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伽丘(1313-1375),意大利著名作家。《十日谈》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
作品叙述1348年佛罗伦萨瘟疫流行时,10名青年男女在一所别墅避难,他们终日欢宴,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天讲了100个故事,故名《十日谈》,其中许多故事取材于历史事件和中世纪传说。卜伽丘在《十日谈》中歌颂现世生活,赞美爱情是才智和美好情操的源泉,谴责禁欲主义,对封建贵族的堕落和天主教会的荒淫无耻作了有力的讽刺。《十日谈(上下译文名著精选)》采用了框形结构,把一百个故事串联起来,使全书浑然一体,作品语言精练幽默,写人状物,微妙尽致。
《十日谈》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叙述1348年佛罗伦萨瘟疫流行时,10名青年男女在一所别墅避难,他们终日欢宴,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天讲了100个故事,故名《十日谈》,其中许多故事取材于历史事件和中世纪传说。卜伽丘在《十日谈(上下译文名著精选)》中歌颂现世生活,赞美爱情是才智和美好情操的源泉,谴责禁欲主义,对封建贵族的堕落和天主教会的荒淫无耻作了有力的讽刺。作品采用了框形结构,把一百个故事串联起来,使全书浑然一体,作品语言精练幽默,写人状物,微妙尽致。
《十日谈》的第一天由此开始。作者首先对十个男女集合的缘由作了说明。以下便是他们在潘比妮亚领导下,各自随意所说的故事。
温雅的女士们,我深知你们天生都是富于同情心的,读着这本书,免不了要认为故事的开端是太悲惨愁苦了,叫人们不禁惨然想起不久前发生的那一场可怕的瘟疫,这对于身历其境或是耳闻其事的人,都是一件很不好受的事。不过请别以为读着这本书,又要害你们叹息、掉泪,就此吓得不敢再往下读了。本书的开端虽然凄凉,却好比一座险峻的高山,挡着一片美丽的平原,翻过前面的高山,就来到那赏心悦目的境界;攀援的艰苦将换来加倍的欢乐。乐极固然生悲,悲苦到了尽头,也会涌起意想不到的快乐。
所以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凄凉——我说是暂时的,因为也不过占了寥寥几页篇幅罢了;接着而来的就是一片欢乐,像方才预告的那样——要不是这么声明在先,只怕你们猜想不到苦尽还有甘来呢。说真话,我真不愿意累你们走这条崎岖小道,可是此外又没有旁的路可通,因为不回顾一下悲惨的过去,我没法交代清楚你们将要读到的那许多故事,是在怎样的一种情景下产生的;所以只好在书里写下这样一个开头。
在我主降生后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就是那繁华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怖的瘟疫。这场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威严的天主降于作恶多端的人类的惩罚;它最初发生在东方,不到几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计其数;而且眼看这场瘟疫不断地一处处蔓延开去,后来竟不幸传播到了西方。大家都束手无策,一点防止的办法也拿不出来。城里各处污秽的地方都派人扫除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已经发布了,保护健康的种种措施也执行了,此外,虔诚的人们有时成群结队,有时零零落落地向天主一再作过祈祷了;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终于出现了,灾难的情况立刻严重起来。
这里的瘟疫,不像东方的瘟疫那样,病人鼻孔里一出鲜血,就必死无疑,却另有一种征兆。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间或是在胳肢窝下隆然肿起一个瘤来,到后来愈长愈大,就有一个小小的苹果,或是一个鸡蛋那样大小。一般人管这瘤叫“疫瘤”,不消多少时候,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两个部分蔓延到人体各部分。这以后,病征又变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候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候又细又密;不过反正这都跟初期的毒瘤一样,是死亡的预兆。
任你怎样请医服药,这病总是没救的。也许这根本是一种不治之症,也许是由于医师学识浅薄,找不出真正的病源,因而也就拿不出适当的治疗方法来——当时许许多多对于医道一无所知的男女,也居然像受过训练的医师一样,行起医来了。总而言之,凡是得了这种病、侥幸治愈的人,真是极少极少,大多数病人都在出现“疫瘤”的三天以内就送了命;而且多半都没有什么发烧或是其他的症状。
这瘟病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靠近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不,情况还要严重呢,不要说走近病人,跟病人谈话,会招来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立即会染上病。
骇人听闻的事还有呢。要不是我,还有许多人眼见目睹,那么,这种种事情即使是我从最可靠的人那儿听来的,我也不敢信以为真,别说是把它记录下来了。这一场瘟疫的传染可怕到这么一个程度,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会传染,就连人类以外的牲畜,只要一接触到病人,或是死者的什么东西,就染上了病,过不了多少时候,就死了,这种情形也是屡见不鲜。有一天,我亲眼看到有这么一回事:大路上扔着一堆破烂的衣服,分明是一个染病而死的穷人的遗物;这时候来了两头猪,大家知道,猪总是喜欢用鼻子去拱东西的,也是合该它们倒楣,用鼻子把那衣服翻了过来,咬在嘴里,乱嚼乱挥一阵;隔不了一会,这两头猪就不住地打起滚来,再过了一会儿,就像吃了毒药似的,倒在那堆衣服上死了。
活着的人们,每天看到这一类或大或小的惨事,心里就充满着恐怖和种种怪念头;到后来,几乎无论哪一个人都采取了冷酷无情的手段:凡是病人和病人用过的东西,一概避不接触,他们以为这样一来,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保住了。
有些人以为唯有清心寡欲,过着有节制的生活,才能逃过这一场瘟疫。于是他们各自结了几个伴儿,拣些没有病人的洁净的宅子住下,完全和外界隔绝起来。他们吃着最精致的食品,喝着最美的酒,但总是尽力节制,绝不肯有一点儿过量。对外界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形他们完全不闻不问,只是借音乐和其他的玩意儿来消磨时光。
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以为唯有纵情欢乐、豪饮狂歌,尽量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什么都一笑置之,才是对付瘟疫的有效办法。他们当真照着他们所说的话实行起来,往往日以继夜地,尽情纵饮,从这家酒店逛到那家酒店,甚至一时兴来,任意闯进人家住宅,为所欲为,也没有人来阻拦他们,因为大家都是活了今天保不住明天,哪儿还顾得到什么财产不财产呢。所以大多数的住宅竟成了公共财产,哪一个过路人都可以大模大样地闯进去,只当是自己的家一般占用着。可是,尽管他们这样横冲直撞,对于病人还是避之唯恐不及。
浩劫当前,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是连一个手底下人也没有,无从执行他们的职务了;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
还有好多人又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他们既不像第一种人那样严格节制着自己的饮食,也不像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喝、放荡不羁。他们虽然也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适可而止;他们并没有闭户不出,也到外面去走走,只不过手里总要拿些什么鲜花香草,或是香料之类,不时放到鼻子前去嗅一下,清一清神,认为要这样才能消除那充满在空气里的病人、药物和尸体的气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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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前进的历史,每逢来到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社会生产力和个人的聪明才智得到解放的时期,往往也就是在文学艺术史上有着新的突破和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欧洲十四—十七世纪的“文艺复兴”,就是这么一个令人瞩目的历史时期,它在西欧各国形成了文学艺术相继繁荣的局面,以至掀起了一个接续一个的文艺高潮。
在西欧各国中,意大利得风气之先,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产生了第一批优秀的人文主义作家,卜伽丘(1313—1375)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在整个欧洲,以封建教会和世俗封建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以至思想领域内,还是占着全面统治的地位。就是意大利,在十四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也不过稀疏地出现在它北部的几个城市罢了。封建的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的近代过渡,这一历史过程还刚开始起步。正是在这资本主义才只透露曙光的时期,卜伽丘写下他的代表作《十日谈》(约1350—1353)。
卜伽丘运笔如刀,嫉恶如仇,面对庞然大物的封建教会,无所畏惧,以嬉笑怒骂的批判精神,揭露了它的种种丑恶面目和形形色色的罪恶勾当,激起人们的耻笑、愤怒和憎恨。
不容怀疑地统治了西欧近一千年的天主教会的权威,第一次在文艺领域内遭受到这样严重的挑战。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呢: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以《十日谈》的嘹亮的号角声揭开了序幕的。
意大利近代著名文艺评论家桑克提斯曾把《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DivineComedy)并列,称之为“人曲”(HumanComedy)。人间百态、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进入了作者的创作视野;一百个故事塑造了国王、贵族、僧侣、后妃、闺秀、梳羊毛女工、高利贷者、贩夫走卒等不同身份,各各具有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从中世纪以来,欧洲文学还是第一次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在作品中展示了这么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
一三四八年,欧洲中世纪,一场可怕的瘟疫爆发了。繁华的佛罗伦萨丧钟乱鸣,尸体纵横,十室九空,人心惶惶,到处呈现着触目惊心的恐怖景象,世界末日仿佛已经来到了……卜伽丘在他的巨著《十日谈》里,一开头就以艺术家的大手笔,通过许多给人以真实感的细节,描绘出这样一幅阴暗的画面。
在这场浩劫中,有十个青年男女侥幸活了下来,他们相约一起逃出城外,来到小山上的一个别墅。只见周围尽是草木青葱,生意盎然;别墅修建得非常漂亮,有草坪花坛,清泉流水,室内各处收拾得洁净雅致。十个青年男女就在这赏心悦目的园林里住了下来,除了唱歌跳舞之外,每人每天轮着讲一个故事作为消遣,住了十多天,讲了一百个故事。这一楔子在艺术总体结构上形成为容纳全书这许多故事的一个框架。马克思曾经指出:“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卜伽丘笔下的那些充满着对人生的热爱,一心追求尘世欢乐的故事,就是抛弃了天国的梦幻,宣扬幸福在人间。《十日谈》这部杰作,可说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早春天气,冲破寒意而傲然开放的一朵奇葩。
展读《十日谈》,开头接连的几个故事,集中火力,都是对当时炙手可热的天主教会的讽刺和揭露。例如第一天故事第二,通过犹太商人的留神察访,毫无忌讳地揭露了罗马教皇的宫廷里触目惊心的腐败黑暗的情景:
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是寡廉鲜耻,犯着“贪色”的罪恶,甚至违反人道,耽溺男风,连一点儿顾忌、羞耻之心都不存了;竟至于妓女和娈童当道,有什么事要向教廷请求,反而要走他们的门路……
那位严肃正派的犹太人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罗马哪儿是什么“神圣的京城”,乃是藏垢纳污之所!
这一大段对罗马天主教的揭露、声讨,可说在主题思想上为整个作品定下了基调。“神圣的”封建教会在卜伽丘的犀利的笔锋下,原形毕露!
天主教会和蒙昧主义是相依为命的。只有使人们陷于浑浑噩噩,丧失辨别、思考的能力,把教会所编造的谎话句句都当作真理般信仰、盲从,它才能以至高无上的神的名义骑在人民头上任意作威作福。全书第一个故事“歹徒升天”所显示的反蒙昧主义精神,因此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一个生前无恶不作的坏蛋,死后按照基督教义,理应下地狱去了吧,却被教会看中了,奉为圣者,为他的落葬举行隆重的仪式,沿途唱着圣歌,轰动全城。他的圣名越传越广,男女老少对于他的敬仰与日俱增,逢到患难,都赶到教堂向他的神像祈求。据说,“天主假着他的手,显示了好多奇迹”。卜伽丘在这里撩起了幕布的一角,让人们看到,所谓“奇迹”、所谓“圣徒”那一套,其实彻头彻尾是一个大骗局,是一场荒谬可笑的闹剧。
欧洲人民反封建制度的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总是首先把矛头针对天主教会,而反对天主教会的思想统治,又往往表现为反禁欲主义。这是因为禁欲主义组成了天主教教义的核心思想。
为了给陷于极端贫困的劳动人民套上沉重的精神枷锁,使他们丧失斗争的意志,永远甘心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天主教会利用一切宣传手段,要人们相信,人世是罪恶的深渊,是苦海;为了未来的天国幸福,就必须忍饥挨饿,禁欲苦修,摒弃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享受。
总之,天主教会拿天国的爱代替对生活的热爱,拿神爱代替性爱,拿神性否定人性:这就是把贫困、苦难神圣化了的禁欲主义。
受蒙蔽、受欺骗的广大人民把人世看作苦海,甘心摒弃一切物质的、精神的享受,骑在人民头上的特权阶级(僧侣)更可以为所欲为,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了:要知道,宣扬禁欲的背后,就是不可告人的纵欲。
“愚夫修行”(第三天故事第四)的讽刺性特别尖锐泼辣:禁欲和纵欲,只是一板之隔;在房门外,那丈夫听信了教士的指点,彻夜苦修;在房门内,那教士趁机勾引他的妻子。那个精神上中毒太深的愚夫,一心要修成正果、进入天堂,却不知道他这愚行正好引狼人室,他妻子的卧床正好成了坏人的天堂。
有的故事更是揭露了令人发指的教会黑幕:修道院院长为了要奸淫教民的妻子,把丈夫禁锢在教堂的地窖里,却让他以为自己已经故世,成了亡灵,正在暗无天日的地狱里受罪;后来那女的怀孕了,只得又把丈夫放回“人世”,去充当孩子的爸爸,还说多亏院长替他向天主祷告。他的“复活”,村人们以为是奇迹降临了,竟大大地提高了院长的圣誉。(第三天故事第八)
面对强大的封建教会,卜伽丘旗帜鲜明地提倡“人性”,反对“神性”;呼唤“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桎梏”;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鄙弃教会的禁欲主义和虚无缥缈的天国幸福。作者对教会的批判火力,正来自对于“人胜”和人文主义的信念,来自对于现实生活的热爱。
“痴女修道”是一篇幽默和讽刺的佳作(第三天故事第十),使人不禁失笑的同时,让人感晤到:食色性也,这原始的人性无所不在,不可窒灭,也无从躲避,哪怕你逃到深山僻野,渺无人烟的荒漠中,一心侍奉天主,刻苦修行,也无济于事;一旦一个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的少女以她丰满的肉体一丝不挂地呈现在那可怜的修道士的眼前,他头晕目眩了,抵挡不住了,天国的崇拜和信仰,顿时冰消雪融了:日夜修炼的“神性”,只能向“人陛”屈服了事;他一向把心如死灰看作修炼的最高境界,此时却欲火焚心,沦为一头垂涎欲滴的饿狼了。
作者在书中写下不少感人至深、难以忘怀的忠贞纯洁的爱情故事,“郡主之恋”(第四天故事第一)就是其中之一。郡主绮思梦达冲破世俗偏见,和一位人品出众的侍从倾心相恋。他们的私恋败露后,父王痛斥她不该和低三下四之辈结成私隋;郡主却毫无愧色地宣布自己将始终如一地热爱他,而且打破了向来的封建门第观念,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对于人的评价标准:
“我们人类向来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那发挥天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算是‘贱’。”“只要你不存偏见,那么你准会承认:最高贵的是他,而你那班朝贵都只是些鄙夫而已。”
“郡主之恋”无疑是《十日谈》中最富于社会意义的故事之一。
全书一百个故事,思想境界不能说都达到了同一水准,其间有一些高低参差之分,还不免搀杂少数比较粗野的世俗笑谑,并无多少思想意义可言,这是要请读者诸君阅览时予以有批判地鉴别的。本书由方平和王科一合作译出。“原序”和“跋”,第一天到第四天,第九天,方平译;第六天除故事第十外,第八天除故事第八、第九、第十外,方平译;第七天,第十天,王科一译;第五天除故事第四外,王科一译。译者对原作的理解、迻译,浅陋和不确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能得到不吝指正。
方平
二○○三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