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苏珊·桑塔格之后最具魅力的艺术写作。苏珊·桑塔格将约翰·伯格奉为当代英语作家之翘楚,梁文道亦称约翰·伯格在几个领域都是不可不读的大家,《约定(约翰·伯格作品)(精)/理想国》即是了解约翰·伯格最直接深入的一本文集,约翰·伯格诗般语言和深情写作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能够引起读者最大的共鸣,正如约翰·伯格在“致读者”中所说,这本文集“唤起了对相会之地的回忆”,读者会情不自禁地说:我以前来过这里。
《约定(约翰·伯格作品)(精)/理想国》的每篇文章以一张图片引导,在这些文章中,约翰·伯格不仅分析图像本身,更重要的是,他深入观看背后的思考与读者在时空全域的探究相遇,从而文字的如晤变成如约而至的照面。通过这些视角独到的文章,我们得以全面领略约翰·伯格为我们所呈现的世界,进而有可能去探索波洛克和透纳作品中的主题,去穷尽巴黎的神奇,去思考人性的多种可能。这样的相会是多方面的:介于艺术与批评、艺术家与主题、煊赫与无名。而本书最重要的,是建立了作者与读者之间通过回忆与经验相会的契机。
电影发明于一百年前。在此期间,遍布世界的人们已经开始频繁地往来,其规模之大,是自最早的城镇建立、游牧民族成为定居人口以来所未有的。说到这个,人们可能会立刻想到旅游:包括商务旅行,因为世界市场依赖于产品与劳动力持续不断的交换。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旅行却是被迫进行的。有时是整个地区人口的迁移。有时是饥荒和战争引起的难民。移民浪潮一波接着一波,有时出于政治原因,有时出于经济原因,但都是为了生存。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被迫旅行的时代。我还要更进一步地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消失的时代——一个人们常常无助地看着曾与自己亲近的人们消失在天边的时代。“每当我们说再见”——这是约翰·柯川(JohnColtrane)给这个时代打上的永不磨灭的印记。或许我们不必感到惊讶,这个世纪特有的叙事艺术正是电影。
在帕多瓦,有一座建于1300年的小教堂,坐落在一个古罗马竞技场的遗址上。教堂原先毗连一座宫殿,现在,宫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宫殿常有的结局。教堂建好后,乔托(Giotto)和他的助手们开始在教堂里绘制壁画。所有的墙壁和天花板上都画满了。这些壁画幸存了下来。它们讲述了基督的生平和最后审判的故事,呈现了天堂、人间和地狱。当你走进教堂,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壁画描绘的事件的层层包围之中。故事情节动人心魄,场景富于戏剧性(例如,犹大亲吻耶稣那一幕,描述了令人难忘的背叛的故事)。每一处的表情和姿势都承载着丰富的意义——就像在默片中那样。乔托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场景配置者(metturenscene)。这些一幕挨着一幕的场景,充满了取自日常生活的不加掩饰的素材细节。教堂虽然是七百年前设计修建的,但在我看来,却比二十世纪之前流传下来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更像一部电影。人们称之为史格罗维尼(scrovegni),这是以修建宫殿的家族的名字命名的。也许有朝一日,史格罗维尼会成为一部电影的名字也未可知。
然而,电影和绘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电影的影像是移动的,而绘画的影像却是静止的。这一区别改变了我们与我们观看影像的场所之间的关系。在史格罗维尼,你会有一种感觉,似乎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事件都被带到了这里,成为帕多瓦的教堂中永恒的存在。壁画引起了一种超凡的永恒的感觉,甚至那些明显遭到侵蚀的壁画也是如此。
绘画的影像把不在场的东西——那些发生在遥远异乡或漫长古代的事物——呈现出来。绘画的影像把它所描绘的东西传送到此处(here)和当前(now)。它收集了世界,然后带回家。透纳(Tumer)的海景似乎和上述说法矛盾。但是,即使在一幅透纳的绘画面前,观众依然会注意到涂抹在画布上的颜料——并且这种认识也的确是他兴奋之情的一部分。透纳和他的绘画在一阵狂风中隐现。他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带回来大自然那令人生畏的画面。在一间挂着画的房间,无限和画布的表面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这就是我所说的,绘画收集了世界,然后带回家的意思。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绘画的影像是静止的、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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