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所著的《野史记（修订版新史记）》主要写作方式是“掌故新闻化”，用贴近生活，夹叙夹议的方式将近代掌故里的旧事轶闻带入当下，读者的焦点会更多接近于“讲述神话的年代”而非“神话讲述的年代”。

本书最大特点是将“历史掌故新闻特写化”，用贴近生活，夹叙夹议的方式将近代掌故里的旧事轶闻带入当下，让读者很直观地欣赏到历史事件、人物横断面式的精彩。

杨早所著的《野史记（修订版新史记）》改为“政事本纪”、“学林世家”、“报人列传”和“文苑行状”，就将近一半的文章为新换者。作者基于当代生活经验与间接文本的“私心揣度”的加入，其实皆有所本。所以名曰“野史”，实在在文本意义上，是真实可靠的。

辑一 政事本纪

 那个逃席的人

 现代启示录

 翁某今日洗脚

 康祖诒中举

 一个状元的诞生

 事关科举

 科举好处说不尽

 我儿子比你强！

 那一跪的风情

 古人抄得我抄不得？

 你我约定

 岳麓山上土馒头

 宠妓

 吃鸡不买田

 民国催债第一高手

 中了传奇的毒

 一桩婚姻的意外死亡

 政治宝贝

 谁动了那些宝贝？

 因父之名

 末代皇帝

 快感与忧患

 危机时代的幸运儿

辑二 学林世家

 北大1919

 一、退学

 二、谁能上北大

 三、警报

 四、谁放了那把火

 五、辞职

 六、新潮与国故

 七、联合

 八、《顺天时报》的报道

 九、救国十人团

 十、新文化的老对手

 蔡校长元培

 尴尬的胡适

 狂人傅斯年

 大学的自由

 拿饭来换学问！

 谁去了妙峰山

 他们的李庄

 若园巷，翠湖边

 朋友

 粉丝

 师徒

辑三 报人列传

 扬州闲话

 教父梁发

 胭脂扣

 警察故事

 救命钱

 发配新疆的理由

 这一段，我们说方言

 偷新闻的人

 一堂新闻营销课

 何处是我笔友的家

 黄远生上条陈

 我的野蛮同行

 结婚启事

 对抗舆论

 薛大可下跪

 萍水相逢

 萍水相逢

 听花捧角儿

 张恨水进京

 看看什么是黑幕

 不喝啤酒的唐纳

 史量才的度量

 到底是中国人

辑四 文苑行状

 当代柳永

 不要鸡心式

 林琴南要稿费

 东安市场的一次车祸

 他为什么跑警报

 无妻之累

 有多少人懂得苏白

 上课那些事儿

 我为什么热爱鲁迅

 冰心的一元钱

 另类林语堂

 革命时期的爱情（两则）

 人各有见，人各有道

 你的魂儿我的心

 关于巴金的《随想录》

 惊蛰时分梦犹存

 斯人也而有斯文

后记：关于本书，我交代……

首先还是国文，“应试程度须略通中国学术及文章之流变，可参考《文史通义》、《国故论衡》及本校预科所用之课本”。——参考书用“二章”（章学诚、章太炎），折射出北大校内章门弟子盛极一时的景况。

第二当然是本专业的法文德文，有三项要求：一、曾读过数种文学书，能列举其内容，评其得失；二、曾读过一种修词学；三、能作文，无文法上之谬误。——注意当时的专业名称是“法文”、“德文”，不是如今通行的“法语”、“德语”，因此首重对“文学书”的阅读、理解。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期，曾主张将中文系、外文系分拆重组为文学系、语言系，认为文学、语言的教学、研究方式大异其趣，应当分立各举，而不应以中、外区隔。

数学，比预科考试增加了“平面三角”；历史，包括中国通史与西洋通史；地理，只要求“本国人文地理”。还有便是“论理学”，即逻辑学，列出的参考书是陈文《名学教科书》或张子和《新论理学》一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这是当时的普遍观念，但是后世渐渐忘却了这一点。

上面说的是考不考得上北大，假设考得上，上不上得起呢？

与现在不同的是，《招考简章》已经告诉了考生需用的学费：本科每年三十元，预科每年二十五元，在三个学期开学前缴纳，另外还有体育会费一元，试验费二元。

用购买力换算一下，当时北京的国产白面一石是六元七，进口西贡米则一石卖十元，一市石是一百五十六斤，也就是说，现洋一元可以买二十三斤多白面，或十五斤六两越南大米。上北大一年多少钱，您自个儿算。

就在这份《民国八年招考简章》公布的前两天，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了蔡元培提议的《附设中学简章孰简章劈头便明确指出：本中学专为愿人北京大学之学生而设。

只要你有一张高等小学文凭，愿意上北大，又暂时无法通过预科考试，你可以来这所附中学习。年假与暑假各招生一次，一个班的人数无限制，多者二三十人，少者一二人。教员由北京大学教员及毕业生充任。“学生每年缴费银一百五十圆，凡学费及膳宿制服均在内”，“毕业试验，由大学教授会严格试验，及格者可径人预科”。

为何北大要办这么一个附中？当然不是想办补习班赚钱。当时的教育界普遍认识到，中小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然而清末以来的中国教育改革，自上而下，总是优先发展高等教育、精英教育。蔡元培提议办附中的出发点，是想利用北大的教学资源，改变国内中学良莠不齐、基础不牢的状况。这也是傅斯年、罗家伦他们办《新潮》的目标：“《新青年》的读者偏看在大青年、高级知识分子；《新潮》的对象，主要是小青年、中学生。”

4月1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一篇译自上海大陆报的《人大学校之心理试验》，介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新尝试。哥大的新考法，只测学生的智商、阅读能力、理解能力、记忆能力等。比如给出四对抽象名词如“懒”、“怠”、“名望”、“声闻”，让学生分类配对，能答三对者及格；又如考官口诵三个六位数，让考生倒读，读对一个者就及格；教员诵读两条有二十八个音的句子，考生能背出其中一句者合格……总之，与学习能力有关，与知识的记忆背诵无涉。

编者明显很欣赏这种入学考试方式，不过，文前的说明也强调，哥大之所以能“旧制之考察学业不复举行”，背后正是完备的中小学基础教育体制，“一察其学校证书，便可了然”，大学的入学考试，只负责判断其人有无能力深造。回到中国的语境来，大伙儿可没有这么乐观的教育前景。

P76－P77

前不久，我在社科书店接受中国社科网的采访，谈张艺谋的新片《归来》。一位中年人向我走来，似乎是这里的店员：“您是杨早老师吧？我们这儿卖过您的《野史记》，销路挺好的。”

九年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从头至尾找不到“杨早”二字，封面署的是‘《南方周末》专栏作者高芾”。我拿这书送朋友，送亲戚，他们拿去读完，然后很狐疑地问我：为啥送我这书？这谁写的？

因此我不知道这位可敬的读者是怎样将我与《野史记》作者对上号的。不过一本书出版九年，还有人记得，心上平添小小的虚荣。

这本书源于我2002年开始在《南方周末》文化版上连载的专栏“夕花朝拾”，每周一篇，写了五十多篇后，编辑离任，专栏还续了几期，物是人非，两方也都索然。后来又转而为《南方人物周刊》写“报人逸史”，忘了什么时候，大约也是因为换了编辑，也停了。

此时我也将博士毕业。2004年底，导师陈平原先生乔迁新居，众弟子前往围观。其间手机响起，我走到阳台上接。对方自我介绍是中国社科出版社的编辑。他就是《野史记》社科版的责编耿华军。

耿华军是北大新闻系毕业，算来也是我的师弟。当时我说正在忙毕业论文，而且文章的字数也还不够一本书。华军说没关系，我们等好了。

后来就是忙乱的答辩，毕业，照相，搬家，人职……其间倒也没断了帮《野史记》找图片，写说明，分专辑。那个夏天闷热的记忆，就这样嵌进了这些图文之中。

去过两次鼓楼西大街的中国社科出版社。那时我已定了去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但这书明显不是走学术书的路子，所以也没什么归属感。与华军的合作颇愉快，唯一的冲突差点断送了《野史记》性命。

这次接到华军电话，是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教师宿舍里。中午，蒙咙中被铃声惊醒，华军很抱歉地说，领导的意思，《野史记》是不是换个书名？

之前我和华军讨论过，是否还叫《夕花朝拾》？他说这个名字太文艺，不看“南周”专栏的人不免模糊。我觉得有道理，就改名叫《野史记》。现在要改成啥？

领导觉得余世存编的《非常道》现在很火，能不能改名叫《非常史》？

一口气涌到喉咙，又咽了回去。按平原师的说法，刚毕业的博士还没有和出版社较劲的资本。我嗯了几声，大概是说考虑考虑。

在小屋里走了几圈，越想越窝火。终于下定决心，回拨电话，告诉华军：如果要改名，那就算了，这书我不出了。

华军默然良久，然后说我再争取争取吧。

也不知他怎么争取的，反正书名还叫回了《野史记》。

封面也往返了几次。一开始的方案把我吓坏了：近景是硕大的故宫前铜狮子，远景是中南海的红墙。直接打了回票。

他们是外请的设计师。后来就改，最后的定案，设计师用打火机烧一张纸，残纸的背后，露出梁启超袁世凯苏曼殊等人照片。“野史记”三个大字，虽说是集帖，但总觉得太霸气。不过比第一方案已经好太多了。

书出了，华军忽然说设计师要请我吃饭。咦，哪有这个道理？见了面才知道，设计师是以前“三陌”的小伙伴。“三陌”是我一位朋友开的设计工作室。我写硕士论文时，借了他们办公室一角，每天跟员工们一起吃午饭，冲壳子，准有两三月之久。这可真是缘分了。

总的来说，跟华军合作愉快，书出后销得也还行，重印过两次。他就和我讨论再合作的可能性。我那时很想出一套丛书，每一本写一个城市，一个年份，比如1905年的北京，1912年的上海，1927年的广州，等等，20世纪可以选出十几个年份，主要材料要用报纸、日记，从舆论与个人的视角出发，关注社会史与生活史，这也是我写博士论文时萌发的想法。

记得那时约了萨支山、施爱东、颜浩、凌云岚、何浩等，一起吃了两三次饭。后来华军从中国社科出版社离职，此事遂中辍。但是——就因了这一场讨论，光荣的1217俱乐部诞生了，伟大的《话题2005》启动了，我的人生也被拖入了这漫长的与中国社会精神生活较劲的十年。这些事，参看《话题2005》的《缘起》。

而我这“地域／年份／舆论／个人”的理想，也并未就此寝灭。2011年写《民国了》，劈头第一章写《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2012年我逐日抄写1912年《申报》材料百余万字，都还是在想着从这一条路往下推进。

这样回想起来，真有“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感喟。

至于《野史记》，它出世后，也是要直面惨淡人生。《夕花朝拾》的责编风端，这个互联网的早年玩家，现在电子书的出版人，电话里劝我开个当时尚属新鲜的博客，用来卖书。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在2005年11月16日，发出了我的第一篇博文《开栏卖书》：

大学时代，有个女生说，高芾是一个聪明的俗人。

十年过去，高芾聪明日减，俗气依旧。他写了几年专栏，自己以为已经出名，于是每天在新浪网的名人博客栏里找自己的名字。结果当然是没有。

高芾委委屈屈地向老婆诉说，却遭来劈头盖脑一顿痛斥：

“你算什么名人！？名人怎么没人请你去做形象代言？怎么出了书西单图书大厦不请你去签售？还天天写博客，你有什么出息啊你？名人，名你个头！”

然后罚他去烧开水，晚上洗脚用。

高芾更委屈了。然而他不死心，最近有出版社猪油蒙了心，将他的专栏文章结集出版。高芾心又活络起来，天天在新浪的读书频道，看有没自己书的选载版。

看久了显示屏眼会累，于是高芾自言自语：

“不登？不登算哒，老子自己登。”于是高芾在新浪上又注了一个博客，预备把书中的得意篇什放上去，顺便吆喝吆喝，希望走过路过的朋友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多卖个十本八本，过年回老婆家时也好有几分颜色。

想是想得好，高芾又有点怕，觉得自己大小是个知识分子，沿街叫卖会不会有辱斯文。后来有人告诉他：当年小说《活着》再版的时候，余作家天天往地铁站跑，一到就问书摊老板“今天走了几本？”老板说，走了十本，于是余华高高兴兴回家吃饭。

高芾心里很是安慰，大家都是一样的嘛，没有物质文明哪来的精神文明呢？两个都要硬嘛。

高芾有一位老师，叫钱理群。钱老师说过：人的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之和是恒量的。高芾觉得自己精神欲望已经通过写书得到了满足，下面该通过卖书得到物质欲望的满足了。

于是，高芾来到了新浪博客，开始卖他的《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

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公共账号，一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我虽不是冲在前面的第一方阵，但总是勇于尝试，不懈奋斗，主要目的，就是卖书。为此与许多陌生人相吵相骂，拉黑一片。

如果《野史记》有知，它问世九年来，看过多少兄弟从我手下杀向残酷的图书市场：《沈从文集》、《汪曾祺集》、《话题2005》、《话题2006》、《话题2007》、《话题2008》、《话题2009》、《话题2010》、《话题2011》、《话题2012》、《话题2013》、《合肥四姊妹》、《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民国了》……坦白说，就销量而言，还没有超过《野史记》的。原因大约正如某报所言，《野史记》篇幅“体贴的短小”，佐饭如厕，马上床上，咸宜通吃。

师兄郑勇，一早向我要了这本书的再版权，一直放着，他说“找个最适宜的时机推”。这么些年下来，如果要等到我像易中天那么出名，很难，倒是他自己进步不小，这本小书就转给了师弟卫纯责编。

关于这本书内容的想法，初版后记已经交代详尽。此刻重读，如对旧影，哭笑两难。倒是书出来后，本着“杀熟”的原则，逼着爱东、颜浩、林逸、张林荫、马懿‘何浩代约）诸友帮我写书评，重看他们在命题作文里抓耳挠腮地找话夸我，夸这书，莞尔之余，备感温暖。  《野史记》快将九岁，我也过了四十。它如果像儿子一样会长会说话，或许已经会对我背老杜诗“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现在我携着它的手，添酒回灯重见客，修订了若干细节，替换了三分之一的篇目（爱东在书评里或私下，埋怨《野史记》没有做到“全书有趣”，这回我听他的话，努着劲儿有趣），愿故友新知，都来看看，这孩子长成啥样儿了，俊点没？

2014年7月1日于京东豆各庄

夕花朝拾

2002年8月，云南，建水。

建水古称临安，云南有“金临安，银大理”之谚，城内触目尽是古建筑群，可以想见当年繁华，近世苍凉。这里有全国第三大的文庙(仅次于北京国子监与曲阜孔庙)，还有一座废弃的考棚。最妙的是，通昆明的路尚未修好，游人不多。

话说那天中午，霪雨霏霏。我正在一家小饭馆里，与当时还是女朋友的老婆大人，等辣子炒肉上桌。手机响起。

《南方周末》文化部编辑风端，好朋友。接!

“打算开一个专栏……谈历史……人物……故纸堆……还用我说吗……要快……”

“嗯，嗯，嗯。”一味点头，心疼长途漫游费。

吃完辣子炒肉，在去团山的路上想专栏题目。完全不知道会写些什么，想来想去想不好。最后临门一脚由老婆完成：不是写历史的吗?叫“夕花朝拾”好了，还沾点儿鲁老的仙气。

还是落了老婆大人赐名的俗套。

三天后，我在昆明一个朋友公司的电脑上敲了两点钟，发出了“夕花朝拾”的第一篇《他们的李庄》。

掌故·冷知识

“掌故”是古已有之的文类，近世尤盛。大抵乐见韵事，喜闻隽语，人情之常。不过，考察掌故勃兴的年代，似乎还都是所谓“王纲解纽”的转型时期。按照布洛赫的说法，人对历史的兴趣，出自回溯过往的本能。是否在动荡不宁的大时代中，大家更热衷于抚今追昔，又听厌了正史的喧嚣，反倒在稗官野史、故老流传中，能寻得别有兴味盎然的一片天地?

掌故有什么用?答案是没什么用。掌故讲的都是些“冷知识”，对于现代人而言，没有皮肤感觉的知识，只能沦为小众的秘藏。不过，冷饭翻炒，转成佳肴，这样的做法也未必行不通吧?我曾有篇小文，为自己炒冷饭辩护：

现在有了电脑，有了网络，还有了搜索引擎，冷知识还能让我们快乐吗?我写过一些掌故文字，引起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很好；也有人说：这跟现实有什么关系?我听了前一种评论，就很得意；听了后一种说法，感到惭愧。这说明我也是一个冷知识崇拜者，而且对社会毫无贡献。

关于冷知识的用处，我是这样想的：冷知识不应该是为了解而了解的，它应该参与到一种精神生活中去，把自己变得不再是冷知识。昨夜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讨论中国电影到底是不是1905年诞生的。这个论题单摆浮搁着，就是一条冷知识。我看中国电影，只问它好不好看，谁管它多少岁了?呦，整一百呀，来，多给个红包。像话吗?拍电影的人也不会想：中国电影还没到一百年呢，咱们省点劲儿。

如果你像我一样，对1905年前后的北京有所研究，你就会想象：一个穿竹布大褂、梳着油光大辫的北京人，走在前门大栅栏的街上。他掏出十文钱，走进大观楼，看见小叫天谭老板，在一块白布上演《定军山》，他的精神生活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有人会说：哼，洋鬼子玩艺儿，等老团(义和团)回来，一准把你们抵制了!也有人会想：这个东西真不错，人的影儿会留在布上，还能动弹!对于1905年的北京人，中国电影有没有出现，有着切肤的感觉；对于一百年后，像我这样喜欢想入非非的人，它也不是冷知识，而是一种温热的感触。

掌故的写法，一直变化不大。比较《今世说》与《世说新语》，形式相似，却有“天然”与“做作”之别。五四诸家攻讦古文，首重叙事，即在于以上古之言语，叙今世之人事，就失了朱文正公“活泼泼地”的真味。至于议论、辞赋，古文别有洞天，自成世界，当然不该一笔抹杀。

有网友说，“夕花朝拾”的最大好处，就是把枯燥的历史化成了东北二人转。俺不是东北那疙瘩的，但是这些小文的叙事感，确实受益于自张寿臣、侯宝林、刘宝瑞诸大师，以至表演工作坊、相声瓦舍对口语叙事传统的传承发扬。有时候，则是想将古事写出新闻特写的感觉来。总之，是想从史实中觅出“有趣”二字来。

为什么叫高芾…

“南社研究网”转发了《不要鸡心式》，版主按语云：“高芾，不知何许人也……”一副此人已经作古的口气。

“芾”字除了做名字，几乎没有别的用处。很少人读本音若“福”。许多人读作“沛”。还有人读成“肺”，并聪明地解释：高芾者，稿费之谐音也，说明作者意不在传世，在稻粱谋耳。

这话算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可是“高芾”的起源不是这样的，它只是来自于我的“高”祖的名字：杨“芾”。

据《高邮县志》载：杨芾，字若米，高邮杨家巷人，光绪十四年中举人，次年考中进士，历任兵部主事郎中、军机处章京(人称小军机)、得缺补任道台。著有《扶桑十旬记》。

据说他曾是恭亲王奕新的得力助手，属于洋务一派。义和团事起，差点儿被当作教民杀掉。(事见罗瘿公《庚子国变记》)1907年，杨芾受两江总督端方之派，访日一百零六日，归著《扶桑十旬记》。此书我也是最近才见到，记日本风土人物制度甚详。由书中记载还知道，杨芾是清代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房师”。

《扶桑十旬记》大陆未出版过，凡三四万言，我曾经想把此书作为本书的附录，考虑到读者可能不耐烦念古文，与全书别的内容又实在没什么关系，只得放弃。

以祖先自炫，当然是矫情的举措。不过古今中外，都有以父名祖名放在名字里，表示追念的前例。即使被人骂矫情，也只好乖乖认了。

释名：“野史”记，还是“野”史记?

书名显然是一鸡两吃，语含双关。

本书所写，大都是野史所载——野史与正史重合的地方，当然也有。野史的好处，不用我说，大家都晓得。可以道听途说，可以揭隐发微，可以专事小节，可以不顾大义，可以情有所系，可以笔无藏锋。总之，正史家不大敢做的事，野史家全都敢干。

有许多章节，信笔写来，只敢说是“稗官之言”，不敢妄称“盖棺之论”，否则岂不要惹出若干笔墨官司?好在所写事端，均言出有据，即或是谣诼无稽，在下也不负造谣之责，只承传谣之讥。

至于说此书是“野”的《史记》，小子何乃太狂!想那《史记》，乃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世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你是何人，竟敢僭称其名，唐突前贤——你也配?!

《史记》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书。一方面，它是“前四史”之首，历代正史的滥觞；另一面，它一问世就被人骂成“谤书”，而且又写了许多后世正史未尝经意、未必敢写的内容。有人声称中国人至爱、中国知识精英至恨的武侠小说，也当从《刺客列传》谈起。

事实上，太史公此书中许多史料，皆得自传闻，而如许绘声绘色的描写，倘非出自作者想象，有谁见来?因此，《史记》不仅为正史之首，同样也是野史之源。

后世的各类野史，也只不过是更“野”的《史记》。我这本小书，是兔子的汤的汤的汤，当然就更加野马分鬃，野渡无人，绿野仙踪，野得没边没沿了。

明乎此，也就晓得本书副题为何不是“档案中的近代中国”，而是“传说中的近代中国”(按：新版修订时删去副标题)，在我看来，野史本来就是形之于文的野老故事，莫说民间的传闻，后人的补记，即使是当时当世的报刊记载，也不敢说一言九鼎，泰山不移，多少总有传说的成分。而上述这些，正是本书的资料来源。

野史里有没有真实?周氏兄弟都说过，爱读野史，因多读野史，反可以得到许多正史中见不到的真相。不错，传说倘可补正史之阙，发正史之隐，称为“野《史记》’又有何妨?倘或是荒诞失实的传闻，那也不过是‘《野史》记”而已，需要那么认真吗?

更何况，“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传说或有真伪之别，反映出的言说者与受众的心态，却是一种异样的真实。读者诸君，不妨试观本书，再掩卷思之，哪些篇章，我写得高兴，你读得爽快?

为什么?

拉大旗作虎皮

这些文字大多作于求学北大期间。其时导师陈平原教授常训诫我：读书时不可多作小文章，盖必有碍于论文写作也。平原师有著名的“两套笔墨”理论：作大文章须全心投入，两个课题之间，则不妨以随笔自遣，换换脑筋。两套笔墨，庶几可互不淆乱。

我总是做不到。几年来，关注的虽是同一课题，出活儿却是长一截，短一截，好似四川话说的“吊筋屎”，不得痛快。由此知道自己性情浮躁，怕终不是做学问的料。

至于学术趣味、读史思路、文化关怀、评骘标准，大抵“夫子行亦行，夫子趋亦趋”，却总是“瞻之于前，忽焉在后”。学生受导师多方面的影响，一时也说不清。尚彷徨于路途之人，实不必急急作回顾感恩之语，徒致方家之哂。

钱锺书曾说，作者的献辞不过是去而复返的飞刀，是不值一弄的狡狯。我这本小书，自然连作飞刀的资格也没有，提及平原师，已是在拉大旗作虎皮。只是出版时间的凑巧，到底又是一件实物，即以此书，记念北大七年的师弟因缘。

2005年6月25日

2014年8月重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