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是由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采访了胡乔木夫人（谷羽）、子女、秘书及有关人士，查阅了文献后撰写的一本高层人物传记。全书配有珍贵的历史照片约40幅，并透过胡乔木，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一段重要的历史，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传记。

胡乔木，在中国拥有很高的知名度。然而，他的身世，除了过去新华社电讯所披露的千把字的简历外，人们所知甚少。本书第一次详细记述了胡乔木其人其事。

胡乔木自1942年2月起担任毛泽东秘书(初为文化秘书，后为政治秘书)，直至1966年6月“文革”爆发，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他被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参与起草了一系列重要的文件，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等。“文革”后，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出自他的笔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亦由他主笔……他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直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本书作者叶永烈采访了胡乔木夫人谷羽、子女、秘书及有关人士，查阅了大量文献，写出了这本《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这本书写的是胡乔木，实际上是透过胡乔木，写了中国共产党一段重要的历史。本书既是一本史实准确的严肃性著作，又以流畅的文笔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相信本书会拥有众多的读者。

第一章 最后的日子

 中共中央常委们纷至三〇五医院

 胡乔木的一家

 “秋深深未解悲秋”

 向巴金寿辰发出“迟到”的贺电

第二章 走上红色之路

 父亲胡启东乃盐城名流

 《中国青年》深深影响了他

 在清华园演出“危险的戏”

 在故乡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了浙江大学校长的死对头

 在上海出任“文总”书记

 冯雪峰通知他前往陕北

第三章 初入延安

 担任“安吴青训班”副主任

 谷羽成了他心中的“凤凰”

 “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

第四章 来到毛泽东身边

 王若飞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为《解放日报》写社论

 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整风的日子里

 读书成了毛泽东和胡乔木的共同爱好

 新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五章 “中共中央一支笔”

 随毛泽东飞往重庆

 毛泽东为“二乔”断名

 接二连三抨击蒋介石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出任中宣部副部长

 起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

第六章 新闻首脑

 “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

 反反复复修改《共同纲领》

 成为“新闻人物”

 毛泽东频频致函胡乔木

 发表《实践论》的前前后后

 每天指导着报纸工作

 终于累得病倒了

第七章 “大手笔”

 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署名内幕

 头绪繁多的种种兼职

 在杭州起草《宪法》

 第二次病倒

 出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写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第八章 “大跃进”年代

 在“不平常的春天”里

 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

 擂响“大跃进”的战鼓

 受到毛泽尔的批评

 批罢“西尼”驳“东尼”

 《人民日报》的“婆婆”

第九章 庐山风波

 在庐山会议上火力纠“左”

 终于摆脱政治危机

 依然是毛泽东政治秘书

 离开了毛泽东身边

第十章 “病中吟”

 “一介书生”的种种“故事”

 远离“阶级斗争”谈诗论词

 “没有百忙”的“好事之谈”

 又在追赶毛泽东的步伐

 写诗词使他和毛泽东恢复联系

 江青警告： “不计干扰主席工作!”

第十一章 “文革”风雨

 江青早已对他不悦

 《海瑞罢官》的“黑后台”

 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淡活

 怀着深深的失落感迁出中南海

 神情木然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盯”住了他

 红卫兵闯入胡宅大抄家

 在“一月革命”的寒风中游街

 周恩来的关照使他“免斗”

 戚本禹的文章掀起大风波

 毛泽东意外地来看望他

 足不山户闭门闲居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

 又一次“半点名”批判

第十二章 毛泽东之后

 邓小平重新起用胡乔木

 成为邓小平身边的笔杆子

 走过了一段思索的路

 抓住话剧《于无声处》大做政治文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出自他的笔下

 纠正沿袭多年“左”的口号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又一次起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出任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致力中共党史的研究

 考证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手稿

 为电影《武训传》平反

 协助邓小平审定《文选》

 依然在做着毛泽东的秘书工作

 倡议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十三章 “头号文化首长”

 季羡林：“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与老同学钱锺书的友情

 王蒙回忆胡乔木

 关注从维熙的小说

 解禁电影《黄河之滨》

 主动为聂绀弩的诗集作序

 《文汇报》总编辑眼中的胡乔木

 与周扬的论战

尾声

 最后的出访——访问美国

 最后的诗道出最后的心声

中共中央常委们纷至三〇五医院

199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相继来到北京三〇五医院。

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先来医院。接着，常委李瑞环来了。

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来了。江泽民未走，国务院总理李鹏赶来了。

傍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在为一位外宾举行欢迎仪式之后，在晚宴之前，抽空前来。

三天前，9月14日，薄一波和邓力群前来医院。

邓力群曾回忆说：

他病危的时候，陈云同志让他的秘书向乔木转达三句话：乔木同志为毛主席做了很多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为中央纪委做了很多工作。乔木那时还清醒，听了以后，很受感动，表示还要继续做工作。要他的秘书给他念文件，交代秘书准备做些什么事。可是第二天他就不行了。

两天后，9月19日，上午姚依林来，下午陈云、王震派山秘书来。

9月2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来。

他们都来探望一位病危的八旬老人。老人戴着氧气面罩，病情沉重，但头脑尚是清醒的。三〇五医院在9月12日发出了他的病危通知。

9月28日，新华社发出中共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讣告，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沉痛宣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胡乔木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2年9月28日七时十六分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胡乔木，他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是因为他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50年至1954年)、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4年起)、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6年9月起)、第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9月至1987年10月)，以及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然而，他最为人们所知的，还是他从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达二十五年。

胡乔木，人称“中共中央一支笔”。他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起草、整理、修改了一系列载入史册的重要著作、文件：

毛泽东的名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的；

《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书，是他协助毛泽东编辑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在毛泽东、党中央指导下，对起草这一历史性文献起了重要作用；

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几十篇社论。内中，1949年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他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的；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主要由他起草；

解放后，他参加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八大”文件，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写出那篇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

胡乔木夫人谷羽曾回忆，毛泽东这样形容胡乔木起草的文件之多：

记得还是在1958年，一次我和乔木到主席那里去，主席谈起乔木写文章，表示很满意。主席坐在沙发上，把手平放在前，离地面约有两三尺高，比划着说：“乔木写的东西，大概有这么多!”

谷羽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胡乔木这“中共中央一支笔”的一丝不苟：

1982年，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四十周年，曾考虑整理发表毛泽东同志1938年在鲁迅艺术学院关于文艺问题的一次讲话。我们进行整理时，对讲话记录稿中的一句话没有查清出处，这句话是：“徐志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报乔木同志审阅后，他特别提出要查明此句的出处，他怀疑“银针”是“银铃”之误。经查询，我们从鲁迅《华盖集续编》的《有趣的消息》一文中，果然发现有“银铃之响于幽谷”这句话。而这句话是鲁迅转述徐志摩的话时说的。这样，经过反复核对，终于查明了记录稿上的一个讹误。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乔木同志对编辑工作要求之严格，和他博闻强记，知识之渊博。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依然是“中共中央一支笔”。

那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世人所瞩目。在邓小平等主持下，会议公报出自胡乔木笔下；

在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指导下，他又负责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具有广泛影响的历史文献，负责起草了中共“十二大”的主要文件；

他主持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的出版工作，第二版的修订工作，帮助邓小平审定《邓小平文选》，编辑了《毛泽东诗词选》新版本……

他的一生，写了大量的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献，却几乎没有以他个人名义发表——即便是那曾广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最初也是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直至毛泽东亲自提议以胡乔木名义发表，这才印行了以他署名的第一本书。他的绝大部分工作是在“幕后”，是以党的名义、以领袖的名义、以延安《解放日报》或后来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确确实实是“中共中央一支笔”。

胡乔木“这支笔”，受到过毛泽东的称赞。其中，特别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毛泽东曾多次说过赞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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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用“日月如梭”、“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形容人生的短暂，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往往没有这样的感觉。昨日还被称为“青年作家”、“文坛新秀”的我，忽然接到上海作家协会电话，说是要为我庆贺70岁生日，使我猛然间感到岁月飞逝，连我也进入“古稀”之列。

也就在这个时候，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许久文先生一行专程从长沙飞来上海，跟我商谈出版《叶永烈文集》事宜。我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原本并无太多交往，只在1980年11月由该社出版过《碧岛谍影》一书(后来被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此后就没有联系。他们要山版我的文集，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他们是有备而来，他们“跟踪”我多年，读了我大量的作品，所以决定出版我的文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诚意，很使我感动。我当即表示非常欢迎。我希望能够借助出版文集，回顾自己的60年创作历程(我在11岁时开始发表第一篇作品)；同时也趁出版文集之际，对作品进行全面的整理、修改、补充．以更好的质量、更新的面貌奉献给广大读者。

不过，我也如实、坦率相告，由于我的文集总字数多，卷帙浩繁，出版不易。

记得，在1993年作家山版社出版了5卷本《叶永烈自选集》之后，曾经有两家出版社打算出版我的文集，都半途而废：

先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在1999年推出《叶永烈文集》，共50卷，1700万字，我已经全部交稿，但是在出版了13卷之后，没有出下去；

200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接了过去，把人民日报出版社尚未出完的《叶永烈文集》继续山下去，出了15卷，最后仍是半途而废，未能出下去。

在此后的10年之中，我又创作了许多新作。我虽然并不清楚作品的精确的总字数，但是超过2000万字、60卷是无疑的。事不过三。我希望第三次出版《叶永烈文集》，不再虎头蛇尾，能够有始有终，出全出好。

我的作品数量众多，无非是出于五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出道早”。我在19岁就写出第一本书，20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十万个为什么》迄今的总印数达到21亿册。《小灵通漫游未来》印了300多万册。经我授权、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通”手机用户也达到一亿。所以有朋友笑称，我在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成为“三亿”精神富翁。

二是我从事专业创作早。1979年1月及3月，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关心我的创作情况，作了两次批示，这样我在1980年离开了工作繁重的导演岗位，调往上海市科协担任挂名的常委，实际上是从事专业创作。1987年，我调往上海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直至2000年退休。我退休之后，毫无退休之感，仍像担任专业作家那样埋头于创作，所以我前后有3O年时间从事专业创作。

三是我用电脑写作早。我是中国作家巾第一批“换笔”的作家之一，在1992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电脑大大提高了写作效率，减轻了写作的劳动强度。其实，我在用笔写作吋，也大都是一次成稿，即便是给《人民文学》、《收获》杂志写的小说，也是一稿完成。在用电脑写作之后，如虎添翼，我的写作速度就更快了。

四是我的“拼命三郎”脾气。从事专业创作之后，30年来我过着“5+2”、“白+黑”的生活。所谓“5+2”，即除了每周5个工作日之外，周六、周日我也都在写作。所谓“白+黑”，即白天加夜晚。我习惯于早上6：30起床，开始工作。在晚上，除了看电视新闻之外，我差不多都在写作中度过。一年到头，我除了出差、采访、旅游之外，“全天候”写作。

五是家庭和睦，妻子支持。妻“承包”了全部家务，使我能够全力以赴从事写作，无后顾之忧。妻还是我的作品的第一读者，第一评论者，也是一位仔仔细细的校对者。她常帮助我把一些资料、引文输人电脑，或者把1992年之前手写的作品输入电脑。

令我扼腕而叹的是，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直至1978年，前后整整15年，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五七干校”所浪费。这恰恰是我从23岁到38岁的年富力强的人生黄金时期。如果那15年用于专业创作，岂止可以多写1000万字。这是最大的时间的浪费，生命的浪费。更何况那无休无止的澎湃在中国大地的极“左”思潮，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以致后来不得不花费很多精力去拨乱反正，这才终于走上真理的轨道。

我视创作为生命，把作品看做是“凝固的时间”。笔写来的，斧头也砍不掉。自从11岁发表第一篇作品以来，我一辈子可以说是“从一而终”，只从事一项事业，即文学创作。

其实，有两个时期，我完全可以不写作：

一是“文革”时期，出书时除了送50本样书之外，没有一分钱稿费。在那样的岁月，我白天在农村下地劳动，或者在电影厂里做“煤渣砖”、挖防空洞，夜晚像做“地下工作”一般悄悄写作，居然也出版了10本科普、童话等“远离政治”的书，还写好一大批书稿，压在我的抽屉或者出版社编辑的抽屉里，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的作品如同喷泉涌出，在1978年我一度创造了“月出一书”的记录。

二是现在，我的两个儿子都事业有成，我自己也拥有一批知识产权，很多人都劝我不必写了，含饴弄孙，坐享清福。我却依然不停地写作。我先后12次应邀山席全国书市，还多次出席北京书市、上海书市、羊城书市，就是因为我不断推出有影响的新著，出版社借助于书市“造势”，举行新书首发式或者签名售书。  在中国作家之中，我是很另类的一个。我的作品除了数量多之外，而且体裁多样。我是一个写作兴趣非常广泛的人，早年写诗，后来写过小说、散文、童话、寓言、电影剧本、杂文、评论以至相声、快板、歌词，最后定位在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纪实文学。

我是中国作家之中不多的出身理工科的作家之一。我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化学本科，毕业之后却“背叛”了化学，从事电影、文学创作。正因为我有着理科背景，所以早年写了《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科普、科幻作品；此后转向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进行“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的采访，写下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写下关于，957年全景式的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写下182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写下关于中共十一届三十全会的纪实长篇《邓小平改变中国》等等；随着我的两个儿子分别在台湾、美国安家，我5次去台湾，7次去美国，并开始世界性的漫游，足迹遍及五大洲，拍摄了十几万张照片，写下二十来本图文并茂的“行走文学”作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记述异域风情，诸如《美国自由行》、《星条旗下的生活》、《樱花下的日本》、《真实的朝鲜》、《欧洲自由行》、《澳大利亚自由行》、《一半沙漠一半海一一埃及和迪拜》以及《大陆脚游台湾》、《台湾那些事儿》等等，其中在美国“911事件”爆发时赶往纽约所写的长篇《受伤的美国》以及苏联解体10周年时访问俄罗斯、乌克兰所写的长篇《行走俄罗斯》，则已经超出“行走文学”的范围，成为国际重大事件的纪实文学。科普、科幻作品，纪实文学，行走文学，形成了我的作品的三大板块。

我母亲说我属“劳碌命”，还说我是吃“英雄饭”的。大约命中注定，我要劳碌一辈子。这一回我应湖南人民出版社之约，着手整理、修改我的2000多万字的作品，分卷、分批出版，这无疑是一顿“英雄”才能吃下的硬“饭”，我又要“劳碌”一阵子。我的体质向来不错，常以病历卡保持空白纪录而逞“英雄”。然而2008年秋日的一场突然袭来的大病差一点给我的生命画上句号。我是写好遗嘱上手术台的。由于大夫的精心治疗，我算是从手术房里捡回一条命。经过这次与死神搏斗，我倍感时间的宝贵、生命的有限。2009年我以近乎“疯狂”的速度“抢点运行”，出了十几本书，又一次创造“月出一书”的纪录。我还日夜兼程赶写了42万字的长篇新著《钱学森》，在“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院士去世之后一个月发行全国。

2010年1月底，我接到医院统计员的电话，她一再问，接电话的是不是叶永烈本人，我告诉她我刚从迪拜、埃及归来，听得出电话那头传来吃惊的声音。我在出院之后已经第二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明白这是在“跟踪”统计手术后的“存活率”。我不在乎我能“存活”多少年，但是我很在乎我能写作多少年。写作着是美丽的，写作的人生是灿烂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今的我，一切正常，照样出国，照样采访，照样写作，只是多了一种强烈的时间紧迫感。我希望在完成《叶永烈文集》的整理工作之后，能够全力以赴写出几部长篇新著。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出版的《叶永烈文集》，只收入我在中国内地能够出版的著作。我还有一部分在香港、台湾出版的著作以及已经完成的《“风波”三部曲》(即150万字的《出没风波里》、《现在可以说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后两部长篇，尚不能收入。

还要说明的是，我从各地书摊上买到近50种署名叶永烈著的伪作，诸如“赖昌星黑色三部曲”之类，还有以《叶永烈文集》名义出版的《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与林彪》、《毛泽东与周恩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等等，皆非我所著，自然也不能收入《叶永烈文集》。

叶永烈

2010年4月18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