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旗袍，这种源自满族的服装，能不能说是另一个更为具体而典型的“卖弄风情”的例子呢？
固然，照张爱玲的说法，旗袍的最初兴起，并非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更好地凸现女性体态美这一层意义，而是有着一层历史社会意义的，它是“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的中国女子的“女权运动”之结果。不管怎么说，此后，“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线勾出”，旗袍的开衩，是卖弄风情的绝佳机会，隐隐约约，闪闪烁烁，欲露而不敢露，不露而又想露，这其中的心理基础是，“通过迎合和拒绝的交替或者同时施展，通过象征、暗示‘宛如遥不可及’地有效说‘是’和‘否’，通过‘给’和‘不给’，或者用柏拉图的话来说，‘有’还是‘没有’，她运用这样的两极张力方式，但却仍然使它们像一下子那样被人感觉到——这些就是卖弄风情的女人特有的，她通过这种无与伦比的反题和综合，激发了男人对她的喜欢和渴望”。
其实，鲁迅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女性的卖弄风情心理机制也有过类似西美尔的精确分析，他说：“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
月份牌中无论是背景和道具的布置，还是女性的神情和姿态的设计都流露出这种欲攻欲守，欲迎欲拒的暖昧的态度，当然，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秘密武器——卖弄风情——击中了，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人们的软肋，也许这是人性本来的弱点或者说人性的本质，人类文明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自身的生物性和生理本能的可操控的信心上，但只有在王纲解纽，动荡不安的时代，这种对已往价值和道德系统的公然戏弄和蔑视，才成为可能，只有在如当时中国的上海这种城市，也才会演绎为文化的传奇。
据载，鲁迅在一次关于绘画的演讲中，曾对月份牌的这种低级品味和不良倾向批评道：“中国一般社会所欢迎的是月份牌，月份牌上的女性是病态的女性。月份牌除了技巧不纯熟之外，它的内容尤其卑劣。中国现在并非没有健康的女性，而月份牌所描写的却是弱不禁风的病态女子。这种病态，不是社会的病态，而是画家的病态。”
其后，他又以其惯有的幽默和犀利的讽刺挖苦道：“今天我带来一幅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请大家欣赏欣赏。”边说着边“一手伸进长袍，把一卷纸徐徐从衣襟上方伸出，打开看时，原来是一幅病态十足的月份牌，引得哄堂大笑”。
现在看来，鲁迅的不齿，并不等于就证明了月份牌的全无价值。总之，今天时代大的环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当下生活与20世纪30年代沪上生活交感共振的结果，使得打着“怀旧”的招牌的月份牌，如今又重新受到了欢迎。
推销商品谋求利润是广告的终极目标，月份牌广告无愧为民国时成功的商业推手。那些著名的画家们曾准确地把脉了那个年代市民的心理，在用画中美女吸引大众目光的同时，描绘出一派富足而悠闲的“理想生活”的世界，这种“理想的生活”在“美女”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中，在她们置身的环境里。人们由此而艳羡画中的人生，向往画里的世界。这其中，偶尔也有美女的眼角眉梢在充满了卖弄风情的挑逗的同时，手中也往往不忘拿本书卷。或许，她们是想表明，她们不仅是卖弄风情的，还有着不凡的气质和内涵。
以这样更大的背景做视角来思考，我们就渐渐明了，并能获得某种豁然和开朗。
或许，对于那些在老月份牌上争奇斗艳的招摇女子们，我们如今的某些理解有些过于简单了。她们有着仅通过对画面的浮光掠影，难以说清也难以一窥究竟的前世今生——无论是早期画作里清纯“女学生”的矜持与刻意，又或后来盛装旗袍美女的万种风情、妖娆卖弄——其实，都于无意中，表达出了在一个不甘于寂寞的时代里，心态的急切与谄媚。
随着那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商业价值观已逐渐浸染了社会的灵魂，从本质上，那个社会已在拒绝严肃与真诚，崇尚风花雪月的浮华虚荣，在那时逐渐成为时尚。那么，画面中的那些媚人的，有时甚或又有点儿咄咄逼人的风华女子，就正好成为某种时代的证明，成为诠释一个时代的形象注脚……
P184－186
“新画”：一个有关“解放”的童话
1
童话就是童话。
因为它不是别的。
童话之为童话，似乎多因具备着如下的两个属性：其一为超经验性；其二为超理性。
童话的“超经验性”“超理性”不但可开发儿童之大脑，亦有陶冶孩子心智的作用，对于童年稚子，童话的这种特性无可厚非，且多多益善。但是，假如一个成年人在现实的世界中，也总持有某种“童话式的思维”，偏执于奇迹和幻想的世界，总一厢情愿地愿意相信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以及只要严格执行所谓“科学种田”“精耕细作”的办法，就可以“亩产实现三十万斤”之类的“奇迹”，浮夸的人们天天指望工作能够一蹴而就，自欺欺人地鼓吹所谓“十五年超过英国”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虚妄口号……凡此种种，除了意味着某种心智上的不成熟，亦可看作是国民性的浮躁、虚夸。
思维上耽于幻想，容易轻信，是我们这个转型中的社会，在文化上浮躁、虚夸心态的日常表现。总是希望自己就正巧是那个侥幸碰到“奇迹”或“幸运大奖”的人，再不，就总盼着无须付出多少艰辛、努力，就可以侥幸创造所谓“人间天堂”。
热衷买彩票或热衷炒股，都可说是上述品性在我们文化中的表现。这些在既古老又天真的“童话式思维”中沉沉浮浮、生生不息的人们，正是他们，构成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发展蓝图的底色，也正是这些芸芸之众集体无意识地判断，影响着下移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之路径！
并非作者的空穴来风。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中，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中，上述所谓的“童话式思维”会时不时以行为思维习惯的面目表现出来，这种思维倾向甚至演化为一种文化性格。在过往的岁月中，我们经历的文化演进，常常会展现出某种和古老传统极不相称的天真而又轻信。在很多国人一般的思维倾向里，多多少少有着上述那种对“亩产三十万”之类超经验事物的天真期待。而在盲目天真的同时，它的另一面，则又表现为盲目地轻信诸如在未来的“大同社会”里“人人都会绝对平等”之类“超理性神话”的预言。
而正是这种文化品性上的倾向与偏执——天真、轻信，再加上一味地耽于幻想，这就让中国文化停留在某种传统神秘的文化品性中，始终难以真正走出这一虚妄和不切实际的文化泥淖。
传统中，中国有所谓“既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的俗语，是对上述文化性格活脱脱的写照，这既表示了我们对此早已有了文化上的自省，同时也说明，这种非理性、超经验的思维倾向，就是我们文化中某一方面的品性。这句俗语揭示出人们行为上的逻辑矛盾，其妙处就在于，它对这一文化中浮躁、虚妄的那一面，恰到好处地给予了善意的揶揄。
很多国人打心底里对奇迹情有独钟，有着深切的渴望。或许由于生命中都是些平淡的鸡零狗碎，故而作为平凡人生中的调剂，奇迹有着其特殊的价值。愿意相信和渴望“超经验性”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种人性的表现，只不过有时它会成为一个人致命的弱点。比如，它既会表现为对奇迹的执迷、向往，又在有些人身上会表现为宁肯用幻想替代“理性”，却不愿意面对严酷的现实。似乎，坦然承认了这世界有很多客观上难以逾越的限制及严酷的规律，对一些国人来说，竟是那样的难以接受。
祖祖辈辈，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无数芸芸众生，往往都会为一个愿望而纠结、苦恼，这就是希望能够长生久视、延年益寿。而与此愿望相冲突的另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们必须面对的，即：如果人人都能实现长生不死的话，千年万年后的人类，还会有立锥之地吗？繁衍累积的代代不死的人口，又需要有多少个地球才能供养、才能招架呢？
传统文化中有对所谓的“十全十美”的推崇与祈求，这是另一个中国式癖好。祈求实现这种“完美”和“圆满”的人们，既要家族人丁兴旺、家道隆盛，又不切实际地指望一家人永远同在一口锅里吃饭，彼此永不龃龉永不分家。却全不管这当中，有着怎样的逻辑上的内在矛盾、荒谬，以致“超理性”之虚妄。
……
替代了农耕文明的工商社会，是一个自身充满了物质传奇，但却又让一般置身这传奇时代中人感觉隔膜的物欲社会。一般的芸芸之众，只能充当“物欲传奇”故事的旁观者。由此，人们会陡生自己常常是“局外人”的茫然，感觉这样的社会是那么的隔膜、压抑。同时，这种隔膜中还会产生某种与此伴随着的，强烈的平庸、腻烦和无聊的感觉。如此无聊感的逐渐蔓延、弥散，就会形成窒息生活的力量，让普通人的人生成为一场好似没有尽头的、无聊且只能依赖种种刺激去调味的麻木而乏味之旅。
那么，对“童话”的盼望，以及期望它能带给人以美好而又神奇的幻想，就此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救赎。而“童话”超经验、超理性的本质，就如同两把能刺破这令人窒息的社会隔膜铁屋顶的利剑，使窒息中的人们得以暂时在这类童话所营造的浪漫幻想和美梦中逃遁、出离现实，暂时从日常的烦闷、困顿、挣扎和压力中，缓过一口气来。
在一个个美丽“童话”中寻求解脱，是今天众多芸芸众生的救赎之路，就犹如当年，很多人们天真地面对着漂亮的宣传画、新年画所感到的鼓舞与温暖。他们看到画中许诺的那个乐观、‘明朗、幸福、完美的世界时，确曾为那一幅幅浪漫的张贴内容真诚地感动过。
对过往苦难年代的回顾，如今流行将其浪漫化处理，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也依然是一种改头换面的“童话之旅”吗？它无疑表明着某种深切的渴望，即身处庸常世俗现实的世界中，被百无聊赖的无意义生活所窒息所压迫的人们，依然在寻求着某种自我的救赎。于是，这些人便依然会不断产生种种强烈的渴望，而其中的一个渴望就是，渴望虚构自己“幸福的过往”，以赋予逝去的岁月一定的意义。就这样，一系列在原本的历史中，并不存在的“解放感”“阳光感”“幸福感”，应和着这种特定需求，在一些人的讲述与聆听中得以流通传诵。
“解脱”与“解放”有区别吗？
审视百余年的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表现出对未来某种强烈的焦虑感，而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对“童话式思维”的严重迷恋。在这种“童话情结”与前述那种“写意主义”的交叉影响下，我们总试图一蹴而就地快速走进现代化，屡屡轻率地割裂传统，武断地拒绝“常识”，并在偏执的文化中不断迷失着“理性”。
而前述“写意理念”，作为现代中国文化中一种艺术理论，作为一种张扬人性中的“自由精神”与“解放意识”的思想，在以往的文化艺术，以致社会生活中，总屡屡地被一些人利用、滥用着。不知不觉中，原本仅限以艺术与生活为对象的“写意理念”，转身蜕变成了广泛运用于社会甚至政治领域的“写意主义”。进而，无知无畏、傲慢草率，甚至形形色色的无法无天，就统统在对传统“写意理念”的曲解和滥用中，大行其道。
当下，我们文化中的某些部分依然处在不断“下移”的进程中，依然有着浮躁、粗鄙的倾向。那么，一个相应的问题便值得探究了，即，假如作者所指出的“童话式思维”和“写意主义”等，已渐成现代文化品质中某种特有的“品性”的话，那么，眼下社会中的浮躁、粗鄙，与这种文化品性的因果关联是否无法改变呢？
人们还有可能阻止现代中国文化继续其“下移”的趋势吗？在当下，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是否能遏制住这一“下行”的进程呢？
……
太阳底下无新事
1
这是一次“视觉占领”，广泛，强势，在20世纪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里风行一时。它遍及家家户户，遍及居室、墙壁、各种公共场所，遍及一切可以张挂的空间……
是什么原因，使这类被作者统称为“张贴美术”的通俗美术品被大量印制，并从20世纪初年开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成为占领国人视野的美术霸主？是因这种美术样式具有某种独特的艺术价值、观赏价值，还是因为在过往那些艰难的日子里，这些印制精美的美术品，确曾寄托着芸芸众生对美的朴素理解，以及对未来，对生活，对人生，尤其是对“美好物质生活”的想象、祈求、期待、渴望、梦寐……甚至幻想？
2
所谓“张贴美术”，是一种以世俗生活为内容，以“新人”“新生活”“新社会”为描绘对象，通常张贴于居室或公共空间的墙壁上，并以此为传播主要方式的，通俗且具有一定宣教性质的“功能性美术印刷品”。
作为以功能性为特征的一个美术家族，在近60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在国人日常的生活中，张贴美术确曾无处不在。按照样式、属性、社会功能，这个“美术家族”，又可分别再被细分为“海报”“广告招贴画”“政治宣传画”和区别于传统民俗年画的“新式年画”，等等。虽具体的功能略有不同，但因为它们都用一种共同的方式展示——即通过张挂和张贴于墙面而被人观赏，因此，为了论述的方便和统一，作者且将它们统统称为“张贴美术”，又因为这类“张贴美术”内容大多有崇尚“新、美”的倾向，作者有时亦将之简称为“新画”。
作为多年研究者，作者截取了这类世俗“新画”从其兴盛到逐渐衰落的约60年，作为回顾与考察的时段。这约60年又大致分为前30多年（中华民国）和后将近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两部分。
表面上，这前后两段，前一段属于中华民国，后一段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价值观到世界观，从日常的行为到社会的规范，从经济生活到政治制度，在诸多方面都有着天壤之别，甚至严重的对立……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地进行探讨，就会发现，实质上，这前后两段之间，却是有其文化通道的。正是这种深层次的文化通道连贯着历史，使得某些看似对立的事物得以贯通，使某些表面难以逾越的鸿沟，在特定的文化层面中得以暗通款曲。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难以回避，既然同属于现代的中国，就都共有一个文化上的基本背景——对现代性价值的大致认同。诸如，对富裕的追求，对物质的膜拜；又诸如，视物质性诉求为价值理想的唯一乃至本体，等等。 于是，前后两个时段虽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对立，但其实却共享相似的文化和相近的价值观——现代性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只是在具体“路径”上，不同的社会主体在实现现代化的具体进程中，有其各自不同的选择和偏好。
在这个意义上，张贴美术这类“新画”，因其所具有的极强鼓动能量以及教化的功能，当然会被不同社会主体分别用作宣传其各自不同主张的工具、媒介，用以宣示其不同的现代化主张，助推各自不同的现代化路线。
是的，正是由于其功能性与工具性，使“新画”在中国现代社会的演进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载体和传播介质。同时，在这个快速演进的现代社会中，“张贴美术一新画”更因其是一个时代的形象背书，得以成为历史之写照，成为直观历史的见证。它既见证了国人是如何和时代风尚紧密互动，又记载着他们是如何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
3
作为现代中国“张贴美术”的多年研究者，作者多年努力，搜集并考证过大量老张贴美术藏品，戏称自己系从事着所谓的“现代美术印刷文化考古”。长久以来，对张贴美术这种“新画”所记录的时代气质予以重新认知、深入读解，一直是作者为之倾心的工作。
今天的社会还有文化都来自历史，一种文化如果其假装没有过去，那么，它注定也难有未来！
通过审视这类所谓“新画”，并重新予以解读，一个隐藏的，属于一个特殊时期的“旧世界”便会渐渐重新浮出水面。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且同时也有着非凡意义的事情。考证曾喧嚣一时的这类老张贴美术作品，读解其所描绘的场景和生活，探索一幅幅画面背后的“日常生活政治学”或“日常生活经济学”等有趣课题，追溯现代中国“新社会”“新生活”“新伦理”之起源。我们面对一幅幅有趣的记载着特定时代信息的画作，就宛如面对着那个逝去的时代，真切而又遥远。这时你不禁会犹然升起某种沧海桑田的历史感。而读解画面中目不暇接的信息，就宛如直面历史千变万化的面孔，借此历史展示着它不同的侧面。
历史是人类通往未来的必由之路。借助历史的镜子来理解当下是人类的宿命。过往的经验反复证明着以下事实，即，在某种意义上，唯有敬畏和不断反思历史的人们，才能够真正地拥有美好的未来。
王宇清2013／10／18于京东广泉考中堂
历史不仅可以被阅读，而且可以被观看。收藏家王宇清的200多幅美术张贴画独家首次展现。
《张彩贴红（1915－1976美术张贴与现代中国）》一书收集的张贴画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属于中华民国，后一段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价值观到世界观；从日常的行为到社会的规范；从经济生活到政治制度，在诸多方面都有着天壤之别，甚至严重的对立……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地进行探讨，就会发现，实质上，这前后两段之间，在特定的文化层面暗通款曲。
对这些老“张贴美术”内容的重新发现，可以探究及追寻20世纪人们日常的生活细节、生存状况。在一个个历史现场，面对画面所描绘的海量生活细节，能追踪到时代生活风尚的流变、社会伦理的迁延、物质世界对文化的征服，并在物质文化的“围困”与“囚禁”中，见证人性的艰难抉择和蜕变。
一种以世俗生活为内容，以“新人”、“新社会”为描绘对象，以张贴在居室或公共空间的墙上为主要传播特征的通俗美术形式，从1915年至1976年的60年时间里，在中国大陆，在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这种风行一时的世俗美术，我们俗称它为张贴画。作为爱好者、收藏者、研究者，长期以来，作者王宇清醉心于现代张贴美术老印刷品的收藏与整理。他在收藏的同时，也通过这些老张贴美术所描绘的画卷为考察视角，观察从民国到新中国的社会史、文化史，解读日常生活的变迁、演进。王宇清编著的《张彩贴红（1915－1976美术张贴与现代中国）》一书以近代史、美术史、社会学作为理论基础，对张贴美术做了文化上的梳理，从另一个视角对张贴美术进行观察和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