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
他们罚我写一篇作文。约斯维希亲自把我带进我的禁闭室。他敲了敲窗前的栅栏，按了按草垫，然后，这位受我们喜爱的管理员，又仔细检查了我的铁柜和镜子后边我经常藏东西的地方。接着，他默默地而且生气地看了看桌子和那满是刀痕的凳子，还把水池子细瞧了一遍，甚至用手使劲地敲了几下窗台，看它有无问题。他随随便便地检查了一下炉子，接着走到我面前，慢腾腾地将我从肩膀到膝盖搜查了一遍，确信我的衣袋里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然后，他带着责备的神情把一个练习本放在我的桌上，这是一个作文本，灰色的签条上写着：西吉·耶普森的德语作文本。他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向门外走去，他失望，感到自己的好意受到了伤害；因为这位受我们喜爱的管理员约斯维希对我们不时受到的惩罚比我们更敏感，他痛苦的时间更长，所受的影响更大。他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锁门的动作，向我表示了他的伤心失望。他把钥匙伸进锁眼时显得毫无生气，捅了又捅，像是不知所措的样子。第一次转动钥匙前他踌躇了一下，接着转动起来，把锁弹开，随后像是对这种犹豫不决的回答，责备自己似的粗暴地转动了两下钥匙。不是别人，恰恰是卡尔·约斯维希，这个文弱、羞怯的人为了罚我做作文而把我关了起来。
尽管我几乎坐了一整天，但怎么也开不了头。眼望窗外，易北河在我眼前模糊地流过；我闭上双眼，它仍在不停地流；河上铺满了闪着蓝光的浮冰。我不得不目随那条拖船，它用漆皮已经剥落、加挡板的船头把灰色的冰块剪裁成各种样式；我不得不注视那河流，看它如何洋溢着把冰块冲向我们的海滩，向上挤，哗啦哗啦地向上推，一直推到干枯的芦根丛中，并把它们遗弃在那里。我厌恶地看着一群乌鸦，它们似乎在施塔德有约会一般，一只一只地从韦德尔、从芬肯韦尔德和汉内弗尔山特飞来这里，在我们岛上聚集成群，随后飞上天去，在空中盘旋，直到一阵顺风吹来，把它们送往施塔德。多节的柳树，裹着一层闪亮的薄冰，还蒙上一层干白霜，也使我分心；白色的铁丝网、车间、海滩边的警告牌、菜地里冻硬的土块一春天，我们在管理员监督下，自己在这里种菜——所有这一切，甚至太阳，那隔着乳白色窗玻璃而变得灰蒙蒙、投下许多长长的斜影的太阳，都分散我的注意力。有一回，我几乎就要动笔了，目光却又不由自主地落到用铁链系着的、满是伤痕的浮桥上，桥边系着一条从汉堡来的汽艇，船身不长但舱房宽大、黄铜锃亮。这条船每个星期要运送多达一千二百名心理学家到这里来，这些人对难以教育的青少年怀着病态般的兴趣。我不能不注视这些心理学家沿着海滩上弯曲的小路走上来，然后被领进蓝色的教养所大楼。在一般性的问候之后，人们还可能提醒他们要小心谨慎，进行调查时要不露声色。随后心理学家们迫不及待地拥出楼外，装出一副毫无目的的样子，但对我们这个小岛却事事感兴趣，并去接近我的朋友们，例如佩勒·卡斯特纳、艾迪·西鲁斯和脾气暴躁的小库尔特·尼克尔。这些人之所以对我们如此感兴趣，也许是教养所曾经断言，在这个小岛上经过改造的青少年，离开这里以后，百分之八十可能不再犯罪。如果不是约斯维希因为罚我写一篇作文而把我关在这里，心理学家们也可能追在我身后，把我的经历放在他们的科学聚光镜之下，力求获得我的形象。但是，我必须加倍地补上德语课，必须交出作文来，瘦长而可怕的科尔布勇博士和希姆佩尔所长等着要。邻近的汉内弗尔山特岛也位于易北河下游，在特威伦弗莱特和维施哈芬方向，那里同我们这里一样，也关着一些难以教育、有待改造的青少年。尽管两个岛的情况一样，尽管它们同样都被油污的海水包围着，同是那些船只驶经这里，同是那些海鸥在岛上栖息，但在汉内弗尔山特岛上却没有科尔布勇博士，没有德语课，没有作文题，没有这种（说句老实话）大多数人甚至还要因此受肉体折磨的作文题。所以，我们许多人宁愿在汉内弗尔山特接受改造。海船首先从那里经过，在那里，炼油厂上空的熊熊火焰不断地向每一个人致敬问候。
我要是在邻岛上，肯定不会受罚写作文，因为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在那里是不会发生的。瘦长的、满身散发出药膏味的科尔布勇走进教室，轻蔑而又吓人地端详着我们，等我们说了“早上好，博士先生”，他便一声不吭、不动声色地分发作文本，单是这些就够人受的。他什么也不说。我看他就像享受一种乐趣似的走近黑板，拿起粉笔，抬起他那难看的手，袖子滑到了胳膊肘，露出一条干瘪、蜡黄、至少是百岁老人的胳膊。他用弯弯曲曲、歪歪斜斜的字体，一种做作的歪斜字体把作文题“尽职的快乐”写在黑板上。我惊恐地向班里看去，看到的只是弯曲的脊背、困惑的面孔；大家交头接耳，脚在地上蹭来蹭去，个个都在唉声叹气。我的邻座奥勒·普勒茨张开他那肥厚的嘴唇，低声地跟大家一起念，他的抽疯病快犯了。沙利耶·弗里德伦德尔本事最大，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使自己的脸色变白变绿，可以随时装出有病的样子，致使所有的教育员都自发地免除他的一切作业。沙利耶已经耍起他的呼吸把戏来了，尽管脸色还未变，脖子上的青筋已经在搏动，额头和上唇已经满是汗珠。我拿出一面小镜子，斜对着窗户，把太阳光反射到黑板上，吓得科尔布勇博士回转身来，两大步迈到讲台边，定了定神，要求我们立即开始写作文。他再一次举起了干瘪的胳膊，用食指僵硬地指着作文题“尽职的快乐”，为了避免大家提问，便补充说：每个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必须是同履行职责时的快乐有关。
对我的惩罚——将我禁闭起来写作文和暂停会客——是不公平的。他们让我悔过，并非由于我的回忆或想象不成功；他们关我的禁闭，是由于我顺从地搜索枯肠，看有没有尽责任时的快乐可写，并且一下子有那么多话涌上心头，多得我费尽力气也找不出一个头绪来。既然不是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既然规定要写尽职的快乐，而这正是科尔布勇企望我们发现、描述、探究，以及无论如何要明确证明的，所以，浮现在我眼前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我的父亲严斯-奥勒·耶普森，他的制服、公务用的自行车、望远镜、风雨衣和他在刮个不停的西风中骑车行驶在大坝高处时的侧影。在科尔布勇博士催促的目光下，我立即想起，春天，不，是秋天，哦，是在某个夏日，天阴，凉风习习，父亲和平时一样，推着自行车走在狭窄的砖路上。跟平时一样，他在鲁格布尔警察哨的牌子前停下，抬起后轮，把脚蹬移到起蹬的高度，习惯地用脚蹬了两下才骑上座子，先是晃晃悠悠，接着又颠了几下，衣服被西风吹得鼓鼓的，朝通往海德和汉堡的胡苏姆公路骑了一段，在泥煤塘边上拐弯。这时，风从侧面吹来，他顺着鼠灰色的水沟向大坝骑去，经过已经掉了叶片的风磨，在木板桥后边下车，推着车走上高耸的大坝的斜坡，到达顶上。在空旷的地平线前，他显得意想不到的高大。随后他又晃晃悠悠地骑上车，像一条孤独的帆船，披着被风吹得膨起、几乎要爆炸的风雨衣，从大坝顶上向布累肯瓦尔夫行驶，而且总是向布累肯瓦尔夫行驶。他从来不忘自己的任务。当秋风把浮云从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吹到这边的天空来时，我的父亲正在公务途中。无论在使人眼花缭乱的春天，还是在雨中，无论在阴沉沉的星期日，还是在清晨或傍晚，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他总是在自行车上颠簸，向着自己使命的死胡同里蹬去，这条死胡同永远只引他到一个地点——布累肯瓦尔夫，阿门。
这一情景，德国最北部的警察哨——鲁格布尔农村区警察局外勤哨必须一天不停地辛辛苦苦骑自行车执勤的情景，我一下子就回忆起来了。为了替科尔布勇效劳，我还进而想起，那时，我常常系着一条围巾，坐在公务用自行车的后架子上，跟着父亲一起向布累肯瓦尔夫驶去。我总是用湿冷的手指牢牢抓住父亲的皮带，车架硬邦邦的钢条在我的大腿上留下了一道道红印。我看见自己坐在车后，我们两人迎着傍晚的浮云，行驶在大坝上；我感觉到从荒芜的沙滩上毫无阻拦地刮来的阵阵劲风，我们两人就在这阵阵劲风中从远方颠簸而来；我听到父亲因使劲蹬车而气喘吁吁，这不是由于风大而失望或者发怒，只是按着蹬车的节奏而喘息，我觉得，这喘息声中还带着暗中扬扬自得的味道。我们沿着海滩，沿着冬天黑色的大海向布累肯瓦尔夫行驶，除了倒塌的磨坊和我的家以外，再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为我熟悉的了。这栋房子坐落在肮脏的房基上，两侧杨树成行，树冠修成尖削状并弯向东方。我在摇摇晃晃的木头门前下了车，打开门，侦察的目光扫过住房、厩合、棚子和画室，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常常从这间画室向我狡黠地、存心威胁似的眨着眼睛。
南森被禁止绘画。我的父亲，鲁格布尔警察哨的警察，一年四季不论什么天气都必须来这里检查禁令的执行情况。一旦发现南森有创作的念头就要加以制止，更不用说动手画画了；总之，警察局必须密切注视不再让住在布累肯瓦尔夫的这个人绘画。我的父亲和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早已相识，我是说，他们从小就相识了，由于都是格吕泽鲁普人，他们之间不用语言就能相互了解，或许还能够了解彼此的处境，以及如果这种境况延长下去的话，这一个将给另一个带来什么结果。
至少，父亲和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的会面还完好地保存在我记忆的保险箱中，因此，我自信地打开了练习本，把小镜子放到一边，试图描写我父亲骑车到布累肯瓦尔夫去的过程。不，不只是描写他骑车前往的过程，而且也描写他为南森设下的圈套，那些逐渐引起南森猜疑的简单和复杂的诡计，各种花招和迷魂阵，按照科尔布勇博士的意思，我还得描写他在履行职责时的快乐。我做不到。我没写成。我一再从头回想起，我如何目送父亲向大坝走去，他有时披着风雨衣，有时没披，在有风或无风的日子里，在星期三或星期六，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我心中太不平静，太波动，太杂乱无章；父亲还没有到达布累肯瓦尔夫，就在我眼前消失了，代替他的是一群纷飞的海鸥，一条满载的挖泥煤的旧船在风浪中摇晃，或者一个降落伞在浅滩上空飘动。
展现在我眼前的主要是那堆很旺的小火苗，它烧毁了我回忆起来的一切情景和事件，将它们烧化，化为烈焰。如果火舌卷不着它们，不能把它们烧化，使它们变作焦炭的话，那么，抖动的火苗也会把它们遮掩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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