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最新著作《中国正在发生的故事(胡鞍钢谈话录)》，生动记录了作者对决定中国发展的大政方针所做的深入思考。在本书中，作者以中国正在发生的重大决策为基本线索，既汇集了我们这一时期国情研究所聚焦的重大专题的重要成果，又展现了直接影响重大决策的时代背景，还讲述了参与决策、评价决策的过程和故事。2009年、2010年我们集中关注的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前期背景研究、基本思路讨论、主要目标和指标设计、确保“十二五”规划成功的关键因素和机制设计等。读者可以从这一专题的谈话录中比较详细地了解到这一过程的细节。

《中国正在发生的故事（胡鞍钢谈话录）》收入胡鞍钢教授近年来在参会、受访中的谈话30篇，分为“解读‘十二五’规划、畅议中国之路、描绘绿色现代化、恳谈教育与人才、寄语区域发展”五部分。《中国正在发生的故事（胡鞍钢谈话录）》以作者20多年来研究中国国情的丰厚成果为学术支撑，运用制定及评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理论范式、扎实学识和独特经验，从世界、中国、中国区域与行业间的共性出发，将战略目标、战役布局和战术规则恰当结合，准确生动、由浅入深地提出了如何实现“中国梦”的具体路径和实操方法。

解读“十二五”规划

 加快转变中国发展方式／3

 中国科学发展的宏伟蓝图／13

 “十二五”规划纵横谈／15

 “十二五”规划如何体现科学发展／23

 “十二五”规划的创新／29

 “十二五”规划成功的关键／32

畅议中国之路

 一场经济结构转型的革命／41

 探索中国之路／45

 让人民更加幸福／52

 中国科技创新之路／57

 中国之路，毋庸置疑／62

 对外开放与创新战略／73

 在战略机遇期应对挑战／84

描绘绿色现代化

 气候变化是最大的挑战／95

 从黑猫到绿猫：中国的减排道路／102

 让建筑成为绿色发展的标志／117

 做绿色空间提供者／129

 中国的绿色崛起／136

 绿色，绿色，再绿色／141

恳谈教育与人才

 财政体制改革决定教育投资／147

 教育发展是社会转型的加速器／154

 成为祖国最需要的“高端型”人才／161

 从人口大国到人才强国／166

 人才强国与成才之路／171

 以用为本，整体开发：中国人才发展之路／179

寄语区域发展

 西部大开发的评价与展望／189

 广东转型，大有意义／198

 深圳成功源于不断创新／208

 一个中国，四个世界／214

 “中原经济区”的腹地优势／223

后记／230

加快转变中国发展方式①

记者：我们第一个关注的问题是关于发展方式的转变，想请您站在比较高的角度，在世界的范围内谈一谈。比如说其他国家也在调整，他们的调整和我们的调整之间有什么不同之处？另外，把这种调整放到现代化的整个过程来看，转变发展方式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转变发展方式和转变增长方式两者之间应该有一个过程，您能不能讲一下这个过程？当前大家对于现代化的发展成果不是很满意，问题的症结到底又在哪些地方？

胡鞍钢（以下简称“胡”）：对于你的这几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法完全回答，但是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基本是一样的。首先来看我2007年写的一本英文书，叫《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机遇与挑战》。这本书现在在国外影响比较大。书中提出了两个转型，当然不止是这两个转型了，实际上我把中国1949年以来的发展概括为五个方面的转型：

第一个就是从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服务业为主的产业转型。

第二个是从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传统社会向以城市人口为主的现代社会转型。在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城市人口不到10％，当时只有7000万人，5．4亿总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人口。今天中国有6亿多城市人口，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两倍。1949年中国是世界上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在是印度，但现在中国肯定是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从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传统社会向以城市人口为主的现代社会转型是非常大的转型，其实这个转型是最为核心的了。

第三个转型是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第四个转型是从一个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一个全面开放的社会转型。我认为2010年是一个关键年。中国加入了WTO以后，实际上就是全面开放了，而且以我的经验看，国外很多国家都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开放。

第五个转型实际上应该是从原有的封闭的、落后的文化向一个开放的、先进的中华文化转型。

这是大的背景，它是从1949年开始产生的，甚至在1949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产生了。中国就是在这种不断转型的过程中崛起和复兴的。1978年之后，中国的发展加快了，转型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背景，你今天提出的这些问题，其实总书记的报告中也有论述。我认为总书记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还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就像上次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因为国内的SARS危机。我写的报告是在3个国际背景中讨论这些问题的。

第一个背景主要是这次金融危机。它实际上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我称之为五个过度：过度依赖消费，过度依赖财政赤字，过度依赖进口，过度依赖化石能源，过度依赖石油进口。正是这种过度依赖，才导致国际经济不平衡，这个不平衡不是因为中国，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这种过度依赖也是美国实力包括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竞争优势衰落的根源。它既引起了这次金融危机，也促使美国开始转型。奥巴马上台后就想办法减少这五个方面的过度依赖。美国的转型是因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它要力图保持世界第一的历史地位，但是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第二个背景就是欧洲和13本的转型。欧洲已经老化了，不转型肯定不行了，所以它非常强调创新人才和发展绿色经济，特别是要在绿色经济中成为领导者，因此它比美国要主动。实际上，日本从1990年起就失去了20年的发展时间，这场金融危机使日本的经济变成负增长了，因此它也要转型。我认为，这个转型是以发达国家为先导的，是因为它们遇到了危机。另外全球气候变化，导致了我说的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尽管大家好像认为这场革命还没有开始，其实这次工业革命已经过了酝酿期，进入到发功期，而且已经出现了全球性的绿色投资和绿色能源等。

第三个背景主要是亚洲的转型。亚洲的转型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实际上10多年前的那次金融危机导致亚洲开始转型，它比别的洲转型得快。但是这一次转型仍然是不可能避免的。现在亚洲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负增长，只有中国和印度等少数国家保持着比较高的增长。亚洲的这次转型主要是因为上一轮转型没完成，因为它还没有解决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形成本地内需市场、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问题。因此它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寻找发展空间，寻找新的发展动力。而且前面的市场给它开了药方和创新渠道。这次大家更加明确了，一定是创新渠道，在我的研究中称之为超越后发国家发展模式。

这个命题是美国学者提出来的，它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一般在低收入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资本驱动阶段，就是要素积累完成以后，要素转化为资本，一般属于下中等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上中等阶段，是技术驱动化阶段，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是处于这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就是发达国家创新驱动阶段。我认为不一定要按照这四个阶段来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主张中国也到了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阶段。

上述三大国际背景，决定了我们仍然处于“形势逼人，不进则退”的处境，也就是客观上你必须要转型。

下面我说一下我们最近做的关于这次金融危机的评估。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和美国关系确实发生了力量对比的变化。在危机之前，我们和美国的差距还有一部分，但是根据2008年最新的统计数据，美国GDP总量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只比中国多出6％，那也就意味着2009年中国GDP已经提前超过美国了。按照麦迪森大约3年前的预测，应该是在2015年前后中国的GDP超过美国；按照我3年前的预测，也差不多是在2013年或者2012年。这个麦迪森数据是上个礼拜刚刚出来的，也就是说2009年实际上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这是从GDP的角度来看。

从汇率的角度看，2006年中国居于世界第四位，排在美国、日本、德国之后，和美国的相对差距是4倍；特别巧，到了2009年缩小为3倍；2010年有可能突破3倍，缩小到2．8倍。

从出口比重看，现在中国的出口额已经超过了美国，包括2009年超过德国，现在是世界第一位。可以这么讲，这场危机实际上使得中国更有效地缩短了和美国之间的相对差距。因为我们2009年GDP的增长率是8．7％，美国的增长率是负的2．7％。当然，英国《经济学家》的数据又和我刚才说的数据不大一样，《经济学家》的数据美国是负的2．5％。不管是负的2．7％，还是负的2．5％，增长率差了将近11个百分点。但是以往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是9％到12％，美国是3％，只差6到9个百分点。我认为这场危机对中国不是很严重，但是对美国是致命性的，因为这次金融危机是从美国开始的。

P3－5

中国正在经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变迁、社会进步，这就是十几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创造、所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可视为“人间奇迹”。

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人们都在关注当今的中国发生了什么巨大变化？产生了什么巨大影响？众多的媒体、无数的网络，每时每刻都在报道、都在传播。真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所不有，眼花缭乱，无所不知，更加迷惑。

面对信息大爆炸时代，到底今日的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有哪些基本的线索？我是怎样记录的？又是怎样思考的？进行了哪些方面的学术研究？又进行了哪些方面的国策研究？这反映在我的《国情报告》系列、国情研究专著、编著和各种学术论文中，供决策者参考，供学术界争鸣，供学生学习。

我非常欣赏毛泽东大力提倡的“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①的做法，对不同的对象，说不同的话，写不同的文。我也在想，如何创新另外一种写作方式，以谈话的形式讲解正在巨变的中国以及正在发生的故事，深人浅出、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这就有了《胡鞍钢谈话录》系列的想法和做法。

一是与国外读者交流。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国外媒体采访，以中国学者的身份，以当代中国研究为学术基础，我把自己定位为中国与世界的“学术大使”“信息大使”，通俗易懂地向世界介绍中国、说明中国、展望中国。早在几年前，我根据与国外读者交流的谈话录进行翻译并整理，并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先后出版了《胡鞍钢：与世界对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中国在世界的位置——胡鞍钢：与世界对话（之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深受广大中国读者的欢迎。

二是与国内读者交流。我是以中国大学思想库、智库中研究人员的角色，一方面，作为学术界与决策层之间的“桥梁”，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更加专业化、更加职业化、持续地为中国政府提供决策信息、决策知识，建言献策。例如，我还作为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先后参与了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等背景研究、目标设计和重大政策咨询。另一方面，我又是决策层与社会之间的“桥梁”，为社会公众通俗易懂地解读“中国战略”“中国规划”“中国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通过接受国内媒体采访，以谈话录的方式发挥这一“桥梁”作用的。因为以这一方式介绍情况更真实，更贴近读者，而我也是想到哪就谈到哪，有什么就说什么，尤其是回答他人（特别是记者）的各种问题时更是如此。谈话稿的确不同于反复修改的正式文章或著作，有些问题回答得自己也不满意，从而促使我去研究和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无论是对话、交流还是质疑、交锋，都是激发思想火花、创意新观点的最好方式，为我后来的正式写作提供了最初的想法。因此，我应北京出版集团之邀，将近年来与国内媒体的谈话录整理、编辑后出成本书。

在本书中，我以中国正在发生的重大决策为基本线索，既汇集了我们这一时期国情研究所聚焦的重大专题的重要成果，又展现了直接影响重大决策的时代背景，还讲述了参与决策、评价决策的过程和故事。2009年、2010年我们集中关注的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前期背景研究、基本思路讨论、主要目标和指标设计、确保“十二五”规划成功的关键因素和机制设计等。读者可以从这一专题的谈话录中比较详细地了解到这一过程的细节。比如我们在独立研究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是怎么思考的，又有什么不同的思路，建议又是怎么提出的，哪些方面的建议被采纳并反映在规划纲要之中，哪些建议做了修订，哪些建议没有被采纳，还有待于实践和时间的检验，等等。

从本书所涉及的中国重大决策命题的前前后后，读者可以发现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的决策机制越来越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国家决策层对学术界，特别是名牌大学智库，产生了巨大的决策知识需求，不仅是高水平、高质量的科学化要求，而且是及时性、适用性的现实要求。我们在与他们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社会需求，形成我们学术创新的动力和来源，我们也是“边学边干”“边干边学”，这才有了创意理念、创新思想。同时，有效供给的不足，也常使我们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力不足”，不仅是“人力”（高端专有人才）不足，而且是“智力”（长远性、全局性、战略性思维）不足；不仅是批评、批判能力不足，更是建言、献策（针对性、可行性、及时性政策）能力不足。这就需要精心培养高端人才、专有人才，也需要强化我们自身的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的能力。

读者会问，你们是如何研究国情的？又是怎样影响决策的？我的简要回答就是采取了毛泽东倡导的“有的放矢”①的方法论。我们的做法是：

首先，要寻找这个“的”，即“中国问题”，这是“问题导向”，而不是“理论导向”。有什么中国问题？问题的结症在什么地方？如果是一组问题，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其中最关键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会在不同的时间寻找不同的“的”，通常都是重大的“的”，关系全局的“的”，影响未来的“的”，起着纲举目张的效果。

其次，就是选择这个“矢”，即“中国办法”，就是以那种最能解决实际问题、最管用的理念或方法为导向，而不是以那种最好看、最时髦的理论或方法为导向。当然这个“矢”不是一个“矢”，可能是多个“矢”，不同的“矢”，来一起射中这个“的”，也许是十个“矢”集中射中的一个“的”，而不止是一个“矢”射中的一个“的”。

最后，就是政策设计要有“目的性”“针对性”和“适用性”，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解决中国的重大问题，只能一个一个地解决。如同吃饭一样，得一口一口地吃；也如同打仗一样，得一仗一仗地打；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2012年11月，我作为党的十八大代表参加了全国党代会，聆听了胡锦涛同志所作的大会报告，讨论了向大会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亲眼目睹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会后，我以专家的身份，结合自己的国情研究，学习宣讲十八大报告的精神和体会，也包括本书中所发生的故事，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制度”。

作为中国学者，应当成为国家未来的“嘹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智库的“担当者”、国家治理的“监督者”，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看得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