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竹幕”后面保持了多年的沉默之后，与孙夫人的经常性交往终于在1977年恢复了。马上就要再次与她联系了，我们真高兴啊！为了弥补多年隔绝的缺憾，我们从1978年开始，每年夏天到孙夫人在北京的寓所看望她。有一次还带上了我们的大儿子帕特里克随行。他是她特别喜欢的人之，因为他使她想起了他的祖母，伍朝枢夫人。我的婆婆是孙夫人的密友，虽然她和孙夫人自1948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

当她表示渴望再见到我们后，我就开始和帕特里克以及他的弟弟乔治一起制订计划，准备在1981年夏天去看望她。在准备这次探望的时候，我写信请求她帮助我们获得签证。她的秘书杜先生回信说，她会打理好一切并盼望着不久能见到我们。

几个月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得到她的进一步消息。我开始担心起来，于是便打电话到她的北京寓所，才得知她跌了一跤，臀部受伤了。不久，我在《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上得知她病得很厉害，我当时就很震惊。从那时起我就不停地与孙夫人的秘书联系，她的秘书告诉我夫人的病情很严重，而且一个医疗小组正在日夜守护着她。

1981年5月20目，我从报纸上得知孙夫人的病情急剧恶化，便当即决定一旦我和我的丈夫得到签证，我们就马上前往中国，我们的儿子可以随后赶往。我给孙夫人的秘书打电话并告诉他我们还没有得到签证。他说他马上请中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处理这件事。

两天后，我收到如下内容的电报：“应你的请求，我们欢迎你携你的孩子前来看望孙中山夫人。至于签证之事，请与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联系。”署名：“廖承志”。

现在我们前往中国的旅行开始了，我记录了途中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5月29日：兢和我登上了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北京。当飞机抵达东京时，多家日本报纸的头条新闻报道说孙夫人已经过世。怀着极为沉重的心情，我们次日早上继续飞往北京的行程。

5月30日：从东京飞往北京的途中，我们在上海进行了停留，以等待晚点了3小时的衔接航班。我们于凌晨2点钟抵达北京，廖承志的代表到机场迎接我们，并将我们带到北京饭店下榻。

5月31日：孙夫人的秘书杜先生一大早就打电话通知我们，我们将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参加为期3天的全国悼念活动的所有仪式。我们已经错过了第一天的活动。按照风俗习惯，我们佩戴了黑纱。

5月31日：杜先生告诉我们，一辆政府的轿车将在接下来3天的每天早上来接我们前往安放孙夫人灵柩的人民大会堂。我们按照中国的风俗，走近玻璃灵柩，向遗体三鞠躬致哀。站在一旁的直系家庭成员（孙夫人的孙辈）会鞠躬回礼，同时站在另一旁的一群中国政府要员也会鞠躬。两班不同人马每天几乎每隔8小时轮流守灵。

我们悼念结束后，兢和我被引领到一间接待室内，在那里我们受到了宋庆龄治丧委员会主席廖先生的欢迎。

6月1日：早上8：30，那辆轿车又来接我们了，车子穿过了人民大会堂前面的广场。成千上万的群众排队等待拜谒孙夫人。

在我们之前进入人民大会堂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在向孙夫人致敬后，他走进隔壁的会议室，后面涌进一群电视摄影工作者、摄影师以及记者。

在致敬后，我们被悄悄地召进那间会议室，叶剑英元帅在那里等待会见孙夫人的好友以及她的亲属。我们相互寒暄，然后他向我们表达了他对我们远道而来的感谢。

6月2日：这天是遗体火化曰。上午我们致敬后，因为我来不及收拾好自己去参加仪式，所以兢只身同他们一起前往。5个小时后兢才回来，他告诉我送葬车队前进得非常缓慢，有100万人列队站在街道两旁为孙夫人送行。所有政府要员以及孙夫人的亲朋好友都出席了遗体火化仪式，向这位中国的伟大女性作最后的告别。

6月3日：一大早，那辆车就来接我们前往人民大会堂。在人民大会堂内，一排整齐的随行人员站在盛有孙夫人骨灰的骨灰盒旁。人民大会堂外，几百名军人组成的仪仗队肃立迎候。半小时后，护送骨灰盒的车队来了。一名军官手捧骨灰盒进入人民大会堂，后面跟着我们这一小群孙夫人的亲朋好友。骨灰盒被安放在台中央的一张桌子上，桌子上方悬挂有一张孙夫人的巨幅照片。上午仪式结束后我们回到我们下榻的饭店。

6月3日：下午4：00我们聚集在人民大会堂。胡耀邦总书记在此主持了追悼大会。因为邀请了2万人参加此次悼念活动，所以给每位嘉宾都发了一张通行证。我们持有的是特别通行证，因此我们可以从边门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前排座位。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高度赞扬了孙夫人对国家所做出的毕生贡献。我们所有人都被这20分钟的悼词而感动。我也不知不觉地想起了我与她的友谊——这个国家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女性，而我也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

6月4日：兢和我再次在一大早被接走，车子驶往机场。在那里我们和宋庆龄治丧委员会成员以及孙夫人的亲属一起登上一架政府包机，飞机将飞行2小时前往孙夫人的骨灰安放地——上海。

6月4日：上海市市长及其他高级官员在机场迎接我们，随后立即把我们送往葬有孙夫人父母的私人墓地。在安葬仪式开始前，我们在贵宾厅进行短暂休息，其间，骨灰盒被安放进大理石墓穴中。

6月4日：我们跟随周恩来夫人和廖先生缓步来到宋氏墓地，我们每个人得到一朵鲜花以安放在大理石墓的四周。

6月4日：李姐，孙夫人50年的忠诚伙伴兼管家，被安葬在孙夫人父母的左侧。孙夫人被安葬在右侧。据孙夫人的近亲说，李姐至少救过孙夫人3次命。李姐在去世前，让孙夫人答应她一定要把她安葬在她能继续照料孙夫人的地方。

6月4日：我们被送回上海锦江饭店。稍事休息后，我们前往饭店11楼参加由宋庆龄治丧委员会举办的正式晚宴。出席宴会者仅30人，分成3桌，每桌10人。席间，周恩来夫人站起来，举杯向孙夫人的亲朋好友，特别是那些从大洋彼岸来吊唁这位伟大女性的客人表示感谢。

6月5日：上海市市长和其他官员发出邀请函，邀请我们参加正式的午宴。席间，上海市市长热烈赞颂了孙夫人。孙夫人在1981年5月16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P45－52

编者的话

前言

孙夫人的来信

孙夫人国葬日记

选自我的个人影集

剪报

原著影印

1982年5月29日是中国的第一夫人，中华民国缔造者的遗孀，孙中山夫人逝世一周年。自从去年春天我和我的丈夫参加了她在北京的追悼大会和在上海的国葬之后，我一直想让外界像我一样去了解她——一位无所畏惧、悲天悯人、爱人如己、宽厚仁慈、通情达理、无微不至的女性。

根据中国的习惯估算，孙夫人逝世于90岁。她本名宋庆龄，是杰出的宋氏三姐妹之一，另两位分别是蒋介石夫人和孔祥熙夫人。孙夫人毕业于（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当她还是一名年轻学生的时候，大家就认为她特别关注政治学，尤其关心中国人民的困苦。

孙夫人1913年自美国返回中国后，便立即投入到孙博士的工作当中。不久，孙博士离开中国去日本，宋庆龄跟随他一同前往，并于1915年在东京与他结婚。婚后不久他们返回中国，她继续亲密无问地同她的丈夫一起工作直至他1925年去世。

身为一名年轻的遗孀，孙夫人继续贯彻丈夫的原则和主义。我认为，可以很确定地说，她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她的国家和人民，尤其是中国妇女儿童的福利事业。

我大约于1940年在香港第一次见到孙夫人。像她一样，我在日本人入侵我的祖国时流亡海外。她正在为救济中国募捐，我则忙于为她的许多慈善资金募集者卖票。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她是一个特殊的人物。然而，即使我很天真，我依然认识到她是一个宽容谦逊，同时也热情洋溢、魅力四射的非凡女性。直到我们被正式介绍后，我才刚刚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也是在香港，我第一次遇到了与孙家长期关系密切的伍家。伍廷芳，我丈夫的祖父，闻名遐迩的中国外交家，是同孙博士一起共创中华民国的人之一。他还于1896年担任驻美公使一职，并于1907年再任此职。多年后，他的儿子，伍兢仁的父亲，伍朝枢博士任中国驻美大使。

然而，一开始，我们的相互了解在日本人占领香港时被中断了。这次我逃到了昆明，那里靠近飞虎队总部和军事要地滇缅公路。在去重庆之前，我把我的祖母安顿在那里。重庆在战时代替南京成为中国的首府。孙夫人也已经撤到了重庆。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关系在那个紧张而充满疑虑的城市中发展成忠诚而持久的友谊。

那时，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胡夫人得了重病，住在重庆医院里。虽然我们从未事先安排，但我们似乎每天都在同一时间去看胡夫人。胡夫人陷入昏迷后，孙夫人和我坐在她的病床旁交谈并开始真正了解彼此。不到两周后，胡夫人故世了，孙夫人和我在葬礼上并肩而立。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气氛中，我们的友谊变得牢固起来。

我在重庆呆了一阵后，中国教育代表团的成员邀请我同他们一起去印度访问。正是在我逗留印度期间，我同孙夫人开始通信。通信始于1943年，在许多年里几乎是我们唯一的联系手段。

多年来，人们一直问我一个问题：孙夫人为什么不离开共产主义中国？我总是同样回答道：她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抛弃任何一个。她不惜一切个人代价，始终忠贞不渝。而且，我感受到在中国国内孙夫人备受尊敬，她的品格在任何方面来说都是无可非议的。

西尔维娅·伍

1982年5月29日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妮卡市

伍郑镜宇编写的这本《怀念孙夫人》图文并茂，通过回忆的方式，把宋庆龄的来函与记叙结合起来。书中共展示了宋庆龄给她的28封亲笔信件和一些历史照片。较为难得的是书中还收录了宋庆龄逝世后，廖承志向伍氏夫妇发出邀请来京参加追悼活动的电报影印件，以及伍郑镜宇所记录的参加追悼活动的日记——孙夫人国葬日记。

伍郑镜宇是一位与宋庆龄来往密切的美裔华人，由她编写的这本《怀念孙夫人》通过宋庆龄与她的来往书信，以及参加宋庆龄的追念活动为线索，以亲身经历、往来书信和珍贵的照片讲述了她与宋庆龄的亲切交往，所述史料极其珍贵。

本书是为纪念宋庆龄诞辰120周年而出版编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