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中国货币经济十分发达，寺院放债已经相当普遍。南朝的寺院成为中国典当的创办者。正如杨联升先生所说：“在中国，最古老的信用制度是当铺。”当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六朝中期，当时的佛教寺庙，利用其财库中大量的捐赠财富开办了典当业。这种信用既被推广到穷人，也被推广到有钱人中问。史书记载，在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有位窘迫寒酸的学者，把他的一件葛衣典进了一座寺庙的库房，而一位宰相则当掉了一件贵重的皮垫，这件皮垫乃是皇帝钦赐的礼物。典当物还包括黄金这种贵金属以及牲畜(如黄牛)。可见，这一时期典当业所接受的物件已经是各种各样了，范围广泛。

隋朝一度结束了南北分立的局面，统一了全国。国家环境的相对安定为经济、交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商业也出现兴旺趋势。《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洛阳)”，堪见一时盛况。隋炀帝即位后，“西域诸藩，多至张掖与中国市易，帝令裴矩掌其事”，对外贸易随之繁荣起来，因而典当业也应该随之兴盛。之后的唐朝则成为中国典当史上一个空前发展与繁荣的时期。唐代典当业开始向商业化发展，基本上模仿寺库的架构模式向以营利为目的的典当业转化，并脱离了寺庙经营，逐渐成为独立存在于社会的一种特殊行业。在当时长安的西市便形成了中国初期的金融市场。在这里通行着各种信用，有供给抵押信用的质库；有供给普通信用的公廨；有收受存款或供给保管的柜坊、寄附铺和各种商店；有从事兑换业、买卖金银的金银店等等。所以唐朝时期的商人和官吏贵族，常开设质库以牟利。《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传·武承嗣传附攸暨妻太平公主传》记载：“籍其家(太平公主)，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于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全唐文》卷四百二十九载日：“如闻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清代吕种玉在《言鲭》书中说，“设质库质钱取利，唐以前惟僧寺为之，谓之长生库，”亦认为佛寺而外的典当质贷业自唐代始兴。

唐代的典当称为质库，另外还有一种称为“僦柜”的金融机构，同质库的性质相差无几，《资治通鉴》有关于僦柜的注解(胡三省注)：“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复还子钱，谓之僦柜。”建中年问，赵赞曾利用“僦柜”这种金融机构纳质钱，以积攒讨伐李希烈的军费。唐代小说《霍小玉传》中又称为“寄附铺”。唐代典当业经营范围比较广泛，由于典当的资金一般比较雄厚，信用可靠，除经营典当业务外还接受有钱人的低息存款，同时也办理商业放款，并代客储存财物收取保管费。它兼有钱庄、保管库的业务性质，但主要业务仍然是抵押贷款。典当物以农民的帛、粟、麦等农业产品为多，城镇市民则以金银、锦物和衣服等家用品为多。当时人们已习惯于用“典”、“当”二字表达当铺的经营活动，就在一些著名诗人的诗中也有所体现，如杜甫在《曲江》中写道：“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白居易在《自咏老身示诸家属》中也写道：“走笔还诗债，抽衣当药钱”；《杜陵叟》中有：“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郑谷在诗中也写道：“立朝鸣佩重，归宅典衣贫”，这些诗句都不同程度反映了典当业在寻常百姓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北宋时，社会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商品交换量日益扩大，典当业也日趋兴旺。从当时官府大力倡导官府典当业就可看出其在北宋时期的迅速发展。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六四)记载：崇宁二年(1103年)六月十八日，政府下令要求“府界诸县除万户及虽非万户而路居要紧去处，市易抵当已自设官置局外，其不及万户……却系商贩要会处，依元丰条例，并置市易抵当”。宋代的典当业不同于唐代的僦柜，已不再兼营存款和寄存物品的信托业务，但可能兼作信用放款的业务。在《夷坚志》中还有记述，说南宋临安的质库借临安大火之机作接近投机性质的买卖。当时，典当业遍布城镇，比唐代更盛。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丞相韩琦奏称：“现兼并之家，例开质库。”宋代的寺院仍沿袭前代，经营典当牟利，其典当一般称为长生库。《台州金石录》载：“永宁寺罗汉院，萃众童行本钱，启质库，储其息以买度牒，谓之‘长生库’。”南宋时期，杭州城内外的质库有几十家，收解往往以千万计。

宋时供给抵押信用的，只有典当，其名称仍沿称质库，也称质肆。押款时叫做典或典质，也有叫做解库的。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载：“江北人谓以物质钱为解库，江南人谓为质库，然自南北朝已如此。”《新五代史平话》载：“咱把三五贯钱与他开个解库，撰(挣)些清闲饭吃，怎不快活。”P13-15

康熙皇帝说：“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

——《清实录》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乙卯条

山西巡抚刘于义上奏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帝在其奏疏上“朱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

——《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七册，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朱批

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梁官超《在山西票商欢迎会演说词》，1912年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王士性《广志绎》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谢肇涮《五杂俎》

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

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一位经理甫将离开中国时，对山西票号、钱庄经营人有过这样一段评论：“我不知道我能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像我相信中国商人或钱庄经营人那样快……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渠绍淼《晋商兴盛溯源》

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唯其心朴而实也。

——清代外交家、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

霭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更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罗比·尤恩森《宋氏三姐妹》

在上一世纪(19世纪——编者注)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20世纪——编者注)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余秋雨《抱愧山西》

明清晋商在中国商业舞台上活跃的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是空前的。然而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那段令人激奋和无奈的岁月，只留下斑驳的记忆和深深的叹息。如何重拾昔日辉煌、重振晋人精神，如何改变百年封闭思想、形成晋人与时俱进的理念，如何挖掘历史文化遗产、实现文化强省，如何改变外界对山西的偏见、重塑山西的时代形象，成为当代有识之士急于破解的难题。

在国家日益重视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的背景下，正值山西省省委、省政府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历史机遇，2008年初夏，时任山西教育出版社社长的荆作栋以敏锐的市场把握和独特的文化视角，结合晋商出版物的现状，将晋商文化的挖掘和传承作为出版工作的一个切入点，提出做一套能全面展示晋商文化图书的出版思路；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近二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晋商研究，曾先后出版相关专著十余部，发表相关论文二百余篇。鉴于此，张沛泓、杨文两位编辑在多方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合作，以《晋商五百年》丛书的形式，将近年来晋商在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以通俗和生动的方式图文并茂地展示给广大读者。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在深入思考和集思广益之后，决定全力以赴做好这套书。相信这必将有力地推动晋商文化的宣传和普及，更好地满足文化市场发展的需求。

随着晋商研究的深入，晋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粗具规模，其研究的外延亦不断扩大。《晋商五百年》丛书主要从经营行业(盐商、典商、票商、茶商、粮商等)、会馆、家族、教育、公司、建筑、经营、镖局、走西口等方面，对晋商现象进行概括陛描述，基本可以反映出明清晋商的全貌。在本丛书的各分册中，对晋商饮食起居、书法戏曲、官商关系、社会公益以及特有的商业习俗等也都有所涉及。

《晋商五百年》丛书十四册的编写历经五年有余，经过出版社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和各分册作者的共同努力，终于可以付梓出版了。丛书作者为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育学院和体育学院研究晋商学的老师和研究生，他们分别从自己研究的领域和视角对晋商现象进行了介绍。在五年多的编撰过程中，出版社编辑和作者两方多次探讨，反复修改，几易其稿，达成共识；特别是在丛书整体的文字表达上，尽量使用通俗的描述语言，并配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涉及范围广的“延伸阅读”，让各册内容更加丰满，知识涵盖面更加广泛。在此，对各位著作者的辛苦工作表示敬意。 山西教育出版社编审委主任张沛泓、项目部主任杨文在本丛书的论证、策划、立项、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在成书的过程中积极推动，在此对她们的敬业精神表示钦佩。各册责任编辑为使图书更加美观形象、内容更加生动丰富，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和拍摄了大量图片，下了很大工夫，也付出了很多心血。山西教育出版社美术编辑刘志斌在丛书的装帧设计、正文图片的统筹和编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对山西教育出版社相关领导和编辑们的敬业精神和辛苦工作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本丛书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学界前辈和研究同仁的研究成果，但囿于体例和篇幅限制，不能全部一一标列，在此对各位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深深的歉意。由于本丛书有的分册是师生合作编撰，其中在结构安排、行文内容等方面还有一些尚需斟酌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指正和谅解。

刘成虎

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

前言

第一章 历史长河中的典当

 第一节 典当业的起源

一、西周说——典当之萌芽

二、南北朝佛寺说——典当之肇始

三、宋代佛寺说——典当之雏形

 第二节 近代典当业的分布和盛衰变化

一、典当的分布特色

二、典当的盛衰变化

 第三节 典当的历史长廊

一、史话串烧

二、要想富，开当铺

第二章 足遍天下富商望族

 第一节 晋韵悠悠当铺林立

一、晋商的故里——晋中地区

二、晋南地区的典当

三、晋北地区的典当

 第二节 驰骋南北西典辐辏

一、全国北方地区

二、全国南方地区

 第三节 西典富商独占鳌头

一、宅第连云的“亢百万”

二、“公廉中和正”

三、“三晋源”和“在中堂”

四、“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

五、晋中其他望族

第三章 西典制胜的法宝——业务管理

 第一节 业务广泛银行之雏

一、三大业务顶梁柱

二、其他副业促发展

 第二节 独具一格的当票

一、“认票不认人”

二、“收当——赎当”

 第三节 别出心裁的规矩

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二、西典规矩的特色

 第四节 万事“人”为本

一、对“一把手”的选拔

二、对员工的选拔和培训

第四章 西典人的家——行会

 第一节 会馆的发展历程

一、西典会馆时期

二、同业公会时期

三、商会的发展

 第二节 会馆的功能：联乡情敦信义

一、约束商业行为

二、调解行内纠纷

三、道德思想教化

四、维护商人利益

第五章 浓厚的西典文化

 第一节 典当之门面

一、开门先把“幌子请”

二、人靠衣装，佛靠金装

 第二节 典当之“形体”

一、“穿堂而过”的建筑格局

二、“麻雀式”的房屋设计

 第三节 典当之教育

一、地缘文化中的商贸教育

二、民歌文化中的商贸教育

 第四节 典当之技能、行规

一、扑朔迷离的“密字隐语”

二、约定俗成的“伎俩”、行规

三、“裕国便民”的行业理念

 第五节 典当之“崇拜”

一、财源信义托“三财”

二、安全防火托“火”“耗”

第六章 晋徽典商分庭抗礼

 第一节 活动范围与特点

一、两大典商的活动范围

二、业务多元、规模庞大

 第二节 胡萝卜的诱惑

 第三节 徽典的管理与理念

一、“大棒”的威严

二、在家靠父母，在外靠“行会”

三、服务百姓，回报社会

第七章 意犹未尽继往开来

 第一节 再回首看西典

一、山西典当的规模

二、山西典当的经营特点

 第二节 西典的发展靠什么?

一、经济环境——典当业发展的外部保障

二、企业文化——典当发展的原动力

 第三节 现代的生活离不开典当

一、现代典当的社会功能

二、现代典当的作用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跋

三晋大地是孕育中华民族的热土。距今180余万年前，山西匿河西侯度出现了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许家窑、丁村、峙峪、北撖……山西几乎保留了旧、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所有遗存。从那时起，山西曾一度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隋代，雄踞太原的李渊成为天朝大国新的主宰，太原也因此成为大唐帝国的北都。唐代的三晋是一个文化昌达、名人辈出的地方，王维、柳宗元、狄仁杰、河东裴氏……一个个镌刻在青史上的名字，推动着唐代文化登峰造极。当鼎盛的铅华在四起的狼烟中悄然褪尽，宋太宗的铁骑踏过黄河，刘汉王朝灰飞烟灭之后，连年的战火、无休止的争斗，李唐盛极一时的河东文化似乎真的随着太原城那场人为的大火飘零没落了。

有人说，唐代以后的山西乏善可陈，科考不利、文化名人匮乏，山西的文化凋落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时代变革、文化演进的浪潮中，山西扬弃旧腐、推陈出新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文化变迁方式。17世纪以降，在风云诡谲的世界形势中，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国家兴衰至为重要的因素。当西方凭借坚船利炮不断开拓世界市场、中国依然沉浸在义利之辩中无法自拔时，被梁启超先生“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那些“胡服辫发”的山西商人又一次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群体……时任德国柏林大学校长的李希霍芬男爵曾评价说，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字意识和金融才华”，因此“中国人好比犹太人，而山西人更像犹太人”。

晋商从默默无闻的引车卖浆者逐渐发展成为“非数十万不称富”的豪商巨贾，纵横捭阖五百余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凭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利用国家政策，抓住历史机遇。他们栉风沐雨，远渡重洋，北至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南抵香港、加尔各答，东到神户、大阪、横滨、仁川，西涉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业务涉及盐、茶、粮食、布匹、典当、票号等诸多行业，以独具特色的经商理念与经营艺术，创造了一个个令世人瞩目的商业奇迹。我们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同仁曾循着晋商的足迹赴东瀛，到欧美，北上恰克图、海参崴收集相关史料。大家无不为昔日晋商“劈开万顷波涛，踏破千里荒漠”的那种艰苦创业、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折服。尽管晋商在清末战乱中逐步走向衰败，商业和金融业态的转变使之无法承担起信用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庞大交易费用，但他们并没有化作历史的尘埃随风飘逝，其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至今依然影响着我们。

站在平遥、太谷、祁县等古老县城的街道，放眼望去，掩映在夕阳余晖中的是一座座明清晋商的豪宅大院、孕育着郁郁生机的老街，还有那商号店铺的门帘随着进进出出的人们不停地摆动，像少女头饰上随风摇曳的流苏。熙攘而恬静，喧嚣而自然，建筑和人交相融合，很容易让人产生时间上的错觉。思绪的穿越，把我们带回到清代，街面上此起彼伏的吆喝声、票号柜台上眼镜戴在鼻尖上的掌柜、镶满铁钉的大门、被缰绳磨得发亮的花岗石拴马桩……使我们抑制不住钩沉旧事的冲动。

每处遗存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每件古物都有着鲜为人知的传说。发现故事讲给世人听，是三晋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会集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以及经济、历史、教育、体育等学科从事晋商研究的多位学者，捃摭多年研究成果，从晋商盐帮、茶商、典当、票号、镖局、会馆、家族、大院、教育，以及走西口、粮油故道、保晋公司等入手，通过点滴历史事件，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向读者展示明清晋商的不同侧面，以期雅俗共赏，弘扬中国传统商业文化。

刘建生

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

典当，作为一种古老的金融机构，纵横华夏上千年。本书将带领读者推开典当这扇高大、神秘的“当”字木门，走进山西典当，走进山西典当商人的当业历史。

成艳萍、王阿丽编写的《晋商五百年(典商春秋)》首先从典当业的起源写起，让读者了解典当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最古老的金融行业，是现代银行业的雏形和源头；接着从山西典商的经营范围、业务管理、行会的凝聚力、独具一格的建筑设计、地缘文化中的商贸教育、约定俗成的“伎俩”“密字隐语”等方面展示了山西典商独具特色的经商理念与经营艺术；最后总结了山西典商的经营特点与企业文化，以及典当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作用。

本书通过全方位的视角充分展示了山西典商的魅力，可供晋商学研究者和一般历史爱好者阅读参考。

三晋大地是孕育中华民族的热土。距今180余万年前，山西匿河西侯度出现了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许家窑、丁村、峙峪、北撖……山西几乎保留了旧、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所有遗存。从那时起，山西曾一度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成艳萍、王阿丽编写的《晋商五百年(典商春秋)》是“晋商五百年”系列中的一册，将带领读者推开典当这扇高大、神秘的“当”字木门，走进山西典当，走进山西典当商人的当业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