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60年代的头几年，有将近十万上海青年男女，当他们第一次走出家门，就远赴万里之外的天山南北，来到陌生而神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重新寻访这段往事的时候，在新疆大地的所到之处，听到人们提起他们，依旧称呼“上海青年”；而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又总是听到人们称呼他们“新疆大哥”“新疆大姐”。

那么，他们究竟是新疆的上海人，还是上海的新疆人？究竟是支边青年，还是知识青年？究竟是应当扎根边疆，还是应当落叶归根？这一连串的话题，将会成为历史的过去，却依然是留到今天的记忆。《故乡他乡(上海青年支边往事)》笔者大力对这个群体进行了深入的拜访。

从新疆到上海，《故乡他乡(上海青年支边往事)》笔者大力对这个群体进行了深入的拜访。他们曾经是知青大潮的先锋，从60年代初就去了边疆；他们又是返城大潮的后卫，许多人到五六十岁才回归故里。他们是个特殊的人群，对这个人群，他们自己不说，或许没有人了解。

《故乡他乡(上海青年支边往事)》真实记录的这些人，从十几岁一同踏上去往新疆的支边路，就注定了将会有着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悲喜和共同的命运，有着那么多平凡中的传奇；即使在纷纷返城的三十多年来，也依然如此。他们的人生脚步、情感起伏，让他们成为永远的上海青年，同时也成为永远的新疆之子。

上篇：去那遥远的地方

动员，穿军装的新疆梦

一分钱盖个红章，户口就迁走

到了花花世界可不准乱讲

生活像一条五彩斑斓的彩练

女青年可以尽量多录取一些

支边对于他们是个明智选择

一身军装意味着无上光荣

安置社会青年支援边疆去

就等着那出发的一声长鸣

出发，寻找传说的幸福城

火车一启动，车站哭声一片

早晨醒来，发现外面全变了

馕出现的时候大家并没在意

操着南腔北调劝说：下来吧，到了

幸福生活就要从这里开始

劳动，拿起改造自然的武器

他们怪怪的，提着裤子走路

一听说发枪，高兴得跳起来

一碗饭的分量在心里几十年

奖一副扁担，上面写“挑肥女将”

那可是天山脚下的农场

有一些年，天天砍树开荒

生活，翻毛皮鞋换回包谷馕

咱每天烧一锅酱油汤行不行

年三十会餐，只能吃不准带

地窝子里好多盏小油灯在闪烁

连队的人都跟着放映机走

帮我老婆也带个那东西来

探亲，“强盗车”搬走上海的家

她们又哭又闹，她坐一边不吭气

两个月不吃不喝买张火车票

来到上海已经像个外地人

连洗澡的大木盆都带过去

他们一回来，我们看到都吓死

婚恋，剥树皮的谈情说爱

不管抓到没抓到，开除撤职

女的省下包谷馍给男的吃

俩人做小锅饭，就有点意思了

一定要找个出身好点的

上海是中国第四大城市吧

听见洞房里是又哭又闹

上海人找外地人那叫“半钢”

下篇：重回出发的地方

返城，争抢回家的通行证

花二百多亿换来“四个不满意”

回城呼声淹没在遥远的边陲

从偏远连队会集到阿克苏

突然来消息：快撤，回去开户口

把所有东西卖掉，往上海跑

为一方先走，另一方同意离婚

临上车，朋友说你们恐怕走不了

比当年离开上海时难过得多

生存，街头巷尾各自谋生

回来的兴奋变成不知所措

哪怕仅仅只有一张床铺

一家子回来，弟弟没法结婚了

落不上户口，吃饭都成问题

晚上跑到乡下捉蟋蟀，白天卖

三十几岁了，人生重新开始

除了挖渠种地，还学了点什么

重又登上列车，已经是一名列车员

二代，父母返城的先遣队

太阳初升的时候，边走边回头

看不到稍微大一点的天空

奇怪，好好的干吗查视力

一紧张，说成了“买一张一锅”

第一个月工资，孝敬你们

拿九百块这么多的工资了

嘱咐她，不要说是新疆回来的

烙印，他们是无语的胡杨

有时候想，干脆再回去吧

我妈说了，多挣点钱到上海买个房

家人一年聚两三次，我们几十次

唱的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那时不回来，现在也是大户了

外号记着哪，外号记得最清

想说的话

受访者名录

在新疆阿克苏附近的阿拉尔市，原来的农一师师部大礼堂，是一座仿苏式的土灰色建筑，时代特征明显。现在除了演出的台子没变之外，整体有点像一座空置多年的高大厂房，而里面开辟成了“三五九旅纪念馆”。

陈列的各式展品，大都是从团场老战士、老职工中间征集来的实物，包括各个年代的生产生活用品，大到农机具，小到缸子、鞋子之类。昔日的支边青年何百成热情地做起了讲解，他指着架子上说：“你看，这是给我们发的军装，都是这样的军帽。这个有帽徽就不对了，当时没有帽徽，没有领章。但确实是这样的军装。所以都说我们像军人又不是军人。”

式样如此朴素的军装，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呢？今天的年轻人是难以想象的。照毛国胜的说法，动员报名时讲得很清楚，你去新疆就能穿上军装。这有很大的吸引力，被录取的人基本上就认为自己是去当兵的，是军人了。

安康去新疆的时候十六岁，个子还没长起来。录取后，他欢欢喜喜地领回来军装，唯恐别人不知道似的，马上就穿起来。军装已经是最小号的，但袖子还是长过他的手指，穿到身上远不如想象得那么精神。

他家住在三楼，二楼有个比他大一点的女孩子，从小一起玩儿的，她看见安康在那儿穿着军装走来走去，试来试去，就忍不住跑来说：“哎呀，你怎么穿这么长的衣服呢？”安康刚一脱下来，她就自告奋勇把军装抱走了，边走边说：“我帮你改改！”安康赶紧追上去说：“不用不用，能穿！”女孩子说：“别担心，一改好就给你送来！”安康确实有点担心刚到手的新军装会不翼而飞。

结果，女孩子很细心地把袖子弄短一点，按原样细细地缝好，再给烫平。为这，她一晚上没合眼。明明是别人的军装，把她激动成什么样子了。激动得她也想去，特别羡慕他们支边青年。羡慕的结果就是，安康八月份走的，这个女孩子没来得及赶上同一批，但紧接着十月份也去了。

只是新疆太大，安康分到南疆，她分到北疆，相距太远，一直都没碰到。许多年以后，他们各自都已经退休回到上海，大家聚在一起，安康遇见了她，才知道她也去了新疆。这个女孩子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如果考大学也是很有机会的。聚会时，安康问她：“你不是开始没报名吗？为什么后来也去了？”她笑道：“别说啦，还不是因为羡慕死你那套军装啊！”

可想而知，因为向往穿军装而决意去兵团支边的年轻人，一定不会太少，像安康和这个邻家女孩就都是这样的动因。

老军垦赵国胜从团场领导一直做到了农一师副师长，对当时一些政策他是清楚的，他证实，为了鼓励上海青年进疆，确实按解放军的一些待遇，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黄军装，他们不少人就是因此而来的。

在时光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后，在笔者对他们的走访过程中，许多人都会把珍藏的黑白照片找出来。其中往往会有刚穿上新军装带着喜悦表情的留影。一身军装，尽管并没有领章帽徽，和今天的军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那个年代已经意味着无上的荣光。

那时候，照相对普通市民来说是件大事。在出发前紧张而兴奋的日子里，很多人喜欢穿上军装专门去照相馆拍照留念。一时间为数不多的照相馆门里门外都排起了队。可是，这些年轻的男女在自豪的那一刻，有谁真的清楚未来的目的地是个什么样子？有谁真的知道在那遥远的地方。什么样的使命正在等待着他们？

安置社会青年支援边疆去

整个国家在经历了“大跃进”的狂热之后，饥荒和萧条接踵而至，于是一个“逆城市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国家决策层着手“精简”城市人口，为的是减轻粮食供给和就业的压力。四年间，据称全国动员了上百万城市青年下乡。其中的主体是因种种原因未能升学、没有就业门路的市民子女，又统称为“社会青年”。据官方统计，1963年到1965年这三年间，上海市需要安置的社会青年共有二十九万一千七百人。

当时政府考虑的是，要把这些人动员到边疆去。社会青年们也恰恰都迫切地希望找到工作，希望有个去处。应届的初中、高中毕业生，没有机会升学和就业，也即将成为社会青年的，同样可以去支边。

所以去的时候，大部分人是热情高涨，当然也有人不是很情愿的。真的说决心到那个地方去干革命，献出青春。屯垦戍边，这样的也不是占很多，大部分人可以说还是懵懵懂懂。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到那个地方能有份正式工作。因为老在家待着看不到希望，家里一般又都不富裕，那时社会青年的日子也不是好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新疆固然偏远，但生产建设兵团这样一个既像军队。又吃商品粮的大单位，应当是个很光荣的去向了。在一些人的印象中，开动员会的时候干部们明确讲了：“你们去，三年以后可以回来。”对于这个概念，不知道是不是理解上有误差，“三年以后可以回来”，这个回来是探亲还是怎样？那时候他们都年轻，普遍想当然地觉得反正是当兵，当满三年就回来了。

欧阳琏当年从上海的向明中学毕业，先是到四川下乡，经历过三年饥荒，深知在大田务农的艰辛。1964年他报名支边的时候，已经属于大龄社会青年，确实是因为家庭贫穷，无法待在上海生活了。从乡下回来以后，他把自己仅有的一些书拿到旧书店去卖，人家看了看，不收。因为困难时期，买旧书的人也少。没办法，他垂着头从老西门走回到巷子口，看见有收废品的，就把那些书卖废品了，人家用长杆的秤一称，给了两毛钱。当时他想买一斤切面，可那要二毛一分钱，他手上只有这两毛钱，想买一斤切面都不够。

欧阳琏高中毕业又经历过下乡，年龄不小了，像他这样已经有社会经历的人。知道西部边疆不会像宣传上说的那么好，不可能是“拿牛奶当茶喝”。在那个年代不可能有这种事。但是他想想，也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出路了。

尽管上海的就业情况不令人乐观，但是新疆呢。从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看，毕竟太遥远了。在一些人的意识里，那里是会让人联想起大漠和边关的地方。

安康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文化人，他对执意要去新疆的儿子没有采取生硬的办法，没有训也没有骂，就是跟他讲一些故事，都是很有用心的，只不过在年少的安康听来有些稀奇古怪。比如讲唐代边塞诗里的东西，轮台啦、西域啦、发配啦、边关啦，风沙很大，荒无人烟等等。安康的父亲引用古诗文循循善诱地跟儿子讲，那边的生存条件很恶劣，信息又闭塞，待久了会很苦闷、很想家的，是不是考虑考虑先不要去了，或者等长大成人以后，学好了专业知识，再去实现这些抱负也不晚。P16-18

在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这趟54次列车上，车厢的喇叭正播放着欢快的新疆乐曲。过道里，一个年轻的维吾尔族女列车员跳起了民族舞，旁边铺位上的人们纷纷聚拢过来，一边唱歌一边拍手，他们唱的是《边疆处处赛江南》。

他们，是一群有着共同经历的人；看上去已经不年轻了，脸上印着沧桑，有的生出白发，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支边青年”。若是时光再现，回到四十多年前，他们的命运就是从这趟西去的列车上开始的。

尽管那个年代并不算遥远，尽管有过1800万人的知青大潮，但是当人们提起的时候，可能会忽视了一个群体，他们曾经是知青运动的前卫，之后又变成了返城大潮的殿后。人们或许不知道，在1960年代的头几年，有将近十万上海青年男女，当他们第一次走出家门，就远赴万里之外的天山南北，来到陌生而神秘的生产建设兵团。

当重新寻访这段往事的时候，在新疆大地的所到之处，听到人们提起他们，依旧称呼“上海青年”；而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又总是听到人们称呼他们“新疆大哥”、“新疆大姐”。

那么，他们究竟是新疆的上海人，还是上海的新疆人？究竟是支边青年，还是知识青年？究竟是应当扎根边疆，还是应当落叶归根？这一连串的话题，将会成为历史的过去，却依然是留到今天的记忆。

大力

2012年4月

“回去”，这在上海支边青年的心中是个有着特殊意义的词。这么多年来，他们许多人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回去”这两个字。他们从新疆千方百计地回到上海，后来又带着说不清的情感一次次地重回新疆。上海，新疆，都曾经是他们出发的地方；因而，真的说不清哪个是故乡，哪个是他乡了。

从新疆到上海，笔者对这个群体的拜访要告一段落了。在夜晚霓虹闪烁的上海街道上，王祖炯先生开车送到访者回宾馆，道别之前他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曾经是知青大潮的先锋，从60年代初就去了边疆；我们又是返城大潮的后卫，许多人到五六十岁才回归故里。我们是个特殊的人群，对这个人群，我们自己不说，或许没有人了解。我们也不想说什么，我们是无语的胡杨。”

在这里，有幸遇到并真实记录的这些人，从十几岁一同踏上去往新疆的支边路，就注定了将会有着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悲喜和共同的命运，有着那么多平凡中的传奇；即使在纷纷返城的三十多年来，也依然如此。他们的人生脚步、情感起伏，让他们成为永远的上海青年，同时也成为永远的新疆之子。

无论怎样，有一点在他们心中是肯定的：那片广袤深厚的土地没有欺骗他们，那些一辈子扎根边疆、吃苦耐劳的兵团人没有欺骗他们。

正像大家在歌里一直唱的那样——

新疆，确实是个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