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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创作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为中心，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人民历次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及奋发自强的救国运动，分析和总结了历次运动失败的原因及中国的出路、开放与自强等重大的问题，清晰地辨明了很多近代史令人困惑的问题。

胡绳创作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为中心，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人民历次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及奋发自强的救国运动，分析和总结了历次运动失败的原因及中国的出路、开放与自强等重大的问题，清晰地辨明了很多近代史令人困惑的问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经典名著，累计发行三百多万册。

原本约70万字，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由郑惠、陈铭康、郑则民、石仲泉、孙洁人做了简本出版；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本，新简本由白小麦、黎钢根据修订本对原简本作了相应的修订而成。本次出版本即为新简本。

原本再版序言

原本序言

绪论

 第一章 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中国

一、经济基础

二、专制主义的政权

三、农民革命

 第二章 19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系

一、16、17世纪外国侵入者的碰壁

二、18世纪中国方面加强防范和限制

三、英国及其东印度公司

第一编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第三章 鸦片战争 /

一、禁止鸦片的问题

二、林则徐的禁烟和英国侵略者

三、战与“抚”

四、战败的原因

五、三元里的斗争

六、《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

 第四章 战争以后

一、广州城的斗争

二、五口通商和买办阶级的产生

三、“租界”——国中之国

四、积水深潭中的初步激荡

 第五章 太平天国的兴起

一、农民革命中的各阶级、阶层 / 0

二、金田村起义

三、向南京的进军

四、北伐和西征

五、《天朝田亩制度》

六、天京城内的大变乱

 第六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外国侵略者在太平天国初期的态度

二、在上海和广州的虚伪的中立

三、所谓修约问题

四、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和入侵天津

五、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沙皇俄国

六、从《天津条约》到《北京条约》

七、封建统治者把谁看成真正的敌人

 第七章 1856—1861年的太平天国

一、长江中下游的争战

二、捻军及其与太平军的合作

三、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

四、太平天国的苏杭地区

五、打着别的旗号的造反

六、宗教的迷雾和现实的斗争

 第八章 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大联合和太平天国的失败

一、强盗成了朋友

二、上海周围的战争和所谓“常胜军”的出现

三、从湘军到淮军

四、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态度

五、太平天国的内部危机

六、天京的陷落

第二编 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形成

 第九章 在农民大革命失败以后

一、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

二、各少数民族的群众起义的失败

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掠夺的加紧

四、封建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互相勾结

 第十章 封建统治者的“办洋务”

一、洋务运动的产生

二、官办的军事工业

三、官督商办的企业

四、后膛枪和铁甲船

五、洋务问题上的一种分歧

六、洋务问题上的又一种分歧

七、中国无产阶级的诞生

 第十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运动的兴起

一、60年代的反侵略群众斗争

二、洋务派对教案的态度和天津教案

三、从70年代到90年代初年的反侵略群众斗争

 第十二章 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和半殖民地的外交

一、俄国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

二、英国对中国西部边疆的侵略

三、左宗棠的西征和《伊犁条约》

四、半殖民地的外交

 第十三章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

一、中法战争之一：在战争爆发之前

二、中法战争之二：从开战到停战

三、中日战争之一：被迫应战

四、中日战争之二：议和与反对议和的舆论

五、中日战争之三：保卫台湾的斗争

第三编 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

 第十四章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

一、沙皇俄国和辽东半岛

二、政治奴役性的贷款

三、抢夺中国的铁路

四、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

五、所谓“以夷制夷”

 第十五章 第二次革命高潮出现前的国内阶级形势

一、清朝政府成了外国帝国主义的税吏

二、暴风雨的前奏

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四、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下层

 第十六章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

一、维新运动及其领导者康有为

二、维新派的宣传组织活动

三、维新派和洋务派的论战

四、维新派的向西方学习

五、庸俗进化论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

 第十七章 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一、维新派的上台

二、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

三、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

四、政变中的失败者和胜利者

五、没有出场的角色

 第十八章义和团的勃起

一、从拳会到义和团

二、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

三、慈禧太后的“宣战”

四、义和团占领了北京吗

五、在反侵略战争的前线

 第十九章 八国联军和义和团的失败

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

二、“东南互保”和李鸿章议和

三、一群明火执仗的强盗

四、帝国主义列强的“门户开放”政策和辛丑条约

五、义和团的历史功勋和资产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

第四编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

 第二十章 第三次革命高潮的酝酿

一、日俄战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二、慈禧太后的“变法”

三、孙中山的早期活动

四、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

五、知识界中的革命思潮

六、知识界中革命组织的产生

 第二十一章 同盟会初期

一、同盟会的成立和它的纲领

二、清朝的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立宪派

三、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

四、1906年湘赣边界的起义

五、1907—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六次武装起义

六、1907—1908年光复会发动的起义

七、个人暗杀行动 /

 第二十二章 辛亥革命的前夕

一、农民群众的自发斗争撼动了清朝统治的基石

二、咨议局、资政院和袁世凯

三、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机会均等”、“利益均沾”

四、争路权的爱国运动

五、同盟会内部的涣散和它在广州的两次起义

六、从日知会到文学社 /

 第二十三章 武昌起义和起义后的武昌政权

一、革命的士兵一夜间的胜利

二、新政权的成立及其演变

三、袁世凯成了内外一切反革命势力的中心人物

四、武昌的政权落到了反革命的手里

 第二十四章 革命浪潮中的各省风云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短命政权

二、资产阶级立宪派也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

三、套上革命外衣的军阀和流氓政客

四、旧巡抚穿上了新都督的外衣

五、“不准革命”

六、交战与议和

 第二十五章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

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二、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的阴谋

三、南京政府的腰杆不硬

四、清皇朝的覆灭和南京政府的结束

五、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的破灭

第五编 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

 第二十六章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反袁世凯的斗争

一、1913年国民党反袁世凯的失败

二、袁世凯独裁卖国真相的暴露

三、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

四、梁启超：从拥袁到反袁

五、袁世凯的覆灭

 第二十七章 五四运动

一、北洋军阀的派系分裂和南方的“护法运动”

二、民族工业昙花一现的繁荣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

四、五四群众爱国运动

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究竟执行了什么路线，或者说可能执行什么路线，这是值得考察一下的问题。

由于光绪皇帝表示了对康、梁、谭一派人的同情，而发动政变扼杀百日维新的慈禧太后在一举粉碎康、梁、谭一派人的同时，把光绪皇帝看作维新派的保护人而加以贬黜，还由于失败后的康、梁竭力把光绪皇帝歌颂为他们的理想的圣主，于是人们往往把光绪皇帝看成是代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派的皇帝。

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于历史事实的。拿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的许多实行新政的诏书的内容来看，拿光绪皇帝对于维新派向他提出的具体主张的态度来看，光绪皇帝并不能够真正实行维新派的政治路线。他所采纳的其实是洋务派的政治路线。洋务派基本上是同买办资产阶级相结合的封建大地主的政治路线，维新派是软弱的动摇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形式上是接受了康有为这一派的主张，实际上他还是在走张之洞这一派的路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绪皇帝很难真正成为一个维新派的皇帝，这不是由他个人意志决定的。作为维新派的社会基础的民族资产阶级，处于那样软弱的地位，不可能有一个自己的皇帝。维新派只能在幻想中把光绪皇帝打扮成他们自己的圣主，但不能在现实中创造出这样一个皇帝来。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和《上清帝第四书》中都提出了召开国会的建议，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又提出了定宪法的要求，并在奏书中多次提出“君民合治”的主张。这些都是维新派不同于洋务派的最主要的政治纲领。康有为所说的国会虽然只是一个民选的咨询机构，谈不到为资产阶级争取立法权力，可是，在百日维新的上谕中没有只字的反映。光绪皇帝仅仅在一道上谕中说：“士民有上书言事者……不准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过去，士民(包括资产阶级)连上书的权利也没有，现在可以有这点权利了。这同立宪、开国会距离还远得很。

康有为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建议是：“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与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他想使制度局成为一个具有立法职能的新政领导机构。他还向皇帝明白地说，原有的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没有用处，要实行新政，不能交这些大臣议论；这些旧机构纵然不必撤销，但一定要添设制度局，由维新派来掌握中央立法、行政大权。

康有为关于制度局的第一次奏折送上去以后，光绪皇帝仍然交给总理衙门和军机处的大臣“妥议具奏”。他们说些空洞的官话，否定了康有为的建议。关于制度局的第二次奏折送上去以后，石沉大海，杳无信息，连下部议的待遇也没有得到。

对于康有为的重要奏议，光绪皇帝经常“发交大臣们议复”，议来议去，或则不了了之，或则议出“变通办法”，弄得面目全非，成了废话。康有为也感觉到这一点，他屡次在奏议中呼吁“臣请皇上断自圣心”，甚至明白地提出“请勿下部议，特发明诏”。可是，他始终没有觉悟到光绪皇帝对有些事情下明诏，另一些事情下部议，这种选择，一方面，反映了光绪皇帝的处境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光绪皇帝的政治态度的表现。

在经济方面，康有为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是设通商院(或称为工商总局)和废除厘金制度。这两条都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当时所谓商务，是包括工业在内的，康有为要求由普通商人试办商务局设商会、股份公司，主张“广纺织以敌洋布，造用物以敌洋货”，这些显然是代表了要求独立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虽曾多次发出“振兴商业”的上谕，但其内容却和康有为所主张的不同。皇帝的有关上谕是根据总理衙门的建议，要刘坤一、张之洞等各省督抚“拣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事宜”。“员”就是在职官员，“绅”就是卸任官僚或有功名的地主阶级头面人物。商务局必须在地方长官督率下，由员绅试办而不让普通商人参加，这纯粹是洋务派的政策，而且是早期的洋务派政策。P246-247

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一段的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10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不但因为避免雷同，而且因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

苏联的有些中国历史研究者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上推到17世纪中叶清皇朝建立时。这一方面是把西欧历史的分期强加到中国历史上来，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种分期方法是非科学的，是中国历史学界断然加以否定的。

我的这本书是在1973年9月开始写的。但写这样一本书的打算是在更早的时候就有了的。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经过。

四十年前，1940年是鸦片战争的一百周年，我写了篇关于鸦片战争的论文，发表在重庆出版的《理论与现实》杂志上。那是我在22岁时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习作。以后，到了1946—1948年间，也就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在革命的炮火声中将要宣告结束的时候，由于实际的需要，才又进行了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那时，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报刊写文章，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论。除了在一些刊物上发表的单篇以外，1947年写了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小书在全国解放后虽曾想加以较多的增订，但没有能这样做；几次再版，只做了些小的修改补充。

1953年我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写了四万多字的《中国近代史提纲》(这所谓“近代”，是指1840—1919年)。这个提纲没有正式出版，学校在当时和1960年、1962年印过小册子，也传到了校外。但这的确仅仅是个粗略的提纲，而且有不少缺点。在写了这个提纲后，我逐渐地对这段历史形成一些看法，为初步说明这些看法，写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对这问题的一场讨论。

关于分期问题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在这几年中发生了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是由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的时期。当时我认为，“根据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三次革命高潮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集中反映。”

在有了这样的看法后，就开始想按照这种看法写出一本书来。以后多年间虽然做了些收集资料的准备工作，还写了个别段落的稿子，却一直没有能动笔写这本书。到了1966年以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条件，虽然可以说曾有相当多的“空闲”时间，却又脱离了一切资料。那时，也曾忽发“奇想”，以为不妨着手考虑写这本久已蓄意要写的书，甚至写了部分的提纲，但在那样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写书终于不过是个空想而已。

直到1973年，才获得了接触材料，进行写作的可能，但是拖拖拉拉，6年多才完成这本书，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只能说由于自己抓得不紧了。

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虽然被历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所采用，但也有提出异议的。问题似乎主要是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20多年前我的文章中说：“如果把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仅看做是1899—1900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农民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当时主要的革命力量；资本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带有进步性的理想。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涨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白发的(反帝)斗争则在悲惨地失败了的义和团运动中取得歪曲的表现。”当时有的批评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对义和团运动反帝斗争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近来学术界则有另外一种看法，以为义和团运动够不上称为一次革命高潮。在我看来，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义和团虽然是传统的农民斗争形式的继续，但是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义和团运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相关联的，还有对洋务运动的估价问题。在这问题上，近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

1906年12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举行创刊周年的庆祝会。章太炎在这次会上的演说中说了这样的话：“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章太炎的这个演说的主旨是对“秀才造反”的不彻底性进行针砭，但我们不妨借用他这个聪明的说法。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不是“秀才造反”；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不过“秀才”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的阶级含义的。

在20多年前，我曾建议把1840一1919年的历史分成七个时期。但如果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成为四个时期了。这四个时期就是：

第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本书中的第一编就是写的这个时期。学术界中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下限不应当摆在1864．年而应该摆在1873年，但是1864年天京的沦陷毕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明显标志，在这以后若干年间虽然还有太平军余部、捻军的活动及其他农民起义，但那只是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余波，历史透镜的聚光点已经渐渐移到别的方面去了。

第二，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这一时期在本书中占了两编(即第二、第三编)。对于这一时期的下限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应该是1905年而不是1901年。但是在我看来，1901年以后的几年，已经是从1905年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准备时期(“秀才”开始造反了)。还有人认为应该把1864年到1894年或1895年划为一个独立的时期，而把这以后的一个时期划到1911年。我认为如果分得过细一点，是可以把1864．一1895年划为一个时期的，但这时期对于第二次革命高潮说来是个准备时期，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这三十年中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至于把这一时期的下限划到191 1年，那就把第二次革命高潮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合并在一起，在我看来是不适当的。总之，1901年是一个重要的划时期的标志，当然不是因为这刚好是二十世纪的开始，而是因为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社会政治力量的配置有了明显的变化。

第三，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这是本书中的第四编。本书不采取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所谓“二次革命”的失败才宣告结束的看法，也不采取把这个时期一直延长到1919年的看法。因为在1912年袁世凯取得政权时，辛亥革命的高潮已经终结。

第四，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这是本书的第五编。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因此是不宜于和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合为一个时期的。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基本结构。

这本书，本来是想写成一本可供一般读者浏览而不至于感到十分枯燥的书。这个目的未必能够达到。书中固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也尽可能吸取了学术界的已有的研究成果。由于自己能力的限制，而且见闻不周，无论学术界以往的成果，还是近几年的新成果，一定还有不少是应该吸取而没有能吸取的。

对于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和养料的作家们，对于在写作过程中给我帮助的朋友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胡绳

198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