。最早人类是以口头语为主要的交流方式。文字的诞生，开启了人类读书的新纪元。中华民族早在公元前1700年就有了基本完善的文字——甲骨文。而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中还发现在陶器上刻画的符号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些与甲骨上所见的字类似，因而有人认为它们就是早期文字。至于在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罐上发现的朱书可以肯定就是文字，充分表明中国的汉字至少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国古人读书的历史，最长大概4000年。
正式的书籍，是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叫简策和版牍。简策是用竹片写的书，版牍是用木板写的书。“简”是指一种写字用的竹片，其长度有一尺二寸、二尺四寸、八寸等几种。把许多“简”用麻绳或者皮条串编起来叫做“策”。“策”也可以写成“册”，今天我们说的一册、上册、下册的“册”字，就是这样来的。“版”是指写字用的木板，“牍”是指已经写了字的木板。版牍一般是用来写短文章的，往往一块版牍就是一篇文章，这是它与简策不同的地方。不过，在没有竹子的地方，也有用木板做成简策的。简策和版牍上的字是用毛笔写上去或用刀子刻上去的，写错了就用刀子刮去。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称萧何为“刀笔吏”，现在通俗的叫法为“笔杆子”。孔子可谓中国最早的图书整理者，“韦编三绝”的成语是对他最形象的写照。
春秋末期，还出现了写在绸子上面的书，这种书叫做帛书。在帛上写书，可以按照文章的长短随时剪断，卷成一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卷、上卷、下卷的。卷”字。一部书就是一卷或几卷绸子，用木棒做轴，所以也叫它卷轴。后来，“卷”成了书的量词。这种书比竹简轻便，但成本太高，不容易普遍采用。
考古学家在甘肃天水放马滩等遗址出土的西汉纸，以实物证实了远在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就已出现了纸张的使用。而蔡伦的发明标志着造纸术的成熟，纸张变得普及，最终取代了木牍、竹简、缣素等载体，于是出现了用纸抄写的书。这种书也是一卷一卷的，轻巧适用，成本较低，保存方便。但是，用手抄写纸书很费事，后来到唐代又发展成雕版印刷，雕版印刷可以印刷出高清晰度的文本。那时候还没有现代形态的书籍装订，书籍形态主要是卷轴，通常一书会有好几卷。在书籍装订成册之前，作为卷轴向书籍的过渡形态，唐代出版工匠还有过龙鳞装、蝴蝶装卷轴等书装形式。唐末宋初，出版业则进入印本书时期，进入册页制度，即把零散页张集中起来，用订线方式穿联成册，这才有了线装书。
宋朝庆历年间，毕异发明了活字印刷。用黏性胶泥做成厚块，刻上一个一个字，用火把泥块烧硬。印书时，就把一个个活字块，按照书稿的次序，放在一块铁板上，用松香、蜡和纸灰等东西把它们粘在一起，用平板把字压平整，就可以印刷了。活字印刷速度快、质量好，制版比较容易，发现错误可以随时改正。印完，把版拆掉，活字可以继续使用。这是印刷史上划时代的改革。宋代我国书刊印刷业的水平远远领先于全世界。据称，一直到公元18世纪中期，汉语出版的书籍比其他所有语言出版的书籍的总和还要多。当时的传统市场主要有三种出版物，即官刻、私刻和坊刻，多数印刷商一直垂青于雕版印刷。
我国大量出版书籍主要出现在13世纪之后。因为明代朝廷重视教育，初等教育形成网络，学校遍布全国，成为原有私塾的补充。办教育第一位的就是要有供人们阅读的课本，这些课本主要来自浙版、苏版、蜀版图书。与此同时，大量供人们消遣的小说也乘势而上，冯梦龙编撰的短篇小说集《古今小说》受到热烈欢迎，反映宫廷生活的鲜活故事也不断印刷上市。自19世纪晚期起，西方印刷技术被引进上海，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扩展了商业化的阅读市场。教科书、工具书、小说和科学书籍重塑中国的国民素质。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不仅是新式文化的先锋，也是技术革命的先锋，与传统出版业去中心化的特征相反，技术基础使上海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出版中心和阅读中心。
到了现代，随着造纸工业的发展和印刷技术的提高，印书花样翻新，如胶版彩印、影印，以及静电复印等，于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书。随着电子和激光技术的广泛应用，近年来，又出现了许多奇妙的书，像会说话的书，能活动的书，立体的书以及缩微型的书，等等。会说话的书，是在书里装有微型唱片或者录音带，有的在文字下面印上发音代号，通过电子仪器可以还原成为人的声音。一些儿童读物，在封底上镶有微型唱片和唱针。唱针接触唱片以后，随着唱片的转动，就可以听到书中出现的人物的声音。更有趣的是一种叫做“电视唱片”的书，也叫“视盘”，它的外形像普通的唱片。它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激光方法，把图像和声音录到视盘上，收看的时候，把放像机接到电视机上，就可以把图像和声音还原。还有一种书，插图是立体的，打开书，书里的人和动物会站起来，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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