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栋著的《浮萍时代》所选小说大都是城市题材，描绘的是青春的迷茫和对城市的困惑。写年轻人如何在城市生活和扎根，如何慢慢适应和融入一座城市的故事。小说直面我国城市化进程，写城市之变，人心之变，价值观之变，写了在社会巨大复杂的变革中，个人所普遍经历的那种努力和挣扎。

《浮萍时代:刘玉栋短篇小说集》收录的短篇小说有浮萍时代、生活无痕迹、傍晚、肉体与时光、堆砌、日出日落、傻女苏锦、家事、头场雪、淹没后来、绿衣、午后、危楼听歌、酒水空间、向北、梦中的大海、锋刃与刀疤等。

《浮萍时代》作者刘玉栋。

浮萍时代

生活无痕迹

傍晚

肉体与时光

堆砌

日出日落

傻女苏锦

家事

头场雪

淹没

后来

绿衣

午后

危楼听歌

酒水空间

向北

梦中的大海

锋刃与刀疤

白雪一片

黢黑锃亮

一个哈欠打去的梦

一个螺旋形的梦

蛇

白色

玫瑰街角的两个老人

灵魂伴侣

打野鸡

父亲上树

红斑

那个槐花飘香的春日之前，我和红羊互不相识。我根本就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红羊的女人。

现在我回忆起那个下午。那个下午十分安详，我坐在屋内的转椅上，窗外阳光如织，一切有形的东西似乎都在无声地静止着，无形的也只有槐花的馨香在轻轻地流动。

那个四月的下午，我坐在伴随我多年的转椅上想些什么，现在如若回忆，即便绞尽脑汁，也是枉费心机。在那个电话打来之前，我的脑海中是一片空白，也许是一片混沌。

电话是一个叫红羊的女人打来的。她用一口好听的普通话问我的名字，声音特别柔美，但我能听出她是一个南方人，一个南方的女人。我预感到将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我理不出一点儿头绪。

电话里的女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她。她说对，一点儿不错，就是你。我莫名其妙。她说她叫红羊，刚从海南来（果不出我所料），有事要见见我。我更纳闷，我说我们并不认识。她说见面就认识了。这时，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她的疲惫。最后，我们约定，晚上我去她所住的宾馆找她。

红羊住在本市一家比较豪华的宾馆里，它的外表能使人想到一幅世界著名的印象派油画。红羊给我留下的住址是316房间，我不知道是在服务台给她打个电话，还是直接爬上去找她。我正站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棋不定，一位身着艳红色旗袍的小姐向我款款走来，带着叫人着迷的微笑。这位是黑皮先生吗？我急忙点头称是。那边一位小姐正在等你。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到了不远处靠在沙发里的红羊。

我走过去。我说：你是红羊小姐。红羊稍欠身叫我坐在她对面的沙发里。这时，我看到一张女人憔悴的脸，特别是那一身黑呢套裙，使她的脸愈加苍白。我看到一丝惨然的笑。

穿红旗袍的服务小姐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个精制的皮夹，问我要点什么。我打开皮夹故作认真地看了看，说就来杯天然椰子汁吧。我把皮夹递给服务员，又突然意识到还有这位红羊小姐。我正准备再说什么的时候，红羊指了指摆在她面前的一杯不冒热气的咖啡。  我尴尬地笑了笑（确实尴尬）。我说：你认识我？

红羊摇了摇头。红羊说：可我一眼就看出，你就是黑皮。

见鬼。我还是笑了笑。我想说我并不认识她，可我没说出来。

红羊说：鬼子常跟我提起你。

鬼子！我的同学。鬼子！

鬼子犹如一颗炮弹，把萦绕在我头上的那团迷雾，炸得烟消云散。

我长长地“噢”了一声，我说：你是……

鬼子的朋友。红羊说。

鬼子呢？鬼子没来？我急切地问。

红羊端起咖啡，没喝，又放到茶几上。红羊说：鬼子死了。

鬼子

鬼子是我大学时的同学。我跟鬼子有五年没有见面了。

说起来，鬼子这不伦不类的名字还是我给他起的。他当时的小胡子很密很短且都生在鼻子下面仅有的那点面积里，很有些像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的鬼子兵，所以我就开始叫他鬼子。鬼子也很高兴，后来鬼子跟陌生人自我介绍时就说，哥们儿都叫我鬼子，你也这么叫就是了。

鬼子出生在一个平民之家。鬼子的家在这个城市东部一条叫蛇街的深巷子里。鬼子的父亲是个嗜酒成性的煤站工人，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你送给他一瓶白酒（不论是什么酒），你就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会红着眼珠子跟你论哥们（不论你年龄多么小），扯他年轻时那些荤不拉叽的事儿。因此，我去鬼子家时，总是花上一块二毛钱买一瓶不论是假是真的劣质白酒，叫鬼子的父亲跟我论一通哥们儿，捞鬼子点便宜。

鬼子的母亲是一家街道小厂的仓库管理员。她唯一拿手的好菜是“醋熘白菜”。每当她端着那盘醋熘白菜自我欣赏地炫耀一番时，我总是在她飞舞的唾沫星子下食欲全无。

鬼子鹤立鸡群地站在他兄妹中间时，我就恍惚地感觉到，鬼子的潇洒来自上帝的安排，他父亲邋邋遢遢的脾性在他身上没留下一点痕迹。

1988年的春天，我们即将毕业。1988年的春天，一股前所未有的抢购风席卷了中国大大小小的每一座城市。彩电冰箱的价格在一夜之间成倍暴涨，但城市的人们仍然像不花钱一样往家里搬运。鬼子家只有一台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鬼子的父母在一群同事的鼓噪之下骚动不安，但他们所有的存款加在一起还买不到一台彩电。为此，他们叫苦连天，抱怨世道的不公，鬼子在责骂之下成了他们希望的寄托。他们希望鬼子早日参加工作，减轻点他们身上的负担。P1-3

文学批评往往有删繁就简的惯性，在展开对某位作家的评析时惯于就某些声名显赫的作品踵事增华，而失察另外一部分没那么有影响却一直潜滋暗长井对作家未来走向发生意义的作品。作为新世纪山东文坛新生代力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刘玉栋似已被牢牢锚定在乡土道德守望者的位置上，固化为齐鲁大地道德理想主义庞大文脉中的又一明证。这一来是因为他乡土题材的小说委实出色，《我们分到了土地》、《给马兰姑姑押车》、《葬马头》、《火色马》等名篇更是连获殊荣；二来他对故乡齐周雾小村的诗性书写，确能接续到萧红的呼兰河、师陀的果园城、林斤澜的矮凳桥、韩少功的马桥等先贤前辈的小镇谱系，俨然构成新世纪乡土写作的新地标。但熟悉刘玉栋创作的读者都知道，乡土只是他文学世界的二分之一，他还有另外二分之一的城市题材小说，而且这些作品在风格上迥异于他温婉体恤的乡情挽歌，从主题、叙事到结构、修辞，无不闪烁着鲜亮的先锋光泽，它们咄咄逼人的异质性的锋芒，对于刘玉栋本人乃至新世纪的山东文学，都起着重要的揭蔽效用——我一直认为，要真正理解他的乡土世界，必须先从他的城市题材小说说起。这本《浮萍时代》的及时出版，其意义当也在此。

与小说集同题的《浮萍时代》标明写于1993年4月，是集子中写作产时间最早的一篇。今天看来，这篇近20年前的作品，对城市人际关系疏离性的影射依然不失精准。一个叫鬼子的朋友的突然死亡给活着的人提供了检视人生过往的机会，可无论是在父母、朋友、老情人还是那个迷一样的叫红羊的女人那里，一种实在确凿的情感支撑始终阙如，“一切是多么没有意义”！西美尔在他的哲学随笔集《桥与门》中曾谈到，害怕被触及，害怕被卷入的距离心态最能表征现代城市人生活的感觉状态，距离成了现代社会个体存在的样武。而当商业逻辑把人从传统情感关系中抽离出来，漂浮性的感受于焉而起，于是“心理性的浮游不定的孤独个体感觉，如今被视为确定牢固的生活”，这样的个体生命感觉必然趋向于冷感与钝化。一如小说里“我”对友人之死的意义寻绎，终要落入情如“浮萍”的感喟。事实上，整个90年代，刘玉栋城市题材的书写都渗透着类似的意绪，他笔下的人物对他人和外在世界总有顽固而恒久的疏离，他们无力抗拒城市的异化而变得木然徒劳，他们在与本真状态的分离中孤独地生活或者死亡。甚至面对自己时他们也充满陌生。且看这一系列的小说题目：《后来》、《向北》、《越跑越快》、《傍晚》、《白色》、《淹没》、《堆砌》、《午后》……这些尽可能祛除了感情色彩的中性词汇透射出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漠，而在这背后是作者对脆弱的城市情感生态的不信与失望。较有代表性的是《后来》和《向北》。

《后来》里的郭明前妻带着儿子跟了一个玩具商，他与新认识的女友唐棣不温不火地谈着恋爱。他决定带唐棣回故乡去探视自己生病的母亲，濒临下岗的唐棣借乘火车的机会推销饰品并因为疲累而睡倒在别人的肩头，目睹这一幕的郭明选择自己下车离去。小说没有过多描写郭明心理的纠结，却让他在一瞥中触动深埋在心的暗疾：妻儿为了更体面的生活离他而去，而现在的唐棣也为了生活的体面疲于应对，虽然他们没有正武结合，可轮回的迹象已历历可见。小说第一旬写到：“后来，郭明就认识了唐棣。”不过“后来”的故事没有救度郭明，反让他尝到了又一层的跌落。“后来”之后还有“后来”，但对郭明来说重复的却依旧是昨日的故事。就题材而言，《向北》写的似乎是与《后来》相反的事件，小说写一对恋人准备去婚姻登记处登记；就传递出的人生况味而言，这个结婚的故事却比离婚的故事更显寒凉。“我”和刘萍在一个春天的周一早早出门去婚姻登记处，可到了地方却发现登记处搬到别处，有人告诉我们向北走，我们一路往北没有找到登记处，却发现前面是一条漂浮着白色泡沫的污水沟和一片开阔的拆迁地。小说有意把一对新人的琐言碎行和沿途所至作巨细无遗的记叙，隐喻性地暗示期待与现实的落差。这场被廷宕下的登记之旅昭示出作者存在主义式的命意，与其说是登记的目的地不明，毋宁说婚姻罗盘的指北针就是混乱的，它指向的不是诗意和甜蜜，而是迷惘与荒唐。在刘玉栋看来，城市除了会销蚀掉人们正常的情感认知外，还处处隐伏着种种不安稳的元素，在它们的觊觎之下，人们很难获取心灵的安适。在小说《蛇>中。他把这种不安稳借由虚拟的蛇的意向传递出来。一个因为高龄小产的女人落下了忧郁症的病根，丈夫为了抚慰她的情绪带她去海边疗养院。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但是一个客人提醒说海边的山上有蛇，反倒加重了女人神经兮兮的症状。一直到故事结尾，也没有一条真正的蛇出现，但其引发的话题和触发的惊悚却成了罩在人物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阅读这些小说，总让人不由得记起加缪的名言：“生存，就是使荒诞存活。”与之相匹配的是叙述者那种不无倦怠与惆惑的态度，也仿如加缪笔下那个对一切都置身事外的“局外人”默尔索，在格格不入的城市里遭遇一堵堵“荒诞的墙”。

在近年的新作如《打野鸡》、《父亲上树》、《红斑》中，刘玉栋对小说语体的修辞作出了新的尝试，他用调侃诙谐替代此前的漠然置之，藉着调侃的戏谑性与情节的黑色性之间的张力继续书写他对城市的别样体验。比如《父亲上树》，老父走失，儿子叫来朋友商量对策，不料老父失踪的中心议题却淹没在家长里短、夹缠不清，甚至是心事龌龊的闲谈中，而结，尾老父因为追女人上树的丑事在儿子灵机一动的渲染下居然变成真爱感人的正面新闻素材，让人顿有啼笑皆非之感。

几篇近作的再一个共同点是，与90年代的城市题材作品更切近呈现本质化的荒诞不同，它们的荒诞有了更关情现实的对应，像《红斑》便直指人类破坏环境之后遭致惩罚的命运。也许会有读者觉得，作者在叙事愈发圆熟的状态下，未能尽其少作中存在主义式的凌厉是件憾事。但我个人更愿意把它们看成作者的一次破壁，如果结合他近来的其他作品——比如长篇《年日如草》一起来看会更清楚，在从事约十年的乡土写作之后把目光再次投射到城市时，他观察的视角变得多向，视野变得阔大。他不再预设城市生活本质荒诞的生命感觉，而力图在脚踏实地的现实关注里来实践他“对人的内在困境和幽暗世界的真实开掘”的写作信念。因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读者定会看到他更富人性厚度更沉稳大气的城市题材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