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23日下午6时40分,一位82岁的中国老人在美国旧金山伯克莱的康凡勒生疗养院与世长辞。这位中国老人便是郑大华著的《张君劢(群言典藏)(精)》的主人公张君劢。
张君劢生活在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年代里,先后经历过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事件,1949年后流亡海外。他与梁启超、章太炎、张謇、胡适、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重要大人物以及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美国总统杜鲁门、韩国的第一任总统李承晚等都有过交往,关系密切。
张君劢一生既搞政治,又玩学术,是“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他从事政治活动时不忘学术,从事学术研究时不忘政治,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政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张君劢一生充满着矛盾。他既被国民党绑架和软禁过两年,又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支持过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
自20年代起,人们就对张君劢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或者骂他是“玄学鬼”、“反动分子”、“地主资产阶级代言人”、“国民党帮凶”;或者说他是“进步党余孽”、“共产而他本人,有时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
张君劢是在近现代中国复杂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复杂的历史人物。
张君劢,中国政治家、哲学家,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近现代学者,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宝山区)人。曾留学日本、德国,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回国后,推崇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玄学鬼”。曾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在蒋介石拉拢下,参加伪国大。国民党逃台后,张君劢在海外组织“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以“第三势力”自居。张君劢一生未置产业,仅靠稿费与少量养老金维持,生活清苦。郑大华著的《张君劢(群言典藏)(精)》力求以客观纪实的手法,向读者展示张君劢漫长而又复杂的一生。
第二节 留学日本的日子
20世纪初,中国各省青年学子纷纷前往日本游学或留学。1900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还不过一百四五十人,至1906年竞增加到一万二三千人,形成了一股所谓“航东负笈,络绎不绝”的留日热潮。留日热潮的出现,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政治上看,它是清政府推行奖励留学政策的结果。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等事件,清朝统治几乎倾覆。为维护垂危统治,自1901年起,清政府开始推行以练新军、改官制、兴学堂为中心内容的“新政”,而向日本广派留学生则被视为培养“新政”人才的捷径,所以清政府大力提倡青年学生去日本留学,并许诺学成归国后分别赏以功名,授予官职。1905年,清廷又宣布废除延续一千余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出国留学遂成为知识分子的一条出路。就经济上讲,它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需要。据不完全统计,从1869年发昌机器厂开办以来,到1900年,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矿企业大约有一百五六十家,资本共5000余万元;1901年至1911年间,全国新设立的厂矿有340家,资本达一亿零一百余万元。这十年新设的厂矿和增加的资本,都超过了此前二十多年间的两倍以上。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为自己服务的知识分子。当时兴起的“留学救国”思潮也对留日热潮的出现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君劢和许多青年学子一样,也很希望能去日本留学读书。还在他进入南京高等学校不久,他就写了一封长信给父母,要求父母同意他参加1904年的留日学生考试,但由于经济问题,未获父母同意。到了1906年,张君劢终于如愿以偿,被宝山县选为官费留日生。这年3月,他匆匆地告别了父母和蜜月期里的新娘,剪去盘在头顶的发辫,脱去长衫,换上西服,与七位同伴自上海启程,航海东渡,开始了他的留日生活。
抵达日本东京后,由于不习惯日本人的席地而坐,张君劢乃罄其钱囊,购置了一套桌椅器用,使室内的陈设一如国内。空闲的时候,经常和朋友们谈论天下大事。
这年秋天,张君劢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初人预科,不久转入大学部。本来宝山县给他的公费,是叫他学理化,然而他对理化毫无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法律和政治学。所以为了出洋留学,他虽然在国内勉强同意了宝山县的要求,但到日本后还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改换了专业。这一改违背了宝山县送他留日的初衷,于是半年后宝山县便停止了他的公费,而他自己的存款也早已用尽。幸而他找到了一份能挣钱的差事,这就是为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撰稿,每月稿费可得60余元,足够他和弟弟公权(此时也在东京庆应大学就读)二人的生活开销。但不想1907年冬《新民丛报》停刊,这使张君劢的经济来源突告断绝,生活难以维持。出于无奈,他只好请求亲朋资助。每月亲朋给他13元钱,仅能勉强支付简单的饭费,生活极为拮据,有时连买块手巾的钱也没有,兄弟二人只好将一块手巾一剖为二,再破了,各用四分之一。兄弟因不同校,每周聚晤会餐一次,由于没有钱,只能以烤山芋为美味佳肴,其清苦可以想见。
张君劢的生活尽管十分清苦,但他的学习还是很用功的。他后来曾说过,他与现代学术的正式接触,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当时教他课的大都是名重一时的著名教授,如政治学有浮田和民,国际法有中村进午,宪法有有贺长雄,财政学有田中穗积,经济学有盐泽昌贞。特别是浮田和民教的政治学,给他的印象尤其深刻,直到晚年他还记得浮田和民穿着和服和木屐上课的样子。政治学在早稻田只是选修课,选修者甚少,张君劢那一届仅他一人选修。课本是洛克的《政府论》。开始时,浮田和民一本正经地站在讲台上讲课,后来因为看书不方便,便和张君劢并肩而坐。浮田和民为人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君劢从他那里学得不少知识。张君劢虽然留学日本,开始到日本时也进过日本的语言学校,但他的日文并不怎么好,仅能勉强看书,说话和写作都很困难。好在当时早稻田大学除了讲义是日文的外,所用的参考书几乎全是英文的,如威尔逊的《国家论》、柏基氏的《宪法》、萨里门的《经济原理》、奥本海的《财政学》等,而且考试也允许学生用英文写论文,这样英文就成了张君劢的求知工具,因为他从广方言馆开始就学英文,水平相当不错。早稻田大学虽用的是英文参考书,但教授们讲课时常提到德国学者及其著作,如wagner、Schmoller、Mayer及Labamd等人,这使张君劢对德国的学问产生了好感和兴趣,并暗暗立下了今后一定要去德国留学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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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正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国民党独裁统治破坏的危难之际。民盟以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尊重思想自由、提倡依法治国为政治纲领。民盟凝聚了当时绝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可谓群贤毕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闻一多、李公朴、梁漱溟、史良、胡愈之、楚图南、吴晗、费孝通……这些民盟前辈精英纵横捭阖、开阔放达,本着知识分子的人文良知和社会责任“奔走国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等领域都提出了明确的纲领和主张,将平等、民主、自由的思想播撒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那苍黄翻覆、陵谷变迁的大时代,在那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动荡岁月里,历史的浪潮将中国民主同盟,将有志于民族振兴的贤良才俊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们在改变中国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们为历史的进程,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将自己的荣辱与民族存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中国的民主、繁荣奋斗了一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探索,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在和平盛世的今天,为了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财富,为了让后人记住先辈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他们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奋斗事迹,我们通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和积累,出版了《民盟历史文献》丛书,这不仅仅是追忆往昔、缅怀先贤,也不仅仅是为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厘清历史、臧否人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回顾那段曲折的历史,传承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感情;纪念民盟先贤为新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呈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嬗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同时也是为了民盟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需要;为了让那些隽永传奇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历史再现后人的眼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民盟历史文献》丛书的出版,是对先贤们多党合作历史的尊崇和传承。
《民盟历史文献》编委会
在《民盟历史文献》丛书付梓之际,掩卷回首,民盟先贤们的音容笑貌挥之不去,不绝如缕,久久难忘。在编辑此丛书的过程中,我们每每被他们为信仰、为理想奋斗的坚定精神所感召和感动。
人不能没有理想和信仰,一个民族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我们的先辈们,正是怀揣民族富强、人民福祉的赤诚之心,身先士卒、鞠躬尽瘁;凭借自身高尚的人文品格和社会良知,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为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探索了一条新的宪政之路;和平、民主是人类社会的两大主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所共同追求的理想。
如今,面对着他们的拳拳之心和丰功伟绩,我们感叹!赞叹!怀念!更要继承!
《民盟历史文献》在整个创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厚爱。我们要特别感谢为此丛书孜孜不倦地考证、核实、梳理、完善的各位专家、学者,是他们的认真严谨,才使此丛书能够客观地展现历史的真貌;更要特别感谢中共中央统战部与民盟中央给予我们的鼎力支持和重视,没有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我们不可能完成如此厚重的出版工作任务;还要感谢各省、市、地区的民盟组织,为搜集、挖掘、抢救民盟的历史文献资料做出的不懈努力和贡献;感谢每一本书的作者,是他们的辛勤笔耕和一点一滴的忠实记录,才集成了民盟历史的全貌;感谢为此丛书付出辛劳的编辑以及所有工作人员,感谢你们辛勤的劳动和无私的奉献。
谨以此丛书献给所有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献给为共和国诞生抛洒了智慧和热血的先贤们;献给那一段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