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皮斯塔的出现对我们而言是一种拯救。当时天色已暗，但是由于藏身于多瑙河畔一座建筑下面散发着霉味的地窖里，我们早已分不清黑夜与白昼。
然而手表依旧继续工作，泰然地指示着时间。指针绕着表盘从容不迫地走着：我们如同鼹鼠一般的生活究竟持续了两周还是两年了呢？
在这样幽暗、漆黑的地窖中，我们还有多少个“今天”、多少个“明天”？还是将永远待在这里呢？
在地窖中生活的头三天过得相当快。每当听到楼梯发出嘎嘎的声响，我们就思忖着是不是苏联人来了，附近街区的战斗是否已经结束，我们是不是终于能够回到楼上各自的房间了呢？我们多么希望恢复突然被中断的正常生活：看完才读了一半的书；重新弹奏那首未弹完的奏鸣曲——琴谱还摊放在钢琴上呢；打开蓝色封面的作业本，把要求用匈牙利语完成的作文写完。
到了第五天，身处这地下流放地的我们意识到，德国人已经下定决心坚守这座城市。那之后，我们完全丧失了时间概念。枯燥乏味的日子，一天又一天，用一种沉重而缓慢的速度更替，令人烦躁。防空部队的可移动炮台不停地在屋前叫嚣着，使得我们头顶上方的区域变得极度危险。这台安装在卡车上的小火炮对敌军的飞机造成不了什么伤害，充其量也只起到了戏弄对方的作用。发出一阵排射之后，它就立刻逃到一两个街区之外，重新开始它的游戏，之后又开回来。苏联人的重型轰炸机从房屋上方飞过，发出雷鸣般的轰隆声。它们胡乱扫射，寻找和它们捉迷藏的敌人。在这场可怕的捉迷藏游戏中，我们才是那个被蒙上了眼睛的人！我们闭着眼睛，双手掩面，窥伺着飞机的飞行轨道，时不时用颤巍巍的手指惶惶不安地触摸一下潮湿的墙壁：这些石头经得起如此强烈的震动吗？
这所房子的房客们全都挤挤挨挨地聚集在地窖里。其实直到战斗发生前，大家都几乎互不相识。现在，我们在同一个极度拥挤的空间里睡觉、吃饭、洗澡甚至拌嘴。地窖的主室用一些粗大的木梁加固过，已经变成防空洞，大部分人都看中这里，在这间屋子安了家。可是在周围与头顶不断响起的战斗声中，这些木梁看起来并不比牙签牢固多少。
我们选择了一间偏安一隅的地窖附室，在和平年代，这间屋子是用来存放煤炭的，所以到处都是灰尘与煤粉。现在，我们放了两张床、一张长沙发和一张桌子在里面。一开始，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取暖炉，烟管与面对庭院的通风窗相连，将炉烟释放出去。但是没多久，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套供暖系统，因为到了晚上，铁皮烟管透出的亮光可能成为敌人的射击目标。当我们在煤堆上打哆嗦的时候，周围的城市正在燃烧。我们得去加纳尔街打水，因为在那儿还有一个仍在供水的龙头。从包围战的第一天起，电就断了。为了照明，我们把熬出来的猪油放在一个雪茄烟盒里，又找了一根鞋带作为灯芯。伴随着令人作呕的气味，这盏油灯散发出淡黄色的微光。
紧挨着我们屋子的是另一间地窖附室。看门人夫妇住在里面。妻子是一个高大壮实的女人，平时爱占小便宜；丈夫则矮小瘦弱、面色苍白，眼神总是躲躲闪闪的。他们的儿子刚结婚，住在护城堡垒附近，供职于一家自己父亲当了二十年门卫的机构。这位年轻的扬斯基是看门人夫妇的骄傲，因为他们把他培养成了“知识分子”，一位有地位的“先生”。这家人有很多食物储备，也不缺水——他们有酒可以喝。
我们另外一边的小屋子住着伊露丝和她的宝宝。她的年纪在三十六岁上下，长着一头漂亮的金发，小巧的娃娃脸透着几分憔悴。她的眉毛颜色很淡，所以用煤灰描了一下。即使轰炸最为猛烈的那些天，她也没有忘记这么做。几周前，她被丈夫抛弃了，留下六个月大的孩子让她一个人抚养。她的父母住在多瑙河另一边的城里，但是她没有勇气穿过外面的枪林弹雨，回到父母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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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于克里斯蒂娜·阿尔诺迪的这本小册子而言，任何序言或者后记之类的文字或许都是多余的。“我十五岁，还不想死”，题目已经将一切包括在内，包括叙述者的视角：一个十五岁的，因为二战行将结束之际发生的布达佩斯包围战，躲进自家地窖中生活了两个月的小姑娘。
对于这个小姑娘来说，在暗无天日的地窖中，战争的真实状况——它的起因，它所包含的所谓“正义”与“罪恶”，“善”与“恶”，还有所谓政治力量的对峙都失去了意义。这一类二元的游戏相对于受害者——从来无所谓真相、也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真相的民众永远是真正的受害者——来说过于高级。小姑娘看到的只有死亡的迫近，还有在死亡迫近的时候，她听到自己内心发出的最真实的声音：我不想死……
所有人都不想死，包括曾经决定他人生死的德国士兵。《我十五岁，还不想死》是对于这段“不想死”的生活的真实记录。记录就从地窖生活开始，十几个彼此并不相识的人躲在地窖里，各自被剥夺了身份、财富，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大家庭，“在同一个极度拥挤的空间里睡觉、吃饭、洗澡甚至拌嘴”。他们忍受着饥饿、恐惧、绝望乃至死亡的威胁：每一秒钟，苏联人和德国人交战的子弹和炮弹都有可能摧毁他们的藏身之所，夺取他们的生命。而在一起共同面对死亡的意义就在于彼此有可能团结在一起共同抵抗死亡，但也有可能在自己的死亡与他人的死亡之间做出选择。
十五岁的小姑娘冷静地介绍了居住在地窖里的这群人：把自己儿子培养成“知识分子”，并且以此为骄傲的看门人夫妇；带着宝宝的伊露丝；被大家戏称为“医生先生”的医科大学学生；银行家遗孀；“上校夫人”；坚持自己是“中立国国籍”的检察官夫妇俩等等。而在这群人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莫过于皮斯塔，一个“不属于哪里”的匈牙利士兵。一开始，他就为这个混杂的、前途未卜的大家庭充当起英雄的角色，允诺为大家找食物（尽管他找来的是石膏，而不是面粉）、找水、找药、找医生，甚至带领大家向被炸毁家园的人施以援手，还带回了一对无家可归的恋人。在原本互不相识、彼此戒备的人群中，他的出现就像是一缕阳光照亮了阴暗的地窖。甚至在十五岁孩子的眼里，他就像是有神的庇护，永远不会被死神带走的一个传奇。但是，为了给在地窖中举行婚礼的新娘弄一顶头纱，这个英雄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死亡由此变得更为真实起来。
在死亡面前，人性受到了最大限度的拷问，小姑娘并没有回避这一切，同样也没有将这一切过于崇高化。因为在活着都成为一种奢侈的状况下，人性中自然流露的善和美本无须粉饰，同时也可以和卑微、自私并存。小姑娘的笔下，人对于食物、水和生存的渴望是最真实的，例如大家对于皮斯塔允诺拿来的“面粉”的期待。为了也能够分得三分之一的面粉，住在底楼开餐馆的夫妇甚至贡献出了几听罐头，为大家做了一顿“红烩牛肉”。但是发现皮斯塔拿来的是石膏之后，老板娘爆发了：“她激动的神情让我都以为她发疯了，其实只是她灵魂中丑恶的一面让她整个人都变得狰狞起来，恶毒的话从她口中喷涌而出：‘你们刚才吃的不是牛肉，只不过是马肉……加纳尔街上有匹死马，我们用从它的腿上割下来的马肉做了这顿饭。现在你们好好享受吧，好好享受你们吃进肚子里的那些烂肉……”’同样，一群人跨越死尸，向浴室进发的场景也令人难忘：在那样的时刻，无论什么样的身份，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是高贵还是卑微，羞耻心都不再是问题。然而，也同样是这群人，越是身处黑暗与威胁之中，他们就越是向往精神上的慰藉：他们仍然会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施以援手，会为一对新人的婚礼穿上像模像样的衣服，千方百计地找点礼物，用以表达真心的祝福——皮斯塔甚至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最困苦的时刻，他们也都还期待着向神父忏悔之后的解脱：“烛光透过泪水形成的温热水帘，折射成七色彩虹；地窖逼仄的围墙似乎也消失了，变成了一座华丽的教堂，光线越来越绚丽灿烂，就像金黄色的阳光通过穹顶射进来。一些颤抖的声音唱着圣歌，传人我的耳朵；一种纯粹的喜悦之情令我不禁心醉神迷。”
克里斯蒂娜描绘的这段时光会让我们想起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一样的二战背景，一样的逃亡画面，一样平静却不乏震撼的叙事，目光也一样直指战争中的人性。不同的只在于《法兰西组曲》是借助“上帝之眼”看出去的，关于战争的宏大叙事，而《我十五岁，还不想死》则是在一个孩子的视野所及范围内，关于战争的一幅微缩景观。但是，场面的大小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十五岁的孩子，在地窖中，除了向往一顿温饱的饭菜，不是还心心念念着没有读完的巴尔扎克和狄更斯吗？尽管是一个十五岁孩子的日记，我们已经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个作家的天赋，可以感受到她从巴尔扎克和狄更斯那里接受的文学教育。在这样的写作传统中，中心从来就只有一个：人。《我十五岁，还不想死》中的这群地窖房客和《法兰西组曲》中大逃亡画卷里的法国人有本质的区别吗？的确，同样身处死亡阴影下的人的所作所为又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因此，尽管是一个孩子的简单目光，它并没有承载非理性的仇恨。没有事先的道德评判，也没有所谓德国人和苏联人代表的“正义”抑或“非正义”的战争的区别。苏联人曾经作为地窖中这群房客的希望存在过，但是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灭了：苏联人的到来并没有让布达佩斯恢复往日的平静与美丽。甚至连这些苏联士兵们，即便他们并不比德国士兵更罪恶、更凶残，却也并不比他们更高尚、更仁慈。劳德瑙先生白白将犹太人的黄色星形标志佩带在身上，苏联人向他开枪的时候，他的脸上写满了“惊讶、恐惧以及愤怒”，但竟然难免一死：虽然作为犹太人，他侥幸躲过了德国人的枪子儿，却倒在了苏联人的枪口下。而对于十五岁的“我”来说，布达佩斯包围战的结束远不意味着苦难的结束。地窖生活之后，“我”和父母就开始了逃亡，先是逃到位于巴拉顿湖边的乡村小屋中，最终，三年之后，“我”的一家再次踏上逃亡之路，只是这一次躲避的不是荷枪实弹的战争，而是所谓的“政治迫害”。读到这里，我们难道还能够相信，战争会随着“敌人”的失败而消失吗？
我们因而也不会怀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将近七十年的今天，在亲身经历人类历史上这一惨痛浩劫的证人都已陆续离世的今天，再重新将这段记忆呈现在人类面前的必要性。只是，我们都知道，记忆书写相对于“经验表达”而言，永远带有强化性质。所以，“强化”些什么早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写作方式的问题，它直接针对的是写作者的道德，进而针对的是文字和文学的道德。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经过任何粉饰的《我十五岁，还不想死》才显得弥足珍贵：它是找寻关于“人”的真相的一种努力。
或许，所谓的真相可以归结为小册子最后的一句话：
活着，是多么美好啊！
或许，我们可以在最简单的语义层面上理解这句话，相信这应该就是这本小册子获得“纪实文学大奖”的原因，同时也是在再版三十年后，在中国出版的意义所在吧。
袁筱一
2012年7月10日
《我十五岁还不想死》由克里斯蒂娜·阿尔诺迪编著。
吝啬的看门人夫妇、带着宝宝的单身母亲、被戏称为“医生先生”的医科大学学生、将首饰全都挂在脖子上的银行家遗孀、坚持自己“中立国国籍”的检察官夫妇、在神父面前宣誓永远相爱相守的年轻情侣、不属于任何一支队伍的士兵、将黄星标志藏起的犹太先生……战争将年仅十五岁的“我”与所有这些人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在枪林弹雨下，当活着已然成为奢望时，人性对和平与美好生活最真挚的渴望显露无遗。于生与死的边缘看遍世间百态、尝尽人情冷暖的“我”，内心只剩下一个最真实的声音：“我不想死。”
《我十五岁还不想死》讲述了二战期间布达佩斯被围攻时十五岁的作者克里斯蒂娜·阿尔诺迪与父母及邻居避难于多瑙河畔一处防空洞里发生的故事，以及俄军攻陷首都后全家徒步逃亡至奥地利一处难民营的经历。这是一名十五岁少女的日记，作为战时文学的经典作品，书中文字见证了处于纳粹占领和俄军包围下的匈牙利普通人民的恐惧及悲惨遭遇，被誉为法文版的《安妮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