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丰著的《知青私人词典——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以一个上海青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江西农村插队落户的经历为依托，白描式地记录和展现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既涉及插秧、割稻、榨油、碾米、抽水、砍柴、种菜、养猪、酿酒、打铁、锯板、制篾、做豆腐、造新屋、修水库等各种生产活动，又介绍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娶亲嫁女、过年过节等各样民风民俗，给正在远去的时代留下一份比较翔实的记忆。

一段漫长的岁月，一条坎坷的道路。

面前的这部《知青私人词典——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写的就是这段岁月的一个侧面、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身影：一位知青的十年插队生涯。作者夏建丰文笔质朴流畅，态度平和宁静，不雕饰，不滥情。跟我读过的其他同类作品比，此作大异其趣，无以名之，只好说是毫不着力地独树一帜。讲故事则娓娓动听，谈民俗则巨细靡遗，阅读时，常让人联想起宋朝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范成大是大家，不好跟他比文学上的成就，但就提供史料的丰富、翔实，恐怕要让本书作者出一头地。此作在民俗学、社会学上的价值，也不应忽视。

序言一

序言二

写在前面

B(毕业)

 毕业分配

 初到里陂上

J(季节)

 春：守秧田、摘秧栽禾和蚂蟥

 夏：双抢大忙

 秋：铲茶山、摘茶籽和榨茶油

 冬：修水库

M(民情)

 衣

 食

 住

 行(交通)

R(日月)

 1975年——谓我何求

 过年过节

S(生产和生活)

 赤脚和穿鞋

 掮竹

 铲田坳和筑田塍

 碾米

 抽水和捉鱼

 砍柴

 种菜

 养猪、杀猪和杀猪宴

 酿酒

 做豆腐

 狗的回忆

 遇险

 挨饿

 受冷和烤火

 剃头和修面

 松光、火吊和救火

 打铁、锯板和制篾

T(天灾)

 水灾

 虫害

W(问题)

 交公粮和瞒产私分

 “红管家”

 评工分

 开会

 不合作、撤职和查账

 械斗

 报纸和广播

X(习俗)

 生老病死

 娶亲和嫁女

 教育

Z(知青大返城)

 人心思走

 知青大返城

附录一 “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

附录二 全国的上山下乡人数

后记

毕业分配

1968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两年了。

从1966年6月开始，我们和全国中学生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停课闹革命”。为了“闹革命”，我们学校老师和学生一窝蜂地成立了各种红卫兵组织，以及五花八门的造反“战斗队”，批判学校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批判各种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好像当时的大多数人都是真心地要保卫毛主席，要使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不变颜色。

到了1967年初，“文化革命”进行了半年多，上海成立了新的政府“革命委员会”，要求各派红卫兵组织和造反队联合起来，学校里要“复课闹革命”。可是我们学校里的各派组织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和冲突，根本没有条件“复课”，各派人马忙着“闹革命”。那情形就好像是打开了阿拉伯魔瓶的瓶塞，里面的妖魔跑出来以后，就再也回不到瓶子里去了。复课闹革命成了一句空话。

一转眼两年过去了，革命的老师和学生在学校里面“闹革命”，打乱了正常的秩序，使得原本应该毕业的学生，无法正常地毕业。可是工厂里的老工人到了退休年龄，依然要正常地退休。于是，上海的工厂里有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很多工厂希望能够尽快地招收新的工人，来维持正常的生产和建设。

“文化革命”开始时，中学里有三个年级的初中生和三个年级的高中生，这六个年级后来统称“老三届”，我属于老三届里的“67届初中生”。

1968年5月左右，我们学校在1966年就应该毕业的66届初中和高中的学生，开始“分配工作”了。50％的同学分配到上海市区的工厂，10％的同学分配到上海郊区的国营农场，余下40％的同学等待以后再分配(俗称“待分配”)。

好像就在此时，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很快，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了上海所有的中学，我们学校也不例外，由“工宣队’，来管理学校了。

到了1968年8月，没有人宣布我们这些1967届的学生已经毕业，但我们已经面f临着“分配工作”。分配的方案是：42％的同学到上海市区的工厂，8％的同学到上海郊区的国营农场，余下50％的同学等待分配。

当时我姐姐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工作。哥哥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他的户口在大学里。按照分配规定，像我这样的条件，可以分派到上海的工厂，至少也可以到郊区的农场去。

可是当时正处在“文化革命”中“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我父亲在接受“隔离审查”，被关在铁路局机关的一个房间里，交代他个人历史上的问题。房间外面日夜有人看守着他。父亲的问题没有查清，我受到牵连，很快成了“待分配”，等待国家分配工作。

掐指算来，我从1958年9月到1966年的6月初，名义上读了八年书，中间除去一年病休(后来又跳了一级)，实际上只读了七年书。

到了1968年10月左右，我们1967届学生的分配工作结束了，分派到上海市区工厂和郊区农场的同学陆续离开学校，走上了工作岗位。

没想到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又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简单来说，毛主席要我们到农村去，是“很有必要，农村要欢迎。”

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经常要到学校里去参加政治学习，每个人都必须做好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思想准备。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自己可能的去向：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农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的林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插队落户，安徽省淮北的毫县插队落户，江西省吉安地区的永丰县插队落户，以及贵州省的独山县插队落户。另外，不在同一个学校读书的兄弟姐妹，可以下乡到同一个地方去。农村有亲戚的，也可以去农村投亲靠友。

到黑龙江农场和云南林场去的同学，算是国家职工，每月有固定工资，还有吃饭的食堂。但是到边疆的路途遥远，交通十分不便。到黑龙江军垦农场，路上要花三天时间。到云南边疆去，有一个星期的路程。

插队落户也是国家组织去的。学生以十个人左右为一组，由国家安排，插到农村最基层的生产队里去，集体落户，就是“插队落户”，简称“插队”。学生和农民一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和农民一样记工分来取酬，叫作“同工同酬”。

至于到农村的亲戚家里去“投亲靠友”，那是属于学生的个人行为，国家基本上不管了。

我回家向母亲请教，我应该申请去什么地方。母亲说，江西近，又是吃米的地方，你申请去江西吧。

按照学校规定，我们班级有一个去江西插队落户的名额，却有四个人报名。最后，老师说我身体弱小，决定让我去江西。我想，在父亲遭受“隔离审查”期间，自己能有这样的结果，应该是老师在暗中同情和照顾我呢。

去江西前，学校召集我们去江西的同学开会，我在会上遇见了68届乙班的崔应辉同学，定下来我去江西省永丰县鹿冈公社先锋大队。具体分到先锋大队的哪个生产队去，得等我们到了那里，由先锋大队来决定。

接下来是注销上海户口。我凭着户口注销证明，购买了棕红色人造革皮箱一个，灰色棉毯一条，白色蚊帐一顶，米黄色搪瓷大口杯一个。我另外还买了手电筒、仿制的军用水壶、农村卫生手册等等。全部行李是一个铺盖卷和一个箱子(1989年，我把这个箱子带到美国，1993年第一次从美国回上海探亲时，箱子在上海虹桥机场粉身碎骨)。

临行前，母亲决定为我做一件短棉大衣。因为父亲的缘故，此时家里存款已经被银行“冻结”，无法取出来，我们依靠每人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费来度日。家里还有布票，却已然没有余钱去购买做大衣的卡其布面料了。我看着母亲在家中的衣橱里东翻西找，先是抽出一条海虎绒毛领，又找到一段蓝色的人造棉布料。母亲抖了抖手中软绵绵的料子，说：“啐，将就点了，现在天天吃卷心菜。”

两天以后，我穿上了母亲做的棉大衣。“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面对即将远行的儿子，母亲的情意都缝在孟郊的《游子吟》里面了。几天后，我穿着这件新大衣，登上了去江西的火车。

1969年3月3日上午，把行李送到学校，由学校统一托运。下午，我到铁路局机务处的隔离室看望父亲，告诉他，明天我要出发到江西去了。我请父亲放心的同时，也请胆小的父亲要正确对待革命群众的审查，一定不要胡思乱想，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说的两条：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我的意思，是请父亲尽量不要去抗辩。因为父亲的身边有人看管，所以其他的一切，均在不言之中了。

P3-7

一段漫长的岁月，一条坎坷的道路。

我面前的这部书稿写的就是这段岁月的一个侧面、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身影：一位知青的十年插队生涯。作者夏建丰文笔质朴流畅，态度平和宁静，不雕饰，不滥情。跟我读过的其他同类作品比，此作大异其趣，无以名之，只好说是毫不着力地独树一帜。讲故事则娓娓动听，谈民俗则巨细靡遗，阅读时，常让我联想起宋朝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范成大是大家，不好跟他比文学上的成就，但就提供史料的丰富、翔实，恐怕要让本书作者出一头地。此作在民俗学、社会学上的价值，也不应忽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已有四十余年，身历者都已渐人老境。当年的环境、经历有差，后来的境遇、地位也不一样，当这些老知青回望来路，难免各有各的解读，各有各的感慨，各有各的领悟。在某些老知青那里，那段岁月给与他们的主要是磨炼，磨炼的收获体现为他们日后的成功。农村是炼狱，终成正果证明了他们本就在黑暗中闪亮的优秀品质。在另外一些老知青那里，插队是被强加于身的苦难，苦难的影响导致他们的后半生的失意、平庸、乃至困苦。农村是地狱，进去打一个滚再出来，阴森的寒气会纠缠人一生一世。具有上述两种极端看法的老知青，可能不多，但用今天投射昨天，用过往注解当前，是人情之常。所以两端之间自然有个模糊的分界，据说，一边是标榜“青春无悔”，另一边则慨叹“不堪回首”。本书对知青历史提供了有异于前二者的视角，是其尤为可贵之处。

二十世纪的1966年到1968年，正当“文化革命”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另一狂潮悄悄逼近。“战后婴儿潮”这个说法，我是到美国后才听到的。这潮水在西方涌上了海滩，在中国则是惊涛拍岸。从1960年代初开始，初中教育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开始普及。高中教育也有相应的、但远不成比例的发展。文革中的中学毕业生向何处去？升学，师资和校舍在哪里？就业，刚刚起步的工业如何容纳？海量涌入城市工商业的就业人口，即使收入水平再低，也将吞噬大量的工商业积累。在工业化的初期，这样的失衡难以避免。要么是普遍贫困下的停滞，要么是有人做出牺牲。为了牺牲，需要激动人心的口号，同样少不了强制。可以质疑口号所宣称的附加价值，可以谴责强制的正当性，但口号和强制代表的是不得已的抉择。在漫卷的红旗下，在喧天的锣鼓中，知青走向中国工业化的祭坛。从1966年到197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年平均增长率为7.1％。

这样说来，“青春无悔”和“不堪回首”岂非同属一派？二者的前提都是，我们本该是城里人。我们下乡了，小姐落难、书生蒙尘，我们为民族牺牲，我们为国家奉献。告别农村之后，混得好，我们有资格格外骄傲；混不好，我们有权利怨天尤人。因为我们被耽误了。据说，上山下乡耽误了整整一代人。但是且慢，真是“整整一代”吗？知青1700万，当年中国的人口在八至十亿之间，其中约五分之四是农民。也就是说，将近有一亿与我们同龄的农民兄弟姐妹做出过跟我们同样的牺牲、同样的奉献，还要加上他们的父兄！没有人问过，他们的青春有悔无悔，往事可堪回首。就算是去问，恐怕他们也顾不上进行如此充满激情和哲理的思辨，天亮还得下地，从土里刨食，通过农业税和剪刀差为工业、科技、教育、国防输血。

知识青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也许是仅见的最自恋的群体。我自己也在这个群体之中，跟本书的作者相仿，曾插队十年。回忆文章不说了，我自己也写过几篇。单看文艺作品，除了诗歌、小说、绘画、电影、电视剧之外，还有音乐，独唱的、交响的、汇演的、巡演的，从知青回城到现在就没断过。说“自恋”其实并不确切。我们是怕，怕被社会遗忘。王朝建立了，跟着打江山的会论功行赏。革命成功了，革命者会受到尊崇。我们也革过，也苦过，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早早下了岗，几乎全部人都已经退休，除了我们自己，好像没有人还记得我们这个群体。这也难怪，知识青年毕竟没有完成正常的中学教育，而时代已经不同了。

时代不同了，这回是几亿中国农民进城务工，是谓“农民工”，他们生活在城市社会的底层，很少得到城里人的平视和尊敬。

时隔将近四十年，本书作者仍然记挂着和他共同劳动、生活了十年的农民。

拨开一个个王朝的灰烬，传递文明的薪火；捱过一次次战争和饥荒，保存国家的生机；祖祖辈辈日复一日地艰辛劳作，守护民族复兴的希望；抛家舍业成群结队地走向城市，用血汗为古国的经济腾飞奠基；这就是中国农民。

在那段漫长的岁月中，曾与你们相伴；在那条坎坷的道路上，曾与你们同行——我们终生难忘。

我写《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并不是写小说，只是把亲身经历的事情写下来。但是那段经历已经过去了四十年，纵然有再好的记忆力，也仍然会有许多讹误。所以最近两年归国期间，我都回到里陂上村，尽可能地找到当事人来核对事实。

感谢当年同在鹿冈乡插队的知青朋友帮我纠错，其中最认真的是夏元麟先生，洋洋洒洒密密麻麻，列出了近五十条意见。

我想介绍一些当年的器具，可是老物件的实物很难找了，网络上也找不到永丰县传统的农业器具的图片。实在不得已，我开了一张很多老式器具的大单子，请求鹿冈乡的领导当作工作任务布置下去，发动村民“按图索骥”，使我能够拍到一些比较像样的照片，作为插图放到书稿里。

写出初稿以后，感谢华东师大出版社的社长，她在百忙之中居然读完了书稿，给予我巨大的支持。

因着发达的技术，我和立平通过电子邮件把书稿发给诸多朋友，请朋友广为传发，在频繁的电邮交流中得到了真诚而不是敷衍的肯定和鼓励。现从朋友往来的电邮中。选取四篇。

电邮之一

马立平、夏建丰：你们好！

这几天我忙里偷闲，看完了夏建丰的长篇回忆录《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郦荣才还没有看完)心生感慨。此书勾起了我们对那段久远而又刻骨铭心的往事的回忆，因为很多是我们的共同经历，感到非常亲切，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写下来，夏建丰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真不容易！向你们表示敬意和谢意！

我一直比较喜欢看知青自己写的上山下乡回忆文章，夏建丰真实全面地记录了十年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对里陂上村，对“三农”的了解之深，已经不亚于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文章对知青、老依和干部等人和上山下乡运动的描写，客观而有情有义，很细腻，很生动。

对于我们逝去的青春，我的感悟是：“无悔”和“有悔”其实是并存的。现在老了才认识到，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两面的，积极与消极，真善美与假恶丑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作为个体，生活的社会和时代是不能选择的，关键是自己要有定力，就看你怎样去想，怎样去做。

我也很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给自己和后人一个交代，可是力不从心，说没有时间是借口，主要是语文水平和文学素养不够。看以后能否争取写一些。

夏建丰的汉字功底了的，很多方言都能找到相应文字，例如“圾”字，在我们村前，过了小桥的一片开阔地，老儇叫“圾上”，我知道有这个字，但最近要标在照片上，就是想不出，类似还有很多，学习了。另外，书中我名字非“萍”，而是和马立平一样的“平”，这可不要想当然哦。

还有很多感想和感慨，等见面再谈吧。

祝你们一切顺利！

陈亚平、郦荣才2014年3月9日

电邮之二

立平：

你好！最近很忙，但还是被夏建丰的插队回忆录吸引住了，一打开就难以释卷，到今天看完了，还觉得兴犹未尽，希望他还能再写下去。虽然老夏的文字多是平铺直叙，没有很多的修饰，但内容的翔实、生动，更显示了这本书的真材实料。尤其是其中对各种工艺农艺的具体描述，让我想起《天工开物》。由于科技的发展，很多老的手工艺都已经失传，或者即将失传了。能够记录下来，是很珍贵的史料。书里面的许多小故事，非常有趣，没有具体的生活经验和一颗敏感的心，是不可能编造出来的。类似于他一脚踩到牛粪里，却因为那温度而不肯拔出脚来的情节，出人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看到这里让人忍俊不禁。

总体来说，这本书也反映了老夏的为人和个性。作者既不掩饰对自己的好学、聪明、坚忍、仗义的自豪，又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弱点，没有把自己写成高大全。从书中能够看出他对生活的热爱，对政治的淡漠(也正因此，这本书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相对来说描写得少了一些)，还有对你马立平的崇拜——书中对你的具体描写不多，但通过那几笔剪影式的描写，他刻画出了他心目中的女神！

倪培民

电邮之三

立平：

夏建丰的书稿是新鲜出炉的，让我先读为快了。一本好书。好学、善学，才能有如此好的记忆。把平凡的农村生活写得有棱有角，有声有色，不容易。没有虚构，没有塑造，所以从本质上讲是历史记录，属于口述史、传记史一类。这类史往往可以有文学上的发挥。夏先生的书稿又一次证明了文学上的一条真理：生活是文学的源泉。

插队生活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记录它们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也有一定的乡村生活经验，共鸣之处颇多。如杀牛过节、踏水车、耙田、锄草、插秧、建屋上梁……都是很有意思的事，很有知识的事。

谢谢夏建丰唤起我不少文革中在农村(皖南休宁)的美好记忆。

丁证霖

电邮之四

读夏建丰《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

首先，这是一本和我以前读过的有关下乡知识青年的书非常不同的书。上大学的时候，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读过一些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文学作品，都是伤痕文学。那些都是文学，不是历史，所以虽然和我自己的亲身体验不同，也不能说人家写得不好。前几年主流媒体好像又在上演有关知识青年的电视剧，仅看看广告就知道在“歪曲历史”，根本就没有兴趣再看。而《插队十年》能够吸引我一直读下去，原因是什么？

1.读这本书，让我想起《天工开物》。我没有看过《天工开物》，仅仅是在读一些科普书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介绍古代各种技术的。《插队十年》中有对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在江西农村从事各种农业、副业活动的相当详细的介绍，包括使用的工具和操作的方法。其中有些活动，例如挑水、烧柴灶，我小时候在安徽南陵也经历过。所以书中的描述激起我的同感和兴趣。

2.作者写的东西很客观，而且能让人体会到他对那十年生活的一种乐观和达观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这本书很不一般。他这种态度尤其令人佩服。不知道完全没有农村生活的人读了他的书会不会有深切的体会，我插队两年的经历和他的经历相比，绝对可以用“幸福”、“幸运”来形容，这也使我能感觉到书中平静描述的一些事情其实惊心动魄，即使没有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十年漫长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动，也不是“艰难”二字就可以概括的。现在的励志书常说“态度决定一切”，《插队十年》就是一个极好的实例。

3.最近读了梁漱溟的传记才知道梁在1930年代就对乡村建设有相当成功的尝试。梁是要用知识来帮助农民，并拯救中国的传统社会。《插队十年》对农村社会的描写，虽然不多，但是很真实。对那个年代的真实记述非常少，官方的记述不会这么详细，历史学家或许也不屑或顾不上记述，农民自己也不会记述。作者的记述就一定非常宝贵了。因为当时那样的社会和民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胡闰莓2014年11月12日

感谢永丰县人大、教体局、侨办、侨联、驻沪办工作的朋友们，每次我到永丰，都受到你们热情的接待和帮助。

念兹在兹的依然是里陂上村的乡亲们，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本书。

夏建丰201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