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贡原籍广东鹤山，祖上并无特别显赫的人物。到胡少贡这一辈，他的姐姐嫁给了日后出任北洋政府总理的唐绍仪的弟弟，他们住在上海时，把胡少贡一家也接来了，所以，宝娟就在上海出生了。
就在宝娟出生的这一年，大清王朝的光绪皇帝和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仅相隔一天，分别于11月13日和14日驾崩了，新即位的宣统皇帝只是个3岁的小孩子。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消息传到上海，街头巷尾更是很少顾忌地绘声绘色谈论，有人推论：这些年，列强环伺于外，革命党蜂起于内，清廷腐败无能，这大清王朝恐怕气数已尽。胡少贡每每听到这些言论，不由暗暗赞同，他为人谨慎，在街头并不参与这些“大逆不道”的议论，回家却不免跟妻子说起。妻子听后，暗自心想，这以后革命党人坐了江山，大概不会再有皇帝、皇太后了，不由轻轻一声叹息，低下头来，看着怀中的宝娟。宝娟正睁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与她对视着，这一瞬间的景象，深深地印人了她的脑海中，女儿的生和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的死竞被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此后，只要一谈及女儿的出生，她必定会说：“这个丫头就是老佛爷和皇上驾崩那年生的。”
果然，三年后的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清帝被迫逊位。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到此结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胡少贡夫妻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的宝娟在20多年后，却“受封”为一位“皇后”——由千千万万影迷“册封”的电影皇后，宝娟也就是日后红遍中国影坛的影星胡蝶。胡蝶这个名字当然是后来才改的(为了行文方便，以下再提及胡蝶之处，直接称为胡蝶，尽管这个名字到1924年方才启用)。
说到电影，其实它的“年岁”比胡蝶也大不了多少。世界公认的电影诞生的日子是1895年12月28日，因为这一天，法国的路易·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沙龙内，正式放映了《墙》《婴孩喝汤》《水浇园丁》等几部影片。仅七个半月后，电影即传人中国，1896年8月11日，在上海徐园内“又一村”，电影首次在中国上映。中国人称之为“西洋影戏”，中国自古就有同样是靠光和影来表演的皮影戏，似乎在皮影戏和西洋影戏之间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对此西洋人也不完全否认，据说在法国的一家电影资料馆内，的确陈列了一套中国皮影戏的表演器具。当然，皮影戏和西洋影戏在表演效果方面有着极大的差距。西洋影戏是如此的逼真，以至于最初在影院放映时，银幕上出现火车迎面开来的镜头时，观众会不由自主地尖叫着起身躲避，而银幕上下起倾盆大雨时，观众又会情不自禁地撑开雨伞遮挡。西洋影戏以其特有的魅力在一开始就抓住了中国观众。P3-4
胡蝶——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然而，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知道胡蝶，大多不是因为她主演的影片，而是她在拍片生涯以外的不平常的经历，她对中国电影的诸多贡献反而被忽视了，这在胡蝶不能不说是件莫大的憾事。
因个人的兴趣，我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撰写了一些关于民国电影的书和文章，得以较多地涉猎了民国电影方面的资料和著述。我发现至80年代末，与胡蝶同时代及比她稍晚的著名女影星已有多人有传记出版，有些人还不止一部；而作为一代“影后”的胡蝶却没人为她作传。其实，最近10多年来，关于胡蝶的书和文章并不少，但大多恰恰是撇开胡蝶的拍片生涯不谈，而津津乐道于她的逸闻趣事，这似乎有失偏颇。于是我产生了要为胡蝶写本记载其从影历程的传记的想法，并注意搜集有关胡蝶的资料。但时过境迁，一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红影星的从影历程今天到底还会有多少人感兴趣，更确切地说，到底还会有哪家出版社感兴趣，我心中无数，因而迟迟没有动笔。要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能让我了却这一心愿。
胡蝶的一生丰富多彩，如何以20余万字的篇幅加以描述，使我颇费踌躇，最终才确定了以胡蝶的从影历程为主线，以她的爱情家庭生活及个人遭遇为副线的叙述线索。胡蝶从影的历史长达40余年，特别是风云变幻的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国电影史上的重大事件她都曾亲身经历，并在其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因此，作者尽可能地在叙述胡蝶拍片生涯的同时，展现出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发展的背景及其与胡蝶的关系。客观地讲，没有哪位演员对此时期中国电影的影响能超过胡蝶的。而胡蝶在个人情感方面，曾饱尝过爱情婚姻生活的酸甜苦辣；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也曾经历过重重劫难，作为一部传记，这些当然也是叙述的重点。总之，作者希望通过本书能全面地展现传主多姿多彩的一生。
我以为，一部红影星的传记是极容易被写成一部小说或一部传奇的，而一旦被写成小说或传奇就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了，因此，作者在写作本书时，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走到小说或传奇的路子上去。作者曾查阅了能够找得到的20、30、40年代的报刊书籍以及50年代以来大陆和港台地区出版的各种电影史的专著、论文、回忆录等资料，将散见于各个时期各种书刊上的关于胡蝶的资料收集到一起，予以比较、鉴别和运用，对于同一事件不同资料中的不同说法，作者当然要作出自己的判断。作者可以负责地说，本书中关于胡蝶生平事迹的叙述，皆有尽可能准确的资料为依据，书中所有的对话，无一句为作者面壁虚构，至于胡蝶对某些事情的态度和某个时刻的心情的表述，有些是直接引用有关资料，有些则是作者根据资料所作的合理的推论和分析，两者间的区别，读者自会一目了然。这样的写法，可能有失于呆板，但却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需要说明的是，相比较而言，本书对胡蝶前半生，特别是20—40年代的历史的记述比较详细，并纠正了包括《胡蝶回忆录》在内的一些书刊记载的错误。当然，这也是胡蝶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而胡蝶自退出影坛后，极力过一种普通人的平静生活，不愿再成为报刊媒体注意的目标，因而资料比较匮乏，本书关于她后半生的记述就不免粗疏，这也是令作者感到十分遗憾的事。
与胡蝶对中国电影所产生的影响相比，电影史学界对她的研究可谓太少了。我对电影史仅是业余爱好，说不上有多少专门的研究，我所能找到的可资参考的资料毕竟有限，加之成书时间仓促，书中一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和错漏之处，衷心地希望得到专家的指正。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南京大学陈远焕、叶继元、许进、刘松健、赵枫、容国强诸位好友的鼎力相助，在此谨致诚挚的谢忱。
清王朝灭亡，帝制变成了共和。民国成立。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从此不跪而立。原因简单，中国人心里的“王道”“祖宗成法”岂是重新挂一个牌子就能改掉的。自康梁以降，“变法”是那个时代最热门的精英语汇，跟我们现在讲的“改革”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所谓仁人志士，无论保皇的还是革命的，最明白的就是，这两千年大一统，崇古泥古的泱泱大国，不变即亡。
变法何其难也！自宋明理学登上社会意识形态金字塔尖，“存天理灭人欲”成为金科玉律，须臾不可违背。女真统治者照单全收，变本加厉，无论GDP是不是真的占了全球四分之一，中国人继续按千年道德名教默守陈规是必需的。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商业蓬勃，没有企业、机器大生产，宗教不可能与政权平起平坐，更别提科学与民主的启蒙了。这就是一个好古拒变的大国遭遇近代西方文明后一触即溃的根源。
大梦谁先觉？民国人，准确地说是那些受到良好教育、具备相当智识的精英们，对这样的危机痛入骨髓。这些民国牛人的共同之处至少有以下三处：
一、使命感。从严复到谭嗣同、康梁、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从同盟会到国共二党，从张大千到徐悲鸿，从詹天佑到翁文灏，这些人的使命感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反过来说，与生俱来的恰恰是那些顽固的保守主义者、皇家儒门的既得利益者。使命感来自向西方学习后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他们学会了一个词——真理（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话求真理——严复）。这个词来自于西方，英文即truth，本身就有事实的意思。近千年来，“理”带上“天理”高大上的帽子，变成了中国人说一套做一套最有用的挡箭牌，只要大旗不倒，任凭旗杆下面男盗女娼。因此，推倒“理学”成为首要任务，“理”前带一“真”字，内涵全出。他们强调开民智，求独立，创富强，皆以真理为指针，当主义沿街叫卖、网罗党羽的时候，也须以真理开腔。当真理成为众望所归，使命即为应有之义。
二、本色、自由。由陈丹青先生首度混搭，“民国范儿”让颇有点儿鄙俗的北京土话引发了潮流。这个词绘声绘色，色香味俱全。民国人是什么“范儿”，是贵族精神吗？刘再复总结的四点自尊精神、讲求原则、保持低调、淡泊名利，这些都有，但似乎说得抽象了。从形式上来说，穿衣打扮，西式与中式互不干涉，新与旧相得益彰，没有谁看谁不顺眼的；生活上，除了抱拳、作揖等等中式动作，还包括气宇轩昂、自信满满的仪态万方，即使香烟广告上的美女姿势也十分从容雅致，全不见低俗媚态；语言上，文气十足慢条斯理，避开俚语俗话，这点现在在台湾街头里弄仍不难体会。至于凡事有规矩，什么场合如何言行，更是自小的教育，必不可少。优雅是那个时代的时尚，比之当下国外不断诟病的中国式粗俗，真好像不是一国人似的。再说个人气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知识界的时髦，既能看到徐志摩式的温和潇洒，也能看到闻一多式的感性甚至极端，而齐白石却坚守田园秉性，以朴实无华征服了大众。民国人物们各具人格魅力和风格做派，一生本色出演，没有谁刻意为之。身居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光头长须布袍，一辈子操着一口纯正的陕西话，现在若碰上，你相信他是国级干部？可叹一个混乱危机的时代，恰给个人挥洒自由的空间，任性不靠银钱。
三、行动力。“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19世纪开始，到现在还是一个正在进行时。民国结束了治乱相替的千年史，华族这个“早熟的聪明孩子”头大身子小。为了打得过列强，肌肉筋骨必得迅速膨胀，为了更新智慧，必得满盘拿来，生吞活剥，哪怕消化不良。时代的进步必付出行动的勇气而不是瞻前顾后，这点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开始，着重点是行不再是知，心学从来都是小众的茶话会，而竭力避武平乱却是先生最有说服力的政绩。朱熹们只说不练，中国人不进化只等退化。梁启超一边疾呼，只许接受不许批评是中古精神而不是现代准则，一边身先士卒率众商议变法。而詹天佑一条人字铁路的成功赛过工程师再多的惊世之语。联想当代摸石头过河论的巨大推动作用，更加说明站在全世界最强大的保守主义的土壤上，做比说要重要。
自民国之后，中国人严重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姿势怎么摆都怕别扭。变革的力量与保守的力量缠斗，儒家作为守旧势力的基地被发起“斩首行动”。然而面对自西方而来的种种，理性、科学、民主这些现代世界的“重型武器”，人物们既兴奋又惊恐。很多人从一个主义跳到另一个主义，眼下的“是”迅疾反目为“非”，从中激进到西、晚年又遁回道统，让人无法片刻将息。20世纪是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每一天都充满刺激，每一天个人的“变”与时代、国家的“变”相互角逐。
翻过20世纪的中下叶，我们终于狠狠地抛开传统之国，向现代之国疾步行进。不可否认的是，从承上启下来说，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也仅剩下民国一途。此言不赘。
因变，可爱；因变，可歌；因变，可叹。欲了解那个“逆天”的雄奇时代，亦唯有阅读民国人物们的心路历程一途。以此作为丛书《影响现代中国的人物》的题识，或许也正合其意，读者有眼。
李向晨
2015－3
朱剑创作的《胡蝶(人生不负笑美人)》讲述了：胡蝶是中国近代电影史上第一位电影皇后，雍容华贵成就经典的艺术形象，酒窝浅笑引领时尚潮流。相比银幕带来的众星捧月，胡蝶真实的人生更加跌宕起伏。
《歌女红牡丹》《狂流》《姊妹花》《空谷兰》《后门》将她推上事业的巅峰，与林雪怀情变诉讼、与张学良逢场作舞，与戴笠假戏真做一步步让她无路可逃。
然而无论是非曲直，得失荣辱，胡蝶一颗坚强的心一脸从容的笑从未更改。
朱剑创作的《胡蝶(人生不负笑美人)》讲述了：民国作为“逆天”的雄奇时代，因变可爱，因变可歌，因变可叹。诸多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发声”的民国人物诸如阮玲玉、闻一多、徐志摩、李宗仁等都将成为当下的我们了解民国的最佳途径。
胡蝶的一生跌宕起伏，然而她的生命力一直都昂扬向上。巅峰时知进退，低谷时也从容，她被命运的浪潮无情的推动着上下翻腾，但她是聪慧的女子，始终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为之努力争取。命运的缰绳尽管偶尔并不完全由她能够掌控，但她不曾轻言放弃。相比阮玲玉，她的坚强、睿智让她更加从容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