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民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但暴民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容易出现，没有哪个朝代末期不出现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的，没有哪次的强盗不对社会进行大肆破坏的。许多知识分子感慨于暴民们的知识太低情怀太浅，无建设之心只有破坏之力。但设身处地地去分析一下就会知道，“暴”实在是百姓参与政治的唯一一条路，除此之外的，都被堵死了。
一、根子就在上头
东汉末年，政治昏聩，贪官污吏遍地，民愤汹涌，叛乱纷起。有社会责任心的大臣和知识分子不断批评诤谏，希望国家能够行动起来，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这种局面。于是，在汉顺帝和汉灵帝执政期间，分别搞过两次轰轰烈烈的反贪污运动。
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年)，鉴于民间对贪污腐败的愤慨，政府命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周栩、冯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都是中央高官，分别到各州郡视察，褒扬贤能，推举忠良，查处贪污枉法者，对州、郡长级贪污者，准用驿马车送弹劾奏章到朝廷，对县长以下级别贪污者，可以直接逮捕审判。
各位钦差接到命令后就分别出发执行任务去了，只有其中最年轻的张纲没有去。他只走到近郊洛阳都亭，就不能容忍自己去执行这项掩耳盗铃的行动。他把车轮卸掉埋在地下，愤然宣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随即拟奏章，先弹劾太尉桓焉、司徒刘寿——都是总理级的干部——“尸位素餐，不堪其职”，也就是渎职；又揭露司隶校尉赵峻、河南尹梁不疑、汝南太守梁乾等贪赃枉法、违法乱纪，并用槛车将他们送交廷尉治罪；还指控鲁相寇仪有犯罪行为，寇仪随后畏罪自杀。
这还没算完，他的目标还有更大的。他随即上书，历数当朝国舅、权势熏天的大将军梁冀十五条罪状，京城为之震动。
张纲的主要观点就是“问题出在前三排”，这一点确实是问题的核心。当时梁冀一手遮天，上上下下都是他的人，没有他的首肯当不上官，没有他的庇护也不敢贪污腐败。派出钦差，不拔根本，只抓一些蚂蚁，能有多大作用？那些钦差也都知道这一点，只是既不敢说，又觉得说了也没用，不如下基层配合中央走走过场算了。
遗憾的是，虽然汉顺帝知道张纲说的是对的，但他从“讲政治”的角度考虑，却没有采纳，反而安抚梁冀，任他继续控制朝廷。后来梁冀是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才被铲除的。他垮台后，他活跃在各个政坛的亲属门客被斩杀流放一空。但马上，新的势力起来，情况还是一样。
过了些年，百姓生活更加困苦，民怨比原来更大了。到汉灵帝光和五年(182年)，皇帝又搞了一次反腐败运动，他下诏令三公九卿收集人民舆论，检举恶名昭彰的州长、郡长。 当时正是宦官当权，十几名权倾朝野的宦官们，子弟宾客散布全国，但凡稍微有油水的差事，都被这些人把持，没点根基的几乎不可能当官。打狗还要看主人，这些官们，三公是不敢惹的。但皇命也要交差。太尉许馘、司空张济，经过一番权衡，费了好大劲，从偏远地区挑选了二十几个没有靠山的官员，对他们提出了弹劾。
二十多个“恶名昭彰”的官员被送到首都，上访的州郡百姓也跟来了。这二十几人虽不一定是什么清官廉吏，但看跟谁比，跟那些投靠党比起来，这些人就算相当不错的官了。真正的恶棍都没抓，竟然抓了这些人，难怪百姓会为他们叫屈。
百姓的申诉阻止了一场冤案的发生，而为了补救帝国的声誉，这些被免职的官员都被任命当议郎，留在首都供事。但这场反腐败运动，就这么草草收场了。
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