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总得知道他最初的民族。现在世界上，固然没有真正单纯的“民族国家”。一个国家，要想自立于世界之上，究竟民族宜乎单纯，还宜乎复杂?假如说复杂，可以复杂到怎样程度?自然也还是一个问题。然而一个国家建立之初总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然后渐次吸收其余诸民族，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然则要晓得一个国家最古的历史，必须要晓得他最初的民族，也是毫无疑义的了。
建立中国国家最早的民族，就是“汉族”，这个也是讲历史的人，没有异议的。近来有人说：汉字是一个朝代的名称，不是种族的本名，主张改称“华族”或“中华民族”。殊不知汉字做了种族的名称，已经二千多年，譬如唐朝用兵。兼用本国兵和外国兵，就称“汉蕃步骑”，这就是以汉字为种族之名的一证。而且现在还是一句活语言。——譬如现在称汉满蒙回藏，岂能改作华满蒙回藏?况且“种”、“族”二字，用起来总得分别。汉族不能改作“华种”，若称“华族”，这两个字，有时候当他贵族用的，不免相混。若称“中华民族”，四个字的名词，用起来怕不大方便。而且现在“中华”做了国号；中国又是五族共和，这四个字，用到最近的时代，意义也容易混淆。总而言之．把臆定的名词，来改通行的语言，极难妥当。所以本书仍旧用汉族两字。
然则汉族还是从“有史以前”久已在中国本部的呢?还是从他处迁来，人“有史时代”，其形迹还有可考的呢?这便是“汉族由来”的问题。
关于这一个问题的回答，要算是“西来说”最为有力。近来人关于这一个问题的著述，要算蒋观云的《中国人种考》，在《新民丛报》里。最为详博。但是他所举的证据，还不尽可靠，我现在且举两种证据如下。④这两种证据，似乎都还谨严的。
其(一)古书上说昆仑的很多。《周礼·大宗伯》：“以黄琮礼地。”《郑注》“此……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也”。典瑞“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郑注》：“祀地，谓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疏：“案《河图括地象》，昆仑东南万五千里，神州是也。”人神州以后，还祭“昆仑之神”，可见得昆仑是汉族的根据地。然则昆仑究在何处呢?《尔雅》：“河出昆仑墟。”《史记·大宛列传》：“《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蔽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说文》：“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水经》：“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山海经》：“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都以河所出为昆仑。河源所在，虽有异说，然都起于唐以后，不能拿来解释古书。要讲“古代所谓河源”，《史记·大宛列传》所谓“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而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日昆仑云”。其说自极可靠。那么，如今于阗河上源一带。一定是汉族古代的根据地了。《书·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释文》“马云：昆仑，在临羌西。……析支，在河关西。”《疏》：“郑玄云：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郑以昆仑为山，谓别有昆仑之山，非河所出者也。”这一个昆仑，在如今西宁县的西边青海地方。和前一个昆仑无涉。所以孔疏特地申明一句道：“非河所出”，郭璞《山海经注》，也说：“言海内者，明海内复有昆仑山。”这个“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不是洋海的海。
其(二)汉族二字，是后起之称，古代汉族自称。他族称汉族，或说“华”，或说“夏”。《左传》戍子驹支对晋人，“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襄十四年。《国语》“裔不谋夏，夷不乱‘华”’，都是个证据。近人因此附会到《列子》上头的华胥之国，固然不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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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十年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过程中，我一直对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学术史颇感兴趣。尤其是在1995年至1996年我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杜文君老师一起撰著《中国现代文化志》一书时，更是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由此，我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尤其是那些文化泰斗、学术大师、扛鼎巨著、思想流派、异说纷争等，更令我铭刻在心，萦绕于怀。直到今天，每每回想起那段英英厉厉、千唱万和的历史。仍然是激动不已。
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逐步取得革命胜利的时期。前后两次历史性的开国，前者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后者标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间38年，是中国社会逐步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时期，与该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相适应，中国文化也在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反思、融合中变革着、发展着：社会文化的结构和内容在更新，西方文化被大量引进，中国传统文化也适应时代变革而被重新阐扬；一些原有学科的内容、体系在变革，许多新的部门文化纷纷兴起；出版了近十万种图书和无以计数的出版物，其中有不少革故鼎新、出类拔萃之作；中等以上学校培养了近五百万名学生，产生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科学家，等等。这一时期在文化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是现代思想文化的源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当时中国的根本国情，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化的主题、结构、性质、内容和特征。 “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但是从思想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化是从古代的、近代的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演变，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走向等，都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纵观20世纪初年至1949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一般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的基本状况是，由甲午战争后起始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已经开展起来，资产阶级新的文化体系逐渐形成，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成为新文化各个领域的指导思想，而新文化领域各部门也都为宣传民主、‘自由、平等服务。这时，文化战线上主要是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资产阶级在领导文化变革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站在时代前列、代表中华民族“讲话”、“呐喊”的思想家。可是，他们无力战胜帝国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的反动同盟：中国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同其政治革命一样，始终未能彻底完成。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下)》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所为写的第一部通史著作。1920年12月，拟定写作序例，至1923年完成全书的编撰。1923年9月，《白话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并一再重印，成为20世纪23年代发行量很大的一部中国通史。1931年，吕先生应商务印书馆的要求，对第三篇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的文字作了一些修改和删节，作为国难后的修订本继续发行，1935年，修订本已发行到第四版。《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下)》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以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为基准，民国纪元之前是倒向逆推，称民国前某某年，简称前某某年。
吕思勉编著的《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下)》是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之一，《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下)》分上下两册，共百万余字，洋洋大观，以朴实流畅的笔调，对这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进行叙述、考证和议论，是吕思勉先生所写的第一部通史著作。书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识原点，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