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蓓佳著的《野蜂飞舞/黄蓓佳倾情小说系列》讲述了1937年抗战爆发,女孩黄橙子跟随父亲的学校西迁,落脚在华西坝上的“抗战五大学”校园里。随后,父亲将挚友的遗孤沈天路接至家中,六个孩子在破旧拥挤的小楼里度过了自己不同寻常的童年。
战火笼罩下的生活充满了困窘与苦涩,亲人间相携相扶的经历却让这段岁月变得珍贵而绚烂。相伴短暂,离别漫长哥哥出征报国,姐姐北上延安,沈天路牺牲在对日空战中……女孩黄橙子弹奏着沈天路最爱的乐曲《野蜂飞舞》,在缅怀中度过一生。
广阔的时代图景,勾连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曲折命运。故事温暖深情,主题辽阔悲壮。从著名作家黄蓓佳手中,再次诞生了一部具有史诗般张力的文学力作。
黄蓓佳,1955年生于江苏如皋。197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84年成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主要儿童文学作品包括《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我飞了》《漂来的狗儿》《亲亲我的妈妈》《遥远的风铃》《你是我的宝贝》《艾晚的水仙球》《小船,小船》《遥远的地方有一片海》《芦花飘飞的时候》《中国童话》等。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国家优秀儿童文学图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有多部作品被翻译为法文、德文、俄文、日文、韩文。
黄蓓佳著的《野蜂飞舞/黄蓓佳倾情小说系列》描写了抗战背景下,金陵大学西迁至成都华西坝办学,干巴细瘦的小女孩“我”随父母落脚榴园,与父母、与邻居范教授等、与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一起、与孤儿天路哥哥一起,度过的难忘岁月。作者将宏大的时代图景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命运巧妙勾连,故事温暖、深情,主题悲壮,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作品中的姐姐奔赴延安,而天路哥哥牺牲在驼峰航线女孩“我”得以在战火中幸存,在缅怀中度过一生。
山河壮丽,岁月漫长
黄蓓佳
应该是在五年前,江苏凤凰出版集团的王振羽先
生请我去当评委,评出他们集团的年度十大好书。进
得选书室,满屋的书香,满眼的绚烂,各家出版社上
报的优秀书籍铺陈了长长短短七八张书案,阳光照在
那些或庄严或谐趣的封面上,珍宝一样熠熠生辉。
错乱放置的几百本图书中,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我一眼看见了其中的一本《风过华西坝》。评选结束
,我讨要了这本皇皇几百页的纪实文学,带回家中,
当即研读。两天后读完一遍。跟着我又从头翻弄一遍
。我发现我“中蛊”了,我被抗战期间华西坝上的“
另一所西南联大”迷住了。
想象一下当年不愿做亡国奴的先生教授们,如何带着赢弱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带着他们心爱的书、
仪器、实验要用的种子和动物,还有大批追随光明的
学生,搭车,坐船,步行,千山万水地从沦陷区赶往
大西南,而后在华西坝上安营扎寨,而后弦歌不辍,
教学相长,让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脉得以绵延不断
。再想象一下当年那些热血沸腾的年轻学子,如何在战火中安放自己的一张课桌,读书,做学问,讨论时
局,学会思辨,直至用身躯迎向日寇的子弹。还有那些跟随父母跌跌撞撞一路西迁的孩子们呢?他们在远离故乡的地方长大,耳濡目染父兄们的慷慨悲壮,又终日浸润在书香墨气之中,他们会如何长大,又应该如何长大?
五年时间中,断断续续的,我写了一部长篇,又写了不少中篇和短篇,可是我的脑子里始终放不下这
个诱人的题材。去年春天,我去四川做校园读书活动
,终于有机会亲临成都华西坝,去感受八十年前那片
宁静又沸腾的热土。
抗战五大学燕京、金大、金女大、齐鲁大学
、华西大学,随着抗战胜利悉数迁回内地,留守下来的只剩今天的华西医学院。漫步在草木葳蕤清幽雅致
的校园,浓浓的民国风扑面而来,每幢旧日教学楼的
铭牌清楚简洁地标志了八十年前的短暂历史。沿着宽
大的咯吱作响的木质楼梯拾级而上,耳朵里似乎听到了当年纷沓的脚步声、青春透亮的笑声,还有师生之
间夹杂了英文的会心对话,心中怵然惊悸,不由自主
地闪身一边,让那些幻觉中的脚步匆匆的人儿先行过
去。
然后我就看到了校园三三两两坐在长椅上读书和
背诵的学生们,他们十八九岁、二十郎当,眉眼疏朗
,浅笑盈盈,多么年轻又多么好看!在他们当中,有没有华西五大学师生的后代?他们知道不知道脚下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祖祖辈辈的青春热血,是不是依然在他们的身体中流淌?
从成都返回南京,立即动笔,写作这一本《野蜂
飞舞》。用的是一个老人的叙述口吻,而通篇的节奏
却是明快而敞亮的,是老人在迟暮之年对童年往事的
动情回望,是旧日情景再现,也是千万里追寻之后的
生命绝唱。因为我要面对的是今天的孩子,从小说的
楔子开始,我一直在克制、克制,要有趣,要率真,
要日常,要欢乐。可是写到尾声,我还是抑制不住心
中的悲伤,以至泪眼模糊,无法正常打字。我心疼我
笔下那些年轻的生命、年轻的灵魂,他们是一颗又一
颗划过天际的流星,如此耀眼又如此短促。他们留下
来的那一张张干净的笑脸,历经漫长时光,依旧迷人鲜亮。
作品完成,首先要感谢《风过华西坝》的作者岱
峻先生,我跟他从不相识,可是他的文字给了我书写
的冲动和依据。感谢凤凰集团的王振羽先生,若不是他请我去当评委,我不会发现这样一个迷人的题材。
感谢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泳波社长,知道我想前
往华西坝体验生活,他第一时间委托专人从南京飞过
去体贴陪同。每一本书籍成书的过程,都是无数双手
托举和传递的过程,就像我们的生命,绵长,跌宕,
持久而又温暖。
你说我多大?九十岁?唉唉,我哪有那么老,告诉你,我今年八十八,小得很呢,离九十还有七百多天呢。七百多天啊,年轻人,一天当中从日出到日落再到日出就有十二个时辰,七百个日出日落,长不长?够我活的啦!
我的眼睛好。我小女儿才六十,她不如我,包包里又是近视镜,又是老花镜,开车戴这副,看书又戴那副,麻烦得很。我不用。你看你手里拿那手机,随便点条新闻出来,我念给你听听,准保串不了字。
耳朵?耳朵也还行。右边行得很,左边差了点,不然我不会请你坐右边。抗战起头那年,一九三七年八月吧?我记得南京的街上还有拉藤瓜在卖,树上的蝉儿叫成一条声,到晚上还得泼水洒院子才能进屋睡觉,日本人的飞机就来了。你们是没经过那阵势,炸弹丢下来的时候,空气都烫得冒火星,教室里的玻璃窗户哐啷哐啷像是打摆子,挑担的、开店的、上学的、做工的,全都一窝蜂地跑啊,找到个防空洞就没命地往里钻啊,顾头不顾腚的,乱成一锅粥。有一天我们正上着课呢,警报响了,老师带着我们从教室里跑出来,半道上一个炸弹在我眼面前落地,轰隆一声炸飞了学校的门楼子,我连惊带吓晕了过去,醒来先奇怪这世界怎么成了无声电影,再一摸左耳朵被震出了血。自那以后这只耳朵就不大灵光。
那时候我家住在金陵大学的校园里。我爸爸黄裕华,自打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得了农学博士学位回国,就一直受聘在金大农学院任教,从教员做到副院长、院长。中国以农业立国,春耕秋收是了不起的事情,那个年代肯老老实实去学农的人,说句真话,都是存了一颗救国救民的大爱之心。抗战之前有个小麦良种叫“金大26号”,听说过没?哎呀我也糊涂了,你才多大呢,哪能听说过,你们年轻人,知道个袁隆平就算不错了。那个“金大26号”,母本还是美国教授在我们南京的麦地里发现的呢,就那么一株,宝贝似的挖起来,捧回学校,培育了八年,弄出名堂,算是我们国家科学育种的第一例。而后我爸爸学成归国,接替那个美国教授,又弄出一个更新的品种,叫“金大2905号”,粒大,出粉率又高,当年的亩产230斤,报上称为中国的“绿色革命”呢。
不说了,这方面的话,一说就多。总之我的爸爸,他老人家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做出了大贡献的人。
回过头来还是说抗战。抗战一开始,政府就发布了动员令,宣布“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必须全民奋起,不惜牺牲,焦土抗战”。命令一下,全国的工农商学各行各业都响应起来啦,抛家别舍,离乡背井,上前线的上前线,去后方的去后方,争着抢着共赴国难,投身救亡运动,那真是弦歌不辍、薪火不灭、热血沸腾的时代啊。
那年我八岁。我的哥哥十四岁,姐姐十三岁,妹妹四岁,小弟还怀在我娘肚子里。金大内迁,租了三只轮船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先抵汉口,又换上小火轮经三峡去重庆,再下成都,一路的辛苦艰难就不必说了。我爸身为农学院院长,押着从南京带出去的大批书籍资料、植物良种、实验器材,还要照顾院里的几十名师生,根本无暇顾及我们母子几个。可怜我娘,怀胎七八个月,挺着箩筐大的肚子,一手拉着我,一手搀着我妹妹,上船下船,有车坐车,没车走路,一双半大不大的解放脚打满了血疱疱,腿肿得按下去就见一个蚕豆大的坑,一张脸瘦到菠菜叶子大,竟然也咬牙撑到了成都,领着我们在华西坝上的一个小院里安顿下来。
那个小院有个好听的也是名副其实的名字:榴园。两层的小楼,红砖到顶,当中一个雕花门洞,进门是黑黢黢的嘎吱作响的木质楼梯,因为油漆剥落,扶手很糙,不小心捋上去的话,手心会扎上小小的刺。(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