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话与坏话
领导人——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是领导人——为要体现自己的度量，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好话、坏话都要听。”有人说，这就叫古有明训，“兼听则明”嘛。
但稍一推敲，这话同“兼听则明”似又义有不同。“兼听”，是说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要认真听取，在听的时候，对不同意见是置于同等地位，并无褒贬抑扬的。最后的弃纳，只在利害得失的权衡。“好话坏话都要听”则先把“话”分作两类，或归于“好话”，或归于“坏话”，就像把人分作好人坏人一样，一人另册，价值判定已是不同，所谓“要听”，不过是姿态而已——既已定性，听之何用！若说有用，或许也如“坏人”，可以兼充“反面教员”罢了。所以，“好话坏话都要听”并不同于“兼听”。
或曰：“好话坏话只是通俗的说法，其实是指赞扬的话和批评的话。”如果此说成立，那就更是大错。因为赞扬的话并非“好话”而批评的话也决非“坏话”。恰恰相反，倒是赞扬的多谀辞而批评的多诤言。古人懂得这个道理，才有良药苦El、忠言逆耳的箴言。如果颠倒了好坏，以为赞扬就是好话，批评就是坏话，结果必然是谀辞遍于寰中，诤言绝于耳畔了。
我们曾经有过“好话一统天下”的时代——说过“坏话”的都划人了“专政”队伍，而“专政”就是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不能再讲“坏话”了；没有说过“坏话”的有了前车之鉴，不愿自讨苦吃，也就自觉地规规矩矩、决不乱说乱动，不敢再讲“坏话”了。“坏话”没有了，剩下的就只有“好话”——于是，大家就比着赛着唱赞歌了。颂赞盈庭的结果如何，无需详述，领导人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颂歌中渐次发昏，一天听不到颂谀之辞便惶惶不可终日，谄媚投机之徒则如鱼得水，而政事也就日渐陵替而不可问了。诗曰：
“坏话”难言“好话”行，
“阿谀近福”是常情。
休言政事多陵替，
自有笙歌颂太平。
改良与革命
“革命是暴动”。这是毛泽东的定义。辛亥革命是暴动，土地革命是暴动，解放战争也是暴动。
有感于暴力行动给社会带来的动荡与破坏，时贤开始高倡改良，以为中国发展的迟缓，皆源于“革命”。因此有“告别革命”之说。据说，中国如果不取革命而取改良的路线，或许早就如何如何了。
历史是既成的事实，没有“或许”。即便“革命”、“改良”如时贤所论，需要讨论的也不是当初该不该革命，而是为什么会有革命而无法改良？
近代的中国，起初是希望改良的，有过各种改良的方案和改良的运动，但是执掌大权的贵族、官僚只想如何保住他们的利益，并不想改良，或者嘴巴上讲改良，行动上不改良。眼看着国将不国，人们无法再等待下去，这才有了革命的酝酿与爆发。所以，改良的前提是要有自上而下的推动。渐进必须有“进”，才不致令人绝望。如果上层拖而不推，下层推而不动，一旦绝望，就是渐进式改良的终结。譬如一个人骑在他人头上，被骑的人说：“你下来，让我喘口气。”骑在上面的说：“好吧，你等着，我慢慢下来。”但年复一年，仍旧骑在上面，毫无下来的动作。下面的人实在受不了了，只好一直腰，把它颠了下来。
历史还在延续，人们当然可以期望这世界不再有暴力的破坏与动荡。但总要不断“进”。当改当革的事情如果因着少数人的利益而一拖再拖，使多数人的希望变为绝望，这世界上恐怕还是免不了革命的吧。“告别革命”，言之尚早。诗日：
细雨和风景色佳，
也须不令叹无涯。
从来革命风波起，
都在权豪一念差。
P64－67
朱铁志
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闾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闾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间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13年，但其重点如其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人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年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丛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
《空桶时代（陈四益杂文自选集）（精）》收录了杂文家陈四益170余篇杂文精品。全书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寓言、世相、读史、谈文、怀人、赘言。他的妙文不仅给人带来阅读上的愉悦，更是有无尽的回味，给人以启迪，引人深思。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精心选编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杂文作家的精品文章，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全面展示建国后特别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整体风貌，有高度、有广度、有深度，可为后人留下一份可资信任和检索的翔实资料。
《空桶时代（陈四益杂文自选集）（精）》精选陈四益部分杂文结集出版，其杂文语言诙谐、构思巧妙、意味深长，读来令人掩卷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