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呼喊》《大突破》作者马立诚在改革开放30年到来之际,又一振聋发聩世巨制。指点中国改革史,历数千年变法梦。
中国历史悠久漫长,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都获得成功,但是十几次大的政治改革基本失败了。为什么会这样?这一直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谜。以至于有人说:中国人可以屈从暴力,但是却不能进行制度创新。真是这样吗?纵观世界,日本有明治维新,英国有宪章运动,这些改革都彻底改变了其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因此,总结中国历史中改革的成败得失,对我们今天的文明进程很有益处。马立诚编著的《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从此点出发,梳理了中国历史两千年来十三次有影响力的社会改革,详细剖析了历代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培根云:“读史可以明智。”信否?
马立诚编著的《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的13个精彩故事,悬念迭起,惊心动魄,内涵深远,影响至今。
《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的13个故事,扇面般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3次改革进程,并且把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和西方同一时期的改革对照起来加以比较。这一主题,在当前的“历史热”中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
13个精彩故事连缀在一起,形象地描画出中国改革史的轮廓。动感现代的文笔、别出心裁的结构、突破陈规的解读和枝繁叶茂的细节,更增加了阅读的魅力。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当代中国改革大业,与历史中国的诸多改革息息相关,不论是发动时机、战略选择、机会把握还是难点所在,乃至改革哲学等各方面,都能从历史的观照中找出相应的影子。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应当汲取;而那些失败的节点,更值得深思。
改革就是拐点,成功和失败都是拐点。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多失败,我们已经丧失了太多机遇。
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方兴未艾,潮流涌涌。为了进一步摆脱羁绊,攻坚拔城,争取更大辉煌,比对以往的改革,举一反三,实为不可或缺的明智之举。
改说汉话
和服装改革相比,改变语言要困难得多。虽说弱势语言向强势语言靠拢是古今皆然,但语言的势力根深蒂固,不是闹着玩的。五四之际,鲁迅、钱玄同等人想废除中文,改为拼音文字,结果闹了场笑话。谁都知道,绝改不了。但是元宏居然破天荒做到了。原因之一是中古时代北魏皇帝残忍粗暴,威权很大。一声令下,哪个不听,是要灭九族的。二是鲜卑族毕竟人口不多,改革基本面不大,成本相对较低。
其实,鲜卑人开始崛起之际,要求汉官讲鲜卑话,那时候所用的汉官不多。即使如此,朝廷上也是汉话和鲜卑话杂用,障碍极大,朝廷不得不设置名为“译会使”的翻译,行政效率打了一半折扣。后来北魏扩张成功,疆域辽阔,鲜卑人成了少数,从上到下语言不通的矛盾日益突出。头脑清楚的元宏力主改弦更张,废弃鲜卑话。
当然,元宏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我们在迁都一幕中已经看到,在导演才能方面,元宏比目前国内某些大片导演的本事更大,能把假戏演真,不至于在演出过程中穿帮露馅,让观众发出不齿的笑声。除此之外,元宏还是一位刚柔相济的思想工作者。
服装改革之后半年,495年6月的一天,元宏又和他的大臣聊起来了。
元宏问:“你们是希望我远追商朝、周朝呢,还是希望我连汉朝、晋朝都不如?”
大臣们回答:“臣等愿意陛下超越所有前代君王!”
“既然如此,那么应该移风易俗呢,还是因循守旧呢?”
大臣们昕出点音来了,不知元宏下一步又要干什么,只好惴惴不安地抽象回答:“愿陛下圣政日新。”
“那么,是只图当前混得下去呢,还是要传给子孙万代呢?”
大臣们面面相觑,答道:“愿百世相传。”
“好,大家思想统一了。既然如此,必须加快改革,谁也不能违背!”
大臣们众口一词:“上令下从,谁敢违背?”
元宏把锅盖揭开了:“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兴。我今天说一说‘言’的问题。现在我决定禁止说鲜卑话,一律改说中原汉话。”元宏看看大臣们惊愕的表情,慢慢说道:“当然喽,三十岁以上的人,改起来也难,可以放宽要求。但是三十岁以下的,必须马上学习说汉话,不得有误!如果故意违背我这个命令,就要降级或者撤职。你们觉得怎么样?”
大臣们已经被元宏旋风式的改革弄晕了,多少也习惯了。他们知道这位年轻的君主志大气高,说一不二,只能顺着来。于是都低声回答:“一定贯彻陛下的指示!”
元宏又说:“我曾和李冲商量过改说汉话的事。你们猜猜李冲怎么说的?他说,四方之人,口音不同,没法说谁的好。干脆,皇帝说什么话,就作为正音好了。李冲说这话不动脑子,光拍马屁,一点不负责任!”元宏把头转过来冲着李冲说:“应该叫御史把你拉出去!”
李冲吓得连忙摘下帽子:“臣罪该万死!”
元宏说:“如果谁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当面提出来讨论。我最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朝廷上遵旨,私下里抗旨!”
元宏的改革,促进了鲜卑人对汉语的研究。在鲜卑人陆氏家族(由鲜卑族“步六孤氏”改成的汉族姓氏)中,出现了一位颇有建树的汉语声韵学者陆法言。同时,鲜卑族的民歌也译成了汉语,收集在《乐府诗集》中的大部分北朝民歌,就是在元宏下令改用汉语之后翻译的。
改用汉姓
改说汉话之后半年,急性子元宏又发大宏愿,要鲜卑人改用汉姓了。
鲜卑人的姓氏多为复姓,如拓跋、独孤、贺楼、步六孤、丘穆陵等。
496年正月,元宏颁布诏书说:“北方人把土称为拓,把君主叫做跋。我们北魏也是黄帝的后裔,以土为最尊贵,所以叫拓跋氏。土为万物之元,拓跋氏改姓元氏。诸位大臣的复姓都要改为单音汉姓。”
元宏首先带头,将皇族的拓跋氏改为元氏(元宏原名拓跋宏。本文使用的元宏,即为改用汉姓之后的名字,其他皇族的姓也改为元姓),定为最高门第。
接着,把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把独孤氏改为刘氏,把步六孤氏改为陆氏,把贺赖氏改为贺氏,把贺楼氏改为楼氏,把勿忸氏改为于氏,把纥奚氏改为嵇氏,把尉迟氏改为尉氏,以上八姓是北魏功勋之家。
当时北方汉族有四大高门: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元宏指定,鲜卑族的八姓与汉族四大门第地位相同。
元宏将鲜卑族的一百多个姓氏改为汉姓,改姓后的地位与汉族的不同门第互相对应。元宏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通婚。他带头将汉官李冲的女儿立为皇后,还让自己的弟弟娶汉族世家女子为妃。
元宏这些眼光远大的举措,有利于巩固北魏政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鲜卑族和汉族的双赢。就促进中国北方各民族大融合而言,元宏真可以说是千古奇人,居功至伟。元宏的改革内容不止于此,限于篇幅,不能尽述。但上述几条改革措施,有一条能做到已属不易,元宏却能在较短时间内一一实现,惊心动魄,势如破竹,若有神助,可谓奇迹。这是很难为后人复制的。
471年,元宏5岁时就受父亲禅让,当上了皇帝。490年,担任监护职责的冯太后去世,24岁的元宏开始独立执政,这以后,掣肘不多,元宏大权独揽,天资聪明,文武兼备,意志极为刚强,这些都是他推动改革的有利条件。
元宏的改革范式是威权高压,破釜沉舟,你死我活,立竿见影。这也打上了北魏皇帝威权独大的印记。
499年,元宏病重去世,年仅33岁,至为可惜。元宏的继任者北魏宣武帝及孝明帝宠用奸佞,荒淫贪婪,国事日衰,这是后话了。
普列汉诺夫说过,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和民族,一定会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和民族产生吸引力,反之则不然。面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对象,不同的人会采用不同的对策。元宏是见贤思齐,奋力改革,结果使北朝文化日渐发达,黄河南北摆脱了西晋末年以来战乱频仍、停滞衰败的局面。就近代以来各国改革的情况来看,日本明治维新有一点元宏的气魄,堪与元宏的改革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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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历史的拐点》首版上市的时候,青年作家张悦然给我发来一条短信:“马老师,我在上海火车站排队,前面的一个人正在看你的《历史的拐点》。”读者喜欢这本书,总是高兴的事。现在,这本书在书店里找不到了,经常有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向我打听这本书。前些日子,一位刚到北京任职的官员通过秘书向我索要这本书,我找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朋友帮忙,给他淘来一本。幸好,人民日报出版社现在决定再版这本书,也许能够满足一些读者的需要。
走进书店,历史书满坑满谷。同一个皇帝的传记,出了十几种不同的版本,也不新鲜。但是专门描述中国改革史的书籍,却很鲜见。这或许是《历史的拐点》还有生命力的原因吧。当然,更深刻的原因,是当前中国正在持续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在这样的时刻,看一看两千多年来老祖宗的改革故事,有哪些经验教训,无疑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此书出版之后,国内两家电视台曾经找到我,要求把这本书的13个改革故事改编为电视讲座。他们说,再讲皇帝的故事没有意思了,讲讲改革,贴得更近。可惜因为我手头事情太多,没有进行下去。不过从这件事看来,人们对于改革的成败,是很关注的。
这几年,中国人思想的一大变化,是渐渐告别了革命,认同改革优于革命。逐步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体会到,那种全输全赢的革命战争方式,中国再也玩不起了。革命总是带有大量暴力和非理性因素,而且革命之后就一定能够实现铲除腐败、公平正义的目标吗?谁也打不了保票。对比一下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哪一种方式能够更好地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发展?只有改革。从这里来看,中华民族的生命与生机,即在于改革。
进一步说,改革也有激进渐进之分。现在的中国,提起激进改革,很多人皱眉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渐进改革震荡最小。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固化了渐进改革的意识。然而,历史的回答却不是单向度的。激进改革也有成功的,比如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渐进改革也有失败的,比如清末从洋务运动到慈禧宪政,中途耽搁太多,一度还有倒退。在大势已去之际,统治者紧急抛出彻底改革的方案,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改革而言,该加快时加快,该渐进时渐进,一切要依具体条件而定。一味求稳,也可能贻误时机。
按一些学者分析,目前我国的改革已经掉人“转型陷阱”,渐进改革陷人停滞状态。一些既得利益集团觉得目前的体制最有利于钻空子捞钱。如果退回到计划经济,捞不到那么多钱;前进到法治社会,不方便弄钱。因此,他们企图把目前的过渡形态的体制固化下来,使中国社会长期陷入畸形化:一方面是越来越膨胀且不受制约的权力,另一方面是非规范发展的经济。两者结合在一起是什么结果,可想而知。
对此,很多人抱悲观态度,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太大,奈何不得。其实,每个国家每个发展阶段都有既得利益集团,中国历史上也是如此。这里要问的是,既然都有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有的时候改革能够推行下去,有的时候却陷入停滞呢?邓小平发动改革的时候,也有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既得利益集团,他为什么能够推动改革?显然,关键是领导者的魄力、决心、勇气和审时度势的能力,以及是否能够动员一切力量投入改革。怎样跨越既得利益集团的障碍?本书13个故事提供了不同案例。商鞅很坚决,但是太血腥。他把700多个反对变法的贵族,全部在渭水边上斩首,使改革减少阻力走向成功。北宋宋仁宗也决心改革,重用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但是仁宗太软,遇到抵制就首鼠两端,最后向既得利益集团屈服罢黜范仲淹,改革失败。
眼下民间流传“改革和革命赛跑”,这是对改革缺乏勇气的批评与担忧。小到身边的出租车体制改革,大到放开民间金融的改革和官员财产公开申报的改革,多年来“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就是例子。从1978年起,痛下决心改革才有今天,而今事业未竟,途程刚刚一半,犹需振奋精神,将改革进行到底,否则机不可再,难免造成杜牧在《阿房宫赋》一文中所警示的那样:“而后人哀之”。
时下再版这本书,希望能对促进改革贡献绵薄之力。
作者
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