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合《儒林外史》《围城》的精神传统!
同名电影获第19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黑马编著的《混在北京》这部作品打开了当代生活的另一侧面,最重要的是,它强有力地展现出那种变形了的生活情境和情调;而在变形的生活边界,人们永远无法遏止的生活渴望如此崛强地涌溢而出,怪异、忧伤而楚楚动人。它的偏激——把一种生活状况推到极端的作法,把生活的本质全部掏空了给人看的本领,这是它的惊人之处。
北京长安街旁的一条小巷子,一座年久失修的老筒子楼里,住着一群来自外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既没有惊心动魄,也没有缠绵缱绻,都是挣扎于原生态的日常琐事之中。他们在人格上既不崇高也不猥琐,在道德上既非大善也绝非大恶,在行为上既不蝇营狗苟也不超群绝伦,这是他们的群像。多少年过去了,他们依然没有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长安街旁的一条小巷子,一座年久失修的老筒子楼里,住着一群来自外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单位分房子,好搬出这栋被叫作“移民楼”的臭水横流的筒子楼。饮食男女的“知识混子”生活就在其中展开了。
黑马编著的《混在北京》这部写小知识分子群像的小说,在寓庄于谐中,在嬉笑怒骂中,让人看到,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是如何磨灭的,伪币、劣币是如何驱逐良币的……反讽的笔触,鲜活的语言,道出了外地来京小知识分子的辛酸和艰辛。
第一章 水往低处流
“江青死嘞哎!江青自杀嘞!快来瞧哎,最新消息嘞!晚报,晚报,就二日(十)来份儿嘞。五毛,找您三毛。快买哎,江青出事儿了——”
卖报的小伙子扯着嗓子叫着,可买的人不多。人们在忙着买吃的。身边的小贩儿嗓门儿比他还高,低着头用小叉子拢着豆芽儿粗声吼着:“豆芽儿,绿豆的,败火,贱卖嘞,两毛了,三毛二斤。收摊儿了哈。”
这是长安街边上的一条狭长马路,两边都是居民楼或平房大杂院儿,刚刚在这儿设了自由市场。刚出锅儿的吊炉火烧韭菜包子切面葱油饼西红柿黄瓜茄子熟肉朝鲜泡菜鸡蛋花生仁儿嫩豆腐,叫卖声讨价还价声男女老少叫成一片。长安街一街的体面风光,这里则是半胡同的嘈杂喧闹。如果说长安街是一条宽广流缓的大河,这里就是一孔狭窄湍急的下水道;长安街是一场华彩歌剧,这里就是一出世俗的京韵大鼓。这二者仅一楼之隔。
窄巴巴的胡同儿里人挤人疙疙瘩瘩蠕动着。人们看上去都很忙,东突西蹿,这边扒扒头那边吼一嗓子打问价钱,自行车你撞我我碰你乱成一团。可那种挑肥拣瘦的精明刁钻劲儿,又象是人人都挺闲在似的,这些大忙人或大闲人们活活儿把这条窄街挤得水泄不通。
就在这时有一光膀子壮汉,“咣”一声把一个大筐往铁台子上一墩,“哗”地掀开蒙在筐上的白布大叫:“鸡头嘞,一块五一斤啊,刚从厂里拉来的。”这一声,立即招来呼的一群人。筐里血淋淋地堆着密实实的鸡头,连脖子都没有,全是齐根儿砍下来的,眼们还死不瞑目地圆睁着。立即有一满脸流汗的胖女人挤上前来,张口就要五斤,大票子一扔,拎着血红的鸡头们一扭身叫着:“看血,蹭着啊!”兴冲冲杀出重围。有人在一旁打着招呼:“秀花,又给三子买好酒莱儿了?”胖女人满脸油花花绽着笑:“他丫的就爱这一口儿,专爱吸溜脑子,说吃嘛补嘛儿,也没见他补机灵喽,瞎吃吧就。”
买鸡头的人挤成一大团,吵吵着要壮汉降价,汉子抖着一身肥肉说:“哥们儿大老远从屠宰厂里拉来的,这份儿辛苦钱挣得不易,瞧,浑身炼出油来了。咱这是新鲜鸡头,爱买不买,要落价儿也得6点以后,愿等你就等。”
就有中年女人跟他斗嘴,说:“你个大老爷们儿,抠儿逼吧你就,眼瞅着就6点了,你就不能提早儿降啊,呣们赶着回家做一家子的饭呢,再不降姐姐们就抢啦啊。”说着做抓挠状。
汉子咧着嘴乐道:“抠逼的是你。一块五还嫌贵呀,毒药一分一斤,你可买掐呀。”
偏偏在这乱成一锅粥的当口儿,胡同里开进一辆什么医院的救护车来。车子贼声贼气鸣着喇叭,车顶上的那盏蓝光转灯儿恐怖地飞旋着。可就是没人给它让路,人群照旧打疙瘩。
年轻司机见人们不搭理他,就从车窗里伸出头来急扯白脸地嚷起来:
“让让哎,有急病人,死了人你们负责啊?!”
没人听他的。照旧为鸡脑袋砍价儿。老娘们儿家家的,照样见了面热烈地凑一堆儿:“多大个儿的柿子,怎么卖?”
“一块五了,妈×的,贵死人。”
“除了破烂儿不涨价儿,任什么,一天一涨。”
司机急了,一嗓子大骂:
“别磨×蹭痒痒了,快丫走,里头有人要死了没见这是救护车呀?”
“你妈要死了是不是?破鸡巴救护车你吓呼谁呀?谁不知道你们丫的成天开空车转蓝灯儿?闹鬼呀。打开,要是没病人,嘿,我大嘴巴捂你丫的。”
这边一喊,又围了一大群人看热闹,敲锣边儿的大有人在。
“给他开开,让他看看快死的人什么模样儿,传染他。”
“怎么不开呀?保不齐是艾滋病。”
一斯文的老大爷出来说和了:“我说小伙子你认个错儿得了,下回别使假招子蒙事儿了。这边儿,让个道儿给他。还不赶紧回家做饭去。”
“不能便宜了他。装什么孙子?找他们医院领导去,扣他一个月奖金。这年头就罚钱灵。”
“给他一大哄呗”
人群嚷嚷着,还是自动让出了一条道儿。那年轻司机臊眉搭眼的把车开走了算是。
报贩子又大叫:“江青自杀嘞哎,刚出锅儿的晚报,江青死了,还有五份儿啊。”
一阵大笑:“车里敢情是江青,快让让她走,老娘的专车。”
P1-3
热闹的黑马《混在北京》
冯亦代
黑马送我一本他写的《混在北京》,乍一看题目,以为是本痞子文学,但一开卷,方知端的。这是本写芸芸众生中小知识分子群像的小说,笔触寓庄于谐,在嬉笑怒骂中道出了小知识分子为了在社会上争得一席地的辛酸。我读过的小说,自《儒林外史》以下一直到《围城》,写了封建时期和半封建半殖民地中知识分子的可怜相与苦恼相;对于大小知识分子的剪影,写个别的有,写几个也有,但写小知识分子成堆的却不多见,《混在北京》就填补了这个空白。
《混在北京》有他独特的取材角度:自建国以来,北京成了一块宝地,不论哪一等人,上至达官贵人,下到靠卖苦力吃饭的,都一火车一火车地向北京进发。对于一些知识分子而言,每年投考大学或研究生,便有不少知识分子向北京进军。从好的观点出发,北京是个中外文化汇集的地方,几所大学也是响当当四海闻名的,一旦考试录取,便有了进身之阶,一如封建时期,为了仕途有望,若果取了个进士,便可成为翰林,留京补缺;虽然做京官清苦,但翰林头衔便是荣身的保证。如今没有科举,唯一途径,便是投考大学,一毕业不但可以永远挤进上国衣冠的圈子,即使不能荣宗耀祖,好在北京的干部是中央级或准中央级的说出来也光彩熠熠。于是全国各地上至通都大邑,下到穷乡僻壤,形成一支大军,齐奔北京来了。有处投靠的,当然不在话下,无依无靠的只要能进入一个中央机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也就可以做北京人的黄粱好梦了。这是开始,你一个人到了北京,你要成家立业,如果你有幸成为现代陈世美,当然是吉人天相;否则就进入为找伯乐大战,求职衔大战,求居室大战。黑马的笔锋所到之处,便是写了这一连串争斗中,竞求达到一己目的之众生相。他用的语言幽默俏皮、尖酸刻薄、入木三分,值得玩味。
黑马抓了个好题目,而且以平日的闻见感受串成一个小知识分子生死斗争的故事。这里面写了男男女女为求在北京有一个立足点的相互扑击,也写了他们为能恋栈于这一块铁饭碗的可怜处境,背景则是一家中央级出版社臭水横流的宿舍筒子楼。选中这个场景是有意义的,道出这一宿舍楼流出了臭水,也象征了这群小知识分子的臭气熏天。那些可以左右这批小知识分子命运的,并不住在筒子楼里,他们早已凭了当年的年轻有为,成了领导这批群氓的人物了。即使较后投入革命怀抱的人,进了城,也论功行赏各得其所。住在筒子楼里的,只是那些出身不一而目的相同得“淘金人”。有了这个背景,筒子楼便成了一块战场,合纵连横,媚上压下,各显神通,各有千秋,运用了他们的浑身解数,要在这一汪臭水里,掏出金娃娃的浮世绘。
从市场机制来改革社会主义的大锅饭,是一场斗争,也是另一次社会主义的革命,触动了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生存在大锅饭里的人。这个斗争是严酷的,惯于吃大锅饭的人,必须进行一次翻肠倒肚的折腾,否则,各种悲喜剧就都上了舞台露相。通过这个舞台及上演的各色人等的不同戏剧,黑马就忠实地记录下这些不同的故事。
黑马忠实于他的观察,记录了各个小知识分子的穷形极相,塑造了一批人物;故事令人信服。除了那些貌似正经、心怀叵测的角色外,就是那批小知识分子。从筒子楼的污水向低处流写起,其中不同的角色,演出了不同的故事,有诗歌新星加歌星浙义理,天下第一俗女人滕柏菊,小有名气的翻译家胡义夫妇,为了争夺家属进京名额的文学硕士沙新和主任助理冒守财,以自己的女人身份作交易的单丽丽,为同乡两肋插刀抢占床位的门晓刚……诸色人等,通过不同的途径,演出了一出闹剧,勾划了这全国首善之区北京的新世相。这是幅荒诞不经的图画,却又是惊人的暴露,但是最后功成名就的,却是被相互挤兑不得不离开京城的沙新,吃了败仗,回归故里,却英雄有用武之地,因而发了。还有牺牲色相,嫁了洋人又不忘旧相好的季秀珍也发了。而那些不靠自己努力专吃社会主义大锅饭的人,如浙义理之流到最后显了原形,要挟一些颟顸的“土包子”走上了升官晋爵的捷径。
黑马惟恐有人对号入座,特别在书底附了告诫,说“本书中人名物名纯属虚构,如与现实中人物名称重合,则纯属偶然,切勿对号入座”云云。这样便不会被人控告侵人名誉权了。这几年,这个侵人名誉权,也成为整治人的一种手段,以之出名,以之报复,令人胆寒。如果黑马忘了这一点,小说的故事,也许更为璀璨夺目。最妙的是黑马引用了《圣经。路加福音》中的话,作为代题记:“父啊,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意味深长。
作者对于语言的运用十分熟练,似乎只是信手拈来的词句,却满藏着作者的机智与苦涩。书中的人物虽系虚构,却的确隐藏在北京的忙忙碌碌的人流之中,也许你我身上,都有他们的影子。读了书中文字,有时令人皱眉,有时使人莞尔。无法找到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又无处不在,这便是这本小说的成功之处。我欣赏这本篇幅不大的小说,但须读后细细思量,方知其妙。
1994.1.10改定于七重天
(此文为冯亦代先生生前所写书评,黑马获冯先生书面授权将本文作为拙作的序言随书出版。黑马弱冠之年受到冯先生扶掖,得其沾溉,引以为幸。在此感谢并怀念冯先生。)
筒子楼的戏剧人生结构
——《混在北京》的写作记忆
黑马
一九八四年我研究生毕业,来到北京进一家出版社当编辑,是在办公室中熬过八个月后,才进人一座类似《混在北京》中那座楼的筒子楼居住的。但那不是一般的筒子楼,它在“祖国的心脏”中心,离天安门近在咫尺,离王府井、东西二单、前门都十几分钟的路程。这样的坐标令我兴奋。我是个典型的中小城市里小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从小学一气读到研究生毕业,从校园到校园,从没见识过社会,刚毕业就能在这个地理位置上安身,成家立业,在那里挑灯夜战翻译英国文学,写散文小说,令我心生满足。那里曾是我下班后惟一渴望回去的归宿,是我的支点。因此我从心里爱那座楼,感到自己像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阁楼文化人,虽然生活不富裕,但却是知识精英(Meritocracy),做着高雅的文化工作。这样的筒子楼生活简朴而浪漫。
但筒子楼毕竟不再是简单的单身宿舍了。大多数楼民要在这里吃喝拉撒,繁衍生息。于是原本仅仅是支床睡觉的单身楼成了一个小社会,而其办公楼的简单结构又根本不是为这样的“群居”设计的。就仅仅因为一种建筑功能的改变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环境卫生、邻里关系、公共道德问题,还有因为都是一个单位的人居住于此,下班后人们会把上班时的问题带回到楼里来,筒子楼又因此成了工作单位的延伸,过密的人际交往和没有缓冲余地的矛盾冲撞加剧了人们的冲突。工作中和生活中的矛盾完全交织在一起,上班和下班的概念几乎没有区别,感觉这是旧时代手工作坊的那种“前店后厂”,单位是“店”,筒子楼是“厂”(旧时代的店员们大多在后厂里居住),白天在店,下班后回厂,还是这些人不算,又多了这些人的家属参与其间,本来店里没有解决的矛盾回到后厂后又可能因为生活上的不愉快接触而加剧。你最厌恶的人和事几乎总在你身边徘徊,不分昼夜。因此过上一段时间,我最早对这楼的爱和浪漫情怀就被这种混沌粘稠的生活现实所消弭,最终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这样的酱缸令人难以呼吸,只能逃离。
应该说筒子楼最集中的地方是大专院校,这本是供学生和教职工们住的集体宿舍。但随着北京人口越来越多,其中一些就演变成了教师家属宿舍,他们又在此结婚育子,一个个家庭就在这里诞生了,不少机关单位也大都有这种宿舍楼。
并非每个人都能一开始工作就分上这里的一个单间,你要在结婚以后并且夫妇二人双方都有北京户口才有分上一间屋的资格;即便如此,也要在一个单位工作五年以上才有排队分房的资格,否则就只能两三人合住一间。
一家住一间,楼道渐渐被瓜分割据,堆上杂物,摆上破桌子便成了厨房。大人渐渐变老,儿童一天天长大,有人升了官,优先分了房子搬了出去;有人熬够了年头,由“小张”、“小李”熬成了“老张”、“老李”,携家带口告别了筒子楼。而新的楼民又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人。
这类人总在盼的是房子,希望过正常人的日子。他们与另外两类人构成了所谓“计划经济”年代里北京人的三种基本居住景观。
一类人是功成名就或奋斗经年在北京立住脚的中老年官员和知识分子,或有权有势或功名显赫,早就论资排辈分得了正式住房。一般来说是部长级独门独院,车库花园正偏房等等一应俱全,冬暖夏凉,安富尊荣。司局级处级科级则四至二间一套房子不等,他们中一些人的子女自然得获荫庇,是“口衔银匙而生”的膏粱弟子,“改革”前不难谋个肥缺公干,“改革”后仍有人如鱼得水,公私兼顾,成为改革试验的既得利益者。第二类人则是祖祖辈辈几代住在北京大杂院中的本地人,大多从事体力劳动或第三产业,只有少数人经过奋斗当了官或成了知识分子,这类人中大多数几乎没有机会分到公家的单元楼房,他们几代人挤住在低矮的平房里,烧煤取暖做饭,没有自己的卫生间,一条街的人共用一两个没有抽水马桶的公共厕所,这样的厕所在酷暑时节会散发出恶臭。他们惟一的希望是市政“危房改造”,被列入拆迁户,趁机搬出旧房,住进新公房中去。但他们损失也不小:不得不离开祖辈居住的市中心,搬到城市边缘或远郊县。而原来的居住地则盖起了五星四星的宾馆或写字楼。这类人与前一类人虽同居一市,却似天上人间,不可同日而语。很多成了公家人的市民子弟离开了这样的住宅区,与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同在一个城市,却过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但也爱莫能助。
……
按照一般的小说理论,现实题材的小说作者对自己所写的现实生活越熟悉越好,同时最好与自己熟悉的生活拉开审美的距离才能写得更客观真实。我这本小说只用了半年时间断断续续就写成了,恰恰因为我在筒子楼里生活了六年,搬出来两年多后才动笔,因此能一气呵成。如果说深陷筒子楼时我是生活在情绪与感觉中,难识其真面目,而那之后的两年楼外生活则是我反刍这种生活之意义的两年,让我从水深火热的生活境遇中脱身后,冷静地反思筒子楼的锻炼与筒子楼对我成长的益处,摆脱了当年纠结其中的很多情绪化的偏激,从而能客观地以小说的笔法创作那段生活。而因为我对生活的热爱和浪漫的理想在肮脏的筒子楼里受到了残酷的挫败,在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中我感觉到了这种生活的俳谐,因此我的小说字里行间又汹涌起一串串的笑声。你想,一个写“年轻好啊年轻美/五月的鲜花三月的水”的流行诗人,置楼道里淌着厕所里冒出的臭水而不顾,仍在屋里畅想自己要获得诺贝尔奖,要花大钱请国内最好的翻译家把他的这类诗歌翻译成各种外语文本,这样的形象是不是很滑稽呢?
我希望这本类似讽刺劝善的滑稽剧式的小说能为新时代的人留下旧时代的一面照妖镜,让有些衣冠楚楚的过来人照一照,发现自己不过是曾经的生活丑角,从而能产生悟性,反省自己现在的行为是否带着筒子楼里的惯性。我希望这小说像一场小小的春雨,让一些人身上的旧伤痕一到雨天就发痒,提醒他们在生活的路上不要重蹈覆辙。当然,这也是警醒我自己,因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可能好几个人物身上都有我的影子(不要以为那个庸俗的诗人纯粹是别人,他的某个庸俗想法其实我也有过)。自省并能反躬自谑,也是让我摆脱旧的噩梦的本能努力,好在是披着小说写作的外衣做这事,可以让读者觉得那些坏事都与己无关。所以我要感谢小说这种表现形式。劳伦斯说:“作家通过写作摆脱自己的厌恶。”我研究了多年劳伦斯,,我信他的话,我写这小说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包括与自己的病态过去告别。
黑马的第一本小说《混在北京》是大都市中形形色色颓废的一群浮世绘。不论从哪方面来衡量,这本书都远远超过了在德国所读过的任何一位亚洲作家的作品。中国颓废的一群,具有原始性,是无知的、天真的,同时也是具有颠覆性的。
——德国《焦点》
他套上“黑马”的马皮写“向导出版社”那几十个虚构的职员和他们在北京的一处“移民楼”宿舍。他再次顺便提到自己的经历如前面提到的粪汤。此外,他写了小冲突,围绕着煤气炉、移民批准、住房权、结婚证、升迁发迹、抓紧时间做爱及别人在场时做爱等。这一切都是用一种讽刺的笔调直接揭露出来的,是人们在中国没有见到过的社会批判方式。
——瑞士《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