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是我国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以曾巩为代表的南丰曾氏家族，是江右家族、江南大家。罗伽禄编著的《曾巩家族》以南丰为中心，时间跨度从曾氏迁居南丰到南宋末年为止，以人物、事件为主线，从文化视角对曾巩家族的家学、家教、家风和家族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挖掘，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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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伽禄编著的《曾巩家族》既是一部较系统的南丰曾氏家族史，也是继汤江浩临川王氏家族研究之后，一部新的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的个案研究著作。

第一章 迁居南丰

 第一节 南丰开基

 第二节 曾巩的祖父母

 第三节 曾巩的父母

第二章 文学名家曾巩

 第一节 南丰少年

 第二节 就学李觏

 第三节 耕读乡间

 第四节 四十而仕

 第五节 主要思想

 第六节 诗文创作

第三章 曾布与魏玩

 第一节 曾布的生平

 第二节 曾布的诗文

 第三节 曾布的身后事

 第四节 魏玩的生平

 第五节 魏玩的诗文

第四章 曾巩的兄弟姐妹

 第一节 兄弟间手足情

 第二节 曾巩的兄弟

 第三节 曾巩的幼弟曾肇

 第四节 曾巩的妹妹及妹婿

第五章 曾巩子侄与孙裔

 第一节 曾巩及从弟阜的子孙

 第二节 曾宰的子孙

 第三节 曾布的子孙

 第四节 曾肇的子孙

 第五节 曾巩兄弟姐妹的婿甥

第六章 曾氏的家传

 第一节 耕读传家

 第二节 曾氏的交谊与联姻

 第三节 曾巩与欧阳修

 第四节 曾巩与王安石

 第五节 曾巩兄弟与苏轼兄弟

 第六节 曾氏的遗存

附录

 一、曾氏家族年谱简编

 二、《宋史》中的曾巩家族人物传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第五节 主要思想

曾巩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一生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他阐述了自己较为丰富的思想，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史学和宗教等方面的思想。

曾巩的思想有其渊源。曾肇在其《子固先生行状》里说：“其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至弥纶当世之务，斟酌损益，必本于经。”《宋史·曾巩传》里也认为其言“原本六经”。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源头在于六经。曾巩在《新序目录序》里感叹：“天下之士各自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复知夫学之在统、道之有归也，”那么曾巩的“学”统在哪，“道”归于何呢？这些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答案。他在《洪范传》里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于知至、意诚、心正然后身修，身修然后国家天下治。以是为大学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见于经者，莫详于尧。”在曾巩看来道在“明明德”，要实践之，则应“知至、意诚，心正”，而其源则在《洪范》《大学》里头，他又说：“观《洪范》《大学》之所陈，知治道之本。”他也在不同的场合里也一再要求推广这“大学之道”，他在《熙宁转对疏》中说：“讲明旧学而推广之。”在《筠州学记》中又说：“讲先王之遗文，以致其知。”而“大学之道”出自《大学》，其作者为曾参。曾参是曾巩的祖先。他们也以有这样的先祖而感到荣耀，其弟曾肇在《子固先生行状》亦说：“今家南丰者，自高祖讳延铎始也。初，葳及参父子俱事孔子。葳乐道忘仕，孔子与之。参以孝德为世称首。而参孙西，耻自比于管仲。其世德渊源所从来远矣。”曾巩继承和发扬了曾参的思想，写就了天下道德文章。正如《行状》里所说：“天以道德文章钟于公身，以侈大前烈，开觉后嗣，实命世之宏材，不待文王而兴者欤！”

曾巩思想有其现实基础。他的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虽然为官，但其父因受诬而被罢，从此家道中落，不久去世。而他也在乡间耕读十余载，且担当起养教弟妹等十余口人生计的责任，直到三十九岁时才考中进士而人仕途。因而他有很长的时间是艰难地生活在底层。人仕后，又一直任地方官，辗转数地，对于百姓有了更多的接触与了解。他深深地感到，天下应以民为贵，以民为本。于是民本思想是他一切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  曾巩的民本思想渊源则在于儒家的“仁”及“仁政”。他在《战国策目录序》里很赞同刘向的“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的观点，因而天下应广开“仁义”之路，他认为宋太祖就是这样一位“仁心爱人”的皇帝，他所实施的统治“其仁如天”，于是自他而下有许多官员也是施仁政，如赵卞在越州救灾，“其仁足以示天下”。

正是源于此，曾巩的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化”的教育思想。在曾巩看来，“化者，所以觉之也，教者所以导之也。”简言之，就是要通过教育使百姓能觉悟起来，自觉地去做合乎于“仁”合乎于“义”的事。并且通过长期的教化而使老百姓遵守“仁”“义”道德规范成为一种风尚，成为一种风俗，“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风俗一”，这样就可达到无为而治的效果，无须使用刑政了。他认为，古代用刑不过是教化的一种工具而已，是教育百姓的一种方式。他在《洪范传》里说：“先王之刑刑也，其养民之具，教民之方。”当然，教化是要建立在百姓能有饭吃、不受冻的基础才能进行的。如果在此基础上不能教化好百姓，才能用刑惩处，而用刑又是不得已的事。他在《洪范传》里做了一个较为精当的阐述，他说：“使民足于养生送死之具，然后教之，教之不率，然后刑之。”“而民犹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刑，加之以刑者非已而不已也”另一方面，作为施刑者也应“责己而恕人”，对于他们的罪过应详察，分清是非过错失误，还是犯罪；是吃不饱，还是教育不到位，然后定罪施刑。他说：“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眚也，非过也，终也，其养之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则必责己而恕人。”他在《与王介甫第二书》中说：“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为于世，则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用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要完成教育之任务，则在学校，他在《洪范传》中说：“养之于学，所以使之讲明，文之以礼乐，所以使之服习，皆教之具也。”在《劝学诏》里也说：“先王兴庠序以风四方，所以使学士大夫明其心也。”同时还要改革与之相配匹的科举制度，因为“今之学校，非先王教举之法，今之科举，非选王造士之制”，他认为不仅要加强教化，使之成为风俗，还要使用好的选材办法，选出优秀人才，并使之成为一种导向。一方面要沿用、完善科考选材的办法，其次是使用“特举”的办法，将一些有特别能力的人选拔出来。

其二，“政以养民”的民本思想。曾巩在《洪范传》里对于‘‘政以养民”的重要性作了总结性阐述，他说：

民能保极，则不为外物戕其生理，故寿。食货足，故富。无疾忧，故康宁，于汝极，故攸好德。无不得其死者，故考终命。人君之道失，则有不得其死者，有戕其生理者，故凶短折。不康，故疾。不宁，故忧。食货不足，故贫。不能使之于汝极，则刚者至于暴，故恶；柔者不能立，故弱。此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于民者也。

P56-58

王琦珍

罗伽禄先生将他的新著《曾巩家族》寄来，嘱我为之序。我觉得这个选题非常有意义。

文学的发展，除文学本身的规律之外，往往还存在着许多其他因素，如地域文化的影响、家族的影响，等等。但从近代以来，除梁启超、陈寅恪等先生之外，我们绝大多数文学史家，很少从这些方面去进行考察与观照。

实际上，对传统文学世家的研究，既有其独特的社会史的价值，同时又有很鲜明的文学史的价值。我们在学术研究中，都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即历代有较大影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绝大多数都出身于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家学渊源的士大夫家族中，他们对中国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也特别引人注目。这种状况的形成和这些文学世家自身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这首先是对教育的高度重视。由于他们家族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士大夫家族较为宽裕的经济条件，他们便更具备了社会和家庭联合教育的优势。历史总是反复地证明，在人才的成长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往往是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具有一定生活水准的家庭。成功者的社会出身，历来高度集中在那些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又能为其子女提供良好教育机会的家族中。严格的、科学的教育无疑地会为高质量人才的培养创造优越的条件，会为他们以后的成功奠定基础。在一个家族中，从学者既多，成功者的基数也就越大。对先辈的崇敬与仿效，会促使他们不停地去奋斗与探索，他们中间一些出类拔萃者也就比较容易成为政界或文坛上的名人。其次是这些文学世家往往占有文化资源上的优势。这种优势既表现在图书资料的积累上，更表现在和文坛、政坛精英的交往上。丰富的图书资料，使他们可以直接地受到社会文化精华的熏陶；和文坛、政坛精英的交往，则使他们能够接近当时社会的高层，因而也就最有条件直面社会政治的走向、感受到文坛的主流风尚。加上这些士大夫家族之间，又往往有着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或师友关系，来往密切的家族之间、师友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提携，这都为他们的子弟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提供了条件和机遇。再次是对科举的重视。自唐宋至明清，科举一直是选拔人才最主要的手段，而对广大士子来说，又是他们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在唐宋以来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未曾在科场上取得功名而最终也成为了史学家或文学家的人不是没有，但就社会的主流来看，由科举入仕最后在政界和文坛取得成功的，还是占绝大多数。这是因为在那个社会中，只有科举人仕，才能取得进一步发展所必须的政治地位、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而传统的文学世家在这方面则具有远高出一般平民士子的优势。也正因为传统的文学世家和社会政治、文学的发展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中，如果能对相关的文学世家作一些考察，这无疑会为我们增加一个新的视觉，拓展我们研究的空间。我们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讨论，乃至对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流派的研究，也就会更深入一些、透彻一些。

两宋江西是传统士大夫家族聚居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据近年来相关的研究表明，两宋江西的文学家族多达150余家，这些家族中涌现了作家近570人。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家中，许多都是出类拔萃并在当时政界和文坛上发生过相当影响的人物，如二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杨万里等，无一不是出现在这些文学家族中。有人说，两宋江西文学占整个宋代文学的“半壁江山”。这说法可能有些溢美，但两宋江西作家对宋代文学的发展做出过极其重大的、令人瞩目的贡献，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令人觉得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学术界的研究，对江西这些文学家族关注得却很不够。虽然在一些专著、论文中有所论列，但真正对这些家族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的著作，却很罕见。在家族个案研究方面，只有汤江浩先生的《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而对整个宋代江西文学家族高度聚集这一独特现象进行总体研究的，则有新近出版的黎清先生的《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研究》。这和两宋江西文学的成就相比，显然是很不相称的。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罗伽禄先生选择了南丰曾氏家族作为个案研究对象，这是很有价值的。据统计，在两宋江西的文学家族中，延续8代的家族只有3家，南丰曾氏即是其一，共出现了作家31人。而且曾巩、曾布、曾肇都是当时文坛和政界很有影响的人物，曾巩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曾布则是王安石熙宁变法最坚定的支持者。曾氏家族又和临川王氏、金溪吴氏、山东钜野晁氏、四川眉山苏氏等家族都有着姻亲关系，而这些家族都是北宋的名门大族或文学巨族。解剖南丰曾氏这样一个个案，探讨他的子弟所以取得如此重大成就的原因，无论是对宋代政治研究来说，还是对宋代文学乃至家族教育研究来说，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罗伽禄先生长期在抚州地区工作，对曾氏家族的研究得地利之便，他不但从前人文集、笔记中荟集了相关的材料，更从方志、族谱中发掘了许多新鲜的材料，对南丰曾氏家族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所以这部《曾巩家族》既是一部较系统的南丰曾氏家族史，也是继汤江浩临川王氏家族研究之后，一部新的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的个案研究著作。它的出版，当有助于我们对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的观照，有助于对宋代社会政治和文学的研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是为序。

曾巩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而以曾巩为代表的南丰曾氏是江西的望族，又是江南的大家。我对于他的关注始于对著名思想家李觏的研究，他是李觏的高足，研究李觏自然要涉及到他。先是关注于曾巩本人，进而对他的家族产生兴趣，他的家族人才辈出，是一个典型的才子群落。2004年，我与邓高平先生就在《临川文化系列从书·千年教育》一书，列专节《南丰曾氏家族》，进行了简要介绍。从事过教育工作十七八年的我，对于其家族为什么人才济济，更想求其解，于是试着去了解它。

2010年10月始至2012年底，近十次到南丰县实地进行寻访，深入乡村，墓地、纪念馆、图书馆考察，查找相关资料。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段云来先生的关心与大力支持，也得到饶小麟先生的诸多帮助。其间多次是与好友郑晓江先生一起寻访，郑老师擅长思想考古，写过许多思想考古的长篇宏论。2012年10月，我们合作的《南丰曾先生故里行》一文发表于《寻根》杂志。而在2011年底，我开始着手写曾巩家族，断断续续地写，至2013年上半年完成初稿。伤心的是，郑老师此时已辞世，我已无法再向他请教了。初稿完成，取名《曾巩及其文化世家》，后将书名更为《曾巩家族》。2013年下半年，在段云来先生的推荐下，将拙稿交给了南丰县地方文化研究中心审阅，得到了中心夏老长和陈飞龙等领导和同仁的重视与赐教。邱模楷先生对拙稿逐字逐句地认真审读，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减少了拙著中的错谬。

拙著历时三年完成，叙述的时间跨度从曾氏迁居南丰到南宋末年止。覆盖整个宋代。拙著试图以人物、事件为主线，从文化的视角作较深挖掘与较广展示。重点阐述了曾巩及其家族成员的主要事迹及贡献，同时对于其文化世家成因进行探讨。全书共分六章，即《迁居南丰》《文学名家曾巩》《曾布与魏玩》《曾巩的兄弟姐妹》《曾巩子侄与孙裔》《曾氏的家传》。同时附录《曾氏家族年谱简编》和《（宋史）中的曾巩家族人物传》等内容。如果能通过阅读拙著，对于曾氏家族的功绩与贡献有所了解，对于他们的家教、家学和家风有所了解，从而对自己有所裨益，则令我欣慰。

曾氏家族多以文章名天下，但由于时代久远，他们的著作散佚严重，有的没有专门的文集传世，诗文仅见于一些相关宋人的诗文汇编中，为了便于读者欣赏，拙著中作了适量引录。拙稿中关于曾巩的诗文所采用的是陈杏珍、晁继周点校的《曾巩集》，而曾肇、曾协等人诗文则多采用了四库全书本，对于曾布等其他没有专门文集或文集散佚的人物，其作品主要引自四库全书本的《宋诗纪事》《江西通志》及其他相关汇编文集。有的作品引自不同时期的县志、府志（建昌府）和南丰曾氏所藏的《曾氏家谱》和《续修曾文定公族谱》等。这当中可能因不同版本在个别字句上有出入，如影响了阅读，敬请鉴谅。

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诸多专家学者对于曾巩及其家族成员研究的专著、论文，得到诸多教益，恕不一一具名，在此深表谢忱。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曾巩研究专家王琦珍先生拨冗撰序，为拙著增色添彩，在此表示感谢。髦耋之年的宋友贤先生审读拙著，并提出宝贵意见，令我感激不已。对于段云来、夏老长、陈飞龙、黄福平、邱模楷、饶小麟、彭晓华等领导、专家和朋友的支持与赐教，在此一并感谢。对于南丰县地方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仁和为拙著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朋友们，在此表示感谢。责任编辑王一木先生等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本人才学有限，研究不深，拙著中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甚至错漏之处，还请方家多多批评指正。

罗伽禄

甲午马年春于古城建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