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恒著的《掷出窗外(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深度观察)》主要介绍了近年来媒体报道的一些食品安全问题，并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很多与食品相关的专业知识，能让读者在看那故事的同时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本书叙述生动，一个个故事娓娓道来，在吸引读者阅读的同时能很好的引起读者的共鸣，是本适宜大众阅读的书籍。

吴恒著的《掷出窗外(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深度观察)》分为五章，第一章列举了近年来曝光过的种种问题食品，从鸡鸭鱼肉到油盐酱醋，几乎可以这样肯定：绝大多数在中国长期生活的人都是问题食品的受害者，只是程度轻重不一罢了。不信?请细读。第二章列举了常见的食品安全问题，比如添加剂、农药化肥、抗生素、重金属等等，并告诉读者这些物质为何会出现在食品中以及有什么危害。第三章分析了食品安全领域常见的流言，比如转基因问题、植物催熟剂问题等等。第四章总结了当下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出的原因，从媒体、商家、监管者、捎费者多个角度进行剖析。第五章思考了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了一些建议，并为捎费者如何最大可能、最小代价的规避问题食品给出了三个锦囊。

第1章 十面埋伏

 牛羊肉

 猪肉

 鸡肉

 鱼虾

 蔬果

 豆制品

 大米

 食用油

 饮用水

 乳制品

第2章 七种武器

 非法添加物

 违规添加剂

 农用化学品19Ⅱ

 重金属

 抗生素

 致病微生物

第3章 真真假假

 洪水猛兽添加剂？

 无毒无害纯天然？

 有机食品更高端？

 食品工业有原罪？

 亡国灭种转基因？

 食物中有避孕药？

 催熟果蔬催熟娃？

 食物相克靠谱不？

第4章 何以至此

 怪现状

 媒体

 商家

 监管者

 消费者

第5章 路在何方

 自我保护

 三个锦囊

后记

记者随后在农产品批发市场上用50元买了一瓶500克的牛肉膏，几个简单的步骤，就能成功的将一块猪肉制成真假难辨的牛肉：先将猪肉用牛肉膏和增香剂腌制30分钟，这时猪肉表面的颜色与牛肉已很相似，闻起来也有十足的牛肉味了；然后加水用小火慢炖。1个多小时，等锅内的汤汁呈浓稠状时捞出，这样制作出的假牛肉在颜色和气味上均可以假乱真。

这篇报道一石激起干层浪，各地媒体纷纷跟进调查本地的情况，结果是惊人的：这种假牛肉并非仅出现在一时一地。《南方都市报》采访了一位做过20多年厨师的餐饮店主，他表示“猪肉抹上牛肉膏就会变成牛肉是业内(餐饮业)的行规，并不是新闻。因为可以节约成本，许多小老板都会采取这样的做法。”调味品店的老板介绍，过来买牛肉膏的主要是面馆、大排档、熟食店、早点摊，“像这种‘牛肉膏’，一般路边的牛肉面馆、做牛肉加工的厂家用得比较多。”

牛肉膏罐身上注明的主要成分有“新鲜肉类、各种氨基酸、I+G、味精、水解蛋白”，建议用量是“速冻食品亦可根据当地口味习惯增减。用量不限”。福建省质监局质检院食品化学部的专家表示，牛肉膏属于复合添加剂，是食用香精的一种，其成分中的添加剂是国家允许使用的，但有用量限制。如果违规超量和长期食用，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甚至可能致癌。此外，并不清楚牛肉膏内是否含有其他化学物质而并未在成分表中注明。

广州市工商局接受<信息时报》的采访时称，“‘牛肉膏’类的食品添加剂属于调味品性质，只要生产和使用证照齐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那么消费者还是可以放心食用，只要国家还没禁止使用，它的存在就算是合法。”这样的回应并不能让消费者安心，如果生产商的产品“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消费者当然能放心食用，可问题在于谁来保证他们的产品是符合规定的?

不同的食用添加剂有着不同的使用量和使用范围的标准，在标准范围内使用确实对人体无害。但“牛肉膏”以及它的兄弟“羊肉膏”等，一则没有国家标准，各生产厂商是按经验和使用效果来调配原料，既可能超量使用食品级添加剂，又可能使用非食品级添加剂；另外，商户在使用时只是希望成品越像牛肉越好，并不在意使用量的多少，何况“牛肉膏”的使用说明上就写着“用量不限”；第三，由于市场监管的缺失，也刺激了“牛肉膏”的生产厂商会进一步的降低成本。比如“牛肉膏”本来应该是“采用新鲜牛肉经过剔除脂肪、消化、过滤、浓缩而得到的一种棕黄色至棕褐色的膏状物”，但对于小作坊主而言，不难推测出其在新鲜牛肉与牛肉下脚料、病死牛肉之间，如何选择。

“牛肉膏”的危害不仅在于其本身可能存在的风险，更在于其可能掩盖的风险。在商家看来，“牛肉膏”像神奇药水一样，能快速将猪肉或鸡肉变成牛肉，这可是商机无限的生意。新鲜猪肉的价格约为11元／斤，牛肉的价格约为20元／斤，几乎是猪肉的一倍。熟牛肉的价格约35元／斤，如果用猪肉加“牛肉膏”腌制100斤“牛肉”，可省下近2000元，实属暴利。关键问题在于，“牛肉膏”“卓越”的表现能够把几乎任何肉都调成牛肉的味道，既然如此，不法商贩没道理不选择成本更低的肉来制作“假牛肉”，反正广般消费者吃不出区别。

一方面监管不严，另一方面消费者难以察觉，再加上不会带来即刻的伤害，这导致“假牛肉”的泛滥程度触目惊心。2013年3月，《钱江晚报》的记者在杭州的农贸市场、晚间大排档、路边烧烤店、卤味店等处随机抽取了8份牛肉制品，委托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动物检验检疫实验室进行DNA测试，结果显示“有5份没有检测出牛肉成分，且全部含猪肉”。只是在日常检查中，监管部门不至于用DNA进行检测，所以也一直相安无事。

2013年6月，一位较真的消费者，安徽大学2009级生物科学专业大四毕业生薛纯，因为担心无良商贩会捕杀流浪动物来降低烤肉串的成本，于是将测试烤肉串里肉的种类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薛纯用了2个月的时间，在合肥4个主城区66个摊点购买了66串烤肉串作为样本，然后利用学校实验室的分子生物技术对样本的DNA进行测序，再对比全球基因库确认肉的种类。结果显示，这些号称“烤羊肉串”的肉申，虽然不是用流浪猫、流浪狗的肉制成的，但也名不符实，“只有19.7％是羊肉的，猪肉占69％，其他的有鸡肉、鸭肉，还有个别出现牛肉的。”薛纯表示，如果可以得到有关部门授权，毕业后打算创立一个检测肉类真伪的机构，让消费者吃上放心肉。希望他早日成功。

混合肉

经过进一步调查，记者发现“牛肉膏”并不是牛肉造假的唯一方法，此外还有多种途径：一、用机器把猪肉打散，再掺入淀粉和添加剂，制成“五香肉”，这种肉与真牛肉略有色差；二、用猪腱子肉冒充外形相差不大的牛腱子肉，卤制时再加上调味料，使颜色深一些，更难识别；三、将老母猪肉用亚硝酸钠和色素处理，去除臊味后冒充牛肉出售(老母猪体内含有大量的雌性激素以及药物残留，不建议食用)。

成块的牛肉都会出问题，更不必说看不出原材料的牛肉制品了，首当其冲的便是牛肉丸。看过电影《食神》的，大都应该会对“撒尿牛丸”念念不忘。但坏消息是，2013年5月，某香港媒体从3家香港餐饮店购买了12份牛肉丸样品，委托香港城市大学生物及化学系进行DNA检测。结果显示其中两间店铺的牛肉九样本中，牛肉含量“少到检测不到”，主要成分是猪肉和鸡肉，第三家虽然含有牛肉，但也同时含有猪肉。香港的食品安全一直备受信赖，出现这样的新闻难免让人意外。当然，严格意义上讲，商品与其声称的成分不相符，这只算商业欺诈，不算食品安全。是否涉及食品安全问题，需要进一步追查牛肉丸所使用的猪肉、鸡肉质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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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我们还能放心吃什么?

这个时代，我们还能放心吃什么?拜读吴恒的这部书稿后，更会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一二十年前，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没问题。因为那时的“不干不净”，至多就是脏，即灰尘和细菌而已，人体的正常抵抗力完全可以抵御。但现在即使面对精美华丽的食品，你有底气说吃了没病吗?如今早已不是是否干净，一而是是否有毒的问题了。

同事或朋友聚餐时，我常被称为“乌鸦嘴”。因为我会告诉他们每个菜可能存在的风险。诸如镉大米、硫磺姜、毒豆芽、甲醛白菜、漂白蘑菇、毛发酱油、敌敌畏咸鱼……试想，一个盛满色拉油的大脸盆装的水煮鱼(其实应该叫“油煮鱼”才名副其实)只卖几十块钱，光那一脸盆油，如果是合格的色拉油，就不止几十块钱了。可能吗?有一次，一位前辈和我说，单位附近的一家店卖的面粉特别好，因为有一股麦香。我说：您实在太低估食品化工的强大了，不要说麦香了，任何香味都是可以调制出来的。

长三角的居民喜欢吃汤包、小笼包，可是有谁真正知道里面的汤汁是什么?大多数人会以为是肉馅在蒸煮过程中产生的肉汤，其实可能根本不是。按照正常的工艺，是用猪皮熬制出来的肉皮冻，主要成分是食用明胶，可以让小笼包口感更加顺滑。我亲眼看到一家卖小笼包的店，店员拿出一脸盆的肉皮冻加到肉馅里。但是，既然工业明胶比食用明胶便宜许多，肉皮冻需要慢火熬制，为什么不直接购买明胶降低成本呢?而且，对于那些工业化生产的速冻食品，用明胶代替肉皮冻更加适合。这是天津某家著名的包子生产厂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用明胶又省事又省钱，但纯粹的明胶没有肉味，食品化工再次发力——添加肉味香精。央视《每周质量报告》2012年4月15日揭露了“老皮鞋变镉胶囊”，连本该监管最严格的药用明胶，竟然也是用皮革下脚料制成的工业明胶来冒充的，那普遍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的食用明胶，真的能幸免吗?工业明胶冒充食用明胶用于食品和药品，早就是部分企业的惯用手段。

所以，珍惜生命，少下饭馆!

当然，也不必对添加剂谈虎色变，只要是在规定范围内添加合法的食品添加剂，对身体就没有危害。有些包装食品标榜“绝无添加防腐剂”，反而让我很疑惑。如果食品没有添加防腐剂，保质期大为缩短，滋生腐败后产生的毒素对人体的危害，比防腐剂大多了。其实，山梨酸钾是目前国际公认比较安全的防腐剂。但问题在于，无良商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将大批根本不是食品添加剂的物质加入食品中。比如，深圳就曾查获粪水浸泡的臭豆腐，执法人员当即呕吐。由于很多人认为黑乎乎的红薯粉才更健康，竟然出现添加墨水加工的红薯粉!

和吴恒一样，我也一直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留意媒体上各类食品安全的报道。但我却没有吴恒的计算机专业背景，没有想到能以数据库配合地图的方式向公众普及。我在生活圈提醒同事、朋友注意可能的食品安全问题，影响有限，而吴恒创办的“掷出窗外网”(http//www.zccw.info/)，真的是善莫大焉!

所谓的“掷出窗外”，吴恒明显用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典故。其实就在距今不过100多年的20世纪初，美国在城市化与工业化急剧发展之下，整个社会贫富差距加剧、大企业垄断、政府官员贪腐等，也面临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美国“扒粪运动”的先驱厄普顿·辛克莱，他的纪实小说《屠场》(The Jungle)于1906年出版，轰动了整个美国社会。在书中他写道：“坏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结核细菌……”比今天报纸上可见的记者卧底暗访更为耸人听闻。据说，罗斯福总统读到这段文字时正在吃早餐，他突然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HJ窗外。

我想，吴恒在书中罗列那么多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让公众认为什么都不能放心吃，而是希望找到解决之道，防止中国陷入这种互害型社会的危机、避免“易粪相食”的境地。批评者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我认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如此严重，一是有些监管部门长期不作为，甚至和不良商家相互勾结；二是长期缺乏“惩罚性赔偿”机制。

2011年，思念、三全、海霸王等多家品牌的速冻食品被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按照当时的国家标准，速冻食品不允许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否则是不合格食品。湾仔码头作为速冻食品中的高端产品，一直未被检出。但2011年11月15日，我独家公布内线爆料，南京市工商局早在当年10月就检测出湾仔码头上汤小云吞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系不合格食品，但工商局仅通知厂商，却未向公众公布。检测报告遭工商部门隐瞒，让人不得不产生联想。内线向我提供了南京市工商局委托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图片，上面有编号，有检测员签名，我用图片软件检测过，没有任何PS痕迹。

但我公布检测报告之后，当地有关部门互相推诿，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我的微博爆料有多家媒体跟进，有记者告诉我，他打电话采访工商局，工商局说这事你应该找食品安全办公室，打给食品安全办公室，说这事你应该找工商局。结果推来推去，等到下班时间一到，两个办公室电话都没人接了。但是在第二天凌晨，工商局却突然在官网发布了公告，公布了多个批次不合格的速冻食品，其中就包括我所爆料的湾仔码头。

前述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揭露工业明胶冒充食用明胶、药用明胶，可是，在节目中被央视重点曝光的河北阜城县，早在2004年，当地工业明胶乱象就被媒体报道过，当地政府还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集中治理整顿。可是，有关部门整顿之后，一切仍是依旧。每次出事后，照例是轰轰烈烈的专项打击，然后逐渐被公众淡忘，不良商家重新又死灰复燃。

所以单纯依靠工商局、食安办等政府部门，食品安全很难解决。依靠消费者发力，建立“惩罚性赔偿”机制或许是一个好的切入点。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是针对消费者个人的赔偿，是相对于“补偿性赔偿”而言的，所谓“补偿性赔偿”(compensatory damages)，即通过赔偿使原告恢复到侵权前的状态，当事人损失多少赔偿多少。而“惩罚性赔偿”，又称示范性赔偿，(exempIary damages)或报复性赔偿(yindictive damages)，是西方在司法实践中，判决被告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这种加重赔偿的原则，目的是在针对被告过去故意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进行弥补之外，对被告进行处罚以防止将来再犯，同时也达到警示他人的目的。

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起源，目前学界还存有争议，不过一般均认为18世纪末就在英美等国出现。“惩罚性赔偿”对于遏制资本的疯狂逐利冲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制度作用。众所周知，市场经济需要真正的法治环境，借助道德宣讲来遏制资本的逐利冲动并不可靠，总统是靠不住的，只有制度才最可靠。西方国家通过数百年的探索，通过惩罚性赔偿，有效的遏制无良企业的制假售假。

没有严格的法律，或者有法律而执行不力，美国也同样不能避免。即使到今天，在西方法治国家也不能说绝对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食品安全事件，但一旦出现，涉案企业面临的不仅是强制召回产品、追究当事人刑责，还将面临国人难以想象的天价赔偿。在美国，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并无上限，所以经常出现赔偿给单个消费者数千万乃至数亿美元的情况。

而在我国，长期以来不存在“惩罚性赔偿”的概念，《产品质量法》有关损害赔偿的规定中，都属于补偿性赔偿，如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食品安全法》中虽然规定了10倍赔偿的条款，但仅限于食品安全案件。而在现在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背景下，这些法律规定明显滞后，导致侵权成本很低、维权成本很高，对无良企业根本起不到威慑作用。

2010年施行的《侵权责任法》首次提出了“惩罚性赔偿”：第47条称“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但这只是一条原则性的规定，不但未对惩罚性赔偿的含义做出明确解释，更没有对惩罚性赔偿金计算标准该如何确定等事关司法实务操作的具体事项做出统一规定，所以还是纸面上的法律，至今没见相关判例。  惩罚性赔偿是赔付给受侵害消费者个人的，如果受害者众多，也可以以赔偿款成立基金。在三鹿奶粉事件后，曾经成立赔偿的基金，但该基金主要用于患儿治疗，严格来说只是补偿性赔偿，而非惩罚性赔偿。而且，该基金账目公开透明度不够，也引起很多批评。

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有关部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应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细化“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这对加大违法成本，震慑无良企业的不法行为有着重大的意义。

面对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舆情汹涌、民意沸腾，希望有关部门能顺应民意，改变立法、执法理念，以重塑公众对国内食品的信心。搞运动式执法虽然容易，但进行制度建设才是推动法治进步的根本，否则，只能陷入历史的恶性循环。

周筱赟

两年多的观察和思考，近半年的埋头疾笔，终于告一段落了。面对电脑上的文稿，感触良多，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知道的有多多，就会知道自己知道的有多少。当我刚开始接触食品安全议题时，我以为这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只要令行禁止，稍加时日便能海晏河清，但研究的越深，越会发现没那么简单。本书涉及的也只是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表象，症结在哪?民众的反响为何如此?怎样才是最可行的解决办法?这些问题还需要有识之士和专家学者的进一步思考。

我是以写历史学著作的态度撰写的本书，但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这本书的贡献有限，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本文使用的资料几乎全部来源于媒体的报道，这些在历史学上被称为是二手资料。老师告诉我，评价一本历史学著作是否优秀，有三个标准：是否用了新史料、是否用了新方法、是否得出了新结论。遗憾的是，我既没有用新资料，也没有用新方法，更没有得出新结论。我所做的事更像是一种资料汇编，把零散在各处的与问题食品相关的新闻整理了出来，使读者能够更方便的查阅。当然，本书不止限于汇编，还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尝试去分析现象背后的规律和应对之策。

如果没有诸多媒体前辈们的“扒粪”工作，本书将是无本之木。我在撰写此书时，同时还是中国新闻周刊网的专栏作家，写关于食品、环境问题的时评，之前也曾在网媒工作过，说起来也算半个媒体人。我深知媒体工作对保证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性，即使当下媒体人似乎越来越不招人待见。本书是在向这些媒体人致敬，他们深入险境去曝光丑闻，不畏压力发表出来，让民众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眼睛和耳朵，也是这个社会的良心，他们的工作不该被遗忘，因此我将其搜罗在书中。

本书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各种问题食品曝光新闻的改写，将这些已经公开的数据重新罗列和组织，能产生新的价值吗?2013年4月，该年度的普利策奖获奖名单揭晓，《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张大卫(David BaBrboza)获得国际新闻报道奖(International Reporting)。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教授随后在微博上发表评论称，“本届普利策新闻奖的某个奖项舍弃了由记者在枪林弹雨的第一现场采编的全媒体报道(叙利亚内战)，而颁发给了一组号称‘大数据新闻’的作品，该记者没有采访新闻当事人，更没有深入现场，只是凭借公开数据库中‘挖掘’出的线索勾连，演绎出了一个‘惊天丑闻’。这个选择意味着大数据时代新闻标准的变化?”他的评论代表了相当多一部分人的看法。

相比而言，我更认同的是一位网友对此的反驳：‘不要扣上个‘大数据’的帽子就可以对这条新闻的诸多努力付出视而不见。不是冒着枪林弹雨的才叫勇气，不是有子弹头飞过的才叫新闻现场。David在这一年间经历遭受的不比叙利亚内战的少。拿到的是international奖项但无法掩盖这是一篇极其出色的调查性新闻。若没读过这篇报道就妄用‘演绎’二字，很不恰当。”是的，时代变化了，新闻的形式也跟着在变化，大数据时代，从海量的数据中挖掘出感兴趣的信息，并以用户友好的方式展示出来，同样能创造新闻价值。另外，这一对话也体现了Web2.0时代的另一特点：在具体的某一事件上，清华大学教授的见解未必比这位不知名的网友更深刻。

除了从媒体报道中获取信息，本文的另一信息源是科普作家的文章。科普作家是广种神奇的存在，在公众看来，他们就是科学的代言人，但在学术界看来，他们甚至都不是学术圈的人。这也很好理解，科普是致力于将已有的科学知识用公众能够理解的方式传达出来，只是知识的搬运工，并不创造新知识。而在学术界，要获得尊重，得要对学术有贡献，有创造性的成果。在有的学术圈，学者与公众走得过近甚至是被诟病的一个理由，会被认为是不甘寂寞、不务正业。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科普作家虽然对学术界没有直接的贡献，但他们的工作仍值得尊重。

“思想阵地，你不插旗子，他就插旗子。”如果有科学素养的人不站出来写文章，那么这片阵地就会被不学无术之辈占领。在食品安全领域，如果大学教授、研究人员不出来写科普文章，公众在电视上、在报纸上、在微博上听到的将是林光常、张悟本、马悦凌之流的声音。科普的文章哪怕在学界中人看来是常识、是小儿科的文章，对公众而言也有指导意义。在社会分工如此之细的当下，没有谁是全知全能的，一个行业认为是常识的知识在另一个行业看来也许是天方夜谭，所以沟通变得极为重要，科普文章便是在不同行业之间进行沟通。有些专家常常感叹民众的愚昧，但另一方面又不屑写科普文章，本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却沦为个人秀优越感的资本，可悲可叹。

为了使本书在食品安全知识方面的硬伤尽可能少些，在撰写过程中，我阅读了科普作家云无心和方舟子的几乎所有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博文，也阅读了科学松鼠会、果壳网相关专题下的大部分文章和回帖，还查阅了在食品安全领域销量靠前的不少专著。但考虑到我的学术背景，无疑本书仍会存在不少知识性的错误，希望贤明读者能不吝赐教，一字之师，感激不尽。本书的第三章由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系博士生童流川帮忙审稿，谢谢他提出的诸多修改意见。因为在他审稿之后我又做过一些修改，如果文中仍有硬伤，那是我的问题。

我有机会受邀写这本书是因为掷出窗外网，而掷出窗外网的创立离不开志愿者的仗义相助。Fiona，G.W.，twj，季倩芸，Wb，比尔·盖浇饭，陈竹，王琛莹，法官allen，叶子祥，何玲，刘宏博，李枚，苏红娟，郑莹，魏观军，文芳，无幽思语，小可，杨得德，杨祎，张强，张玉龙，赵悦……以及一些选择匿名的志愿者们，谢谢你们。  感谢Google与Wikipedia，我已经无法想象人类是怎样度过这几千年没有互联网的日子的。当然，同样要感谢My En Tunnel与提供SSH的Host Monster，不然很多时候查资料就会撞墙，即使我查的都是人畜无害的信息。还要感谢几位外媒记者，写作过程中，有时会对写作的意义产生自我怀疑，觉得写了也没有什么用。写作过程中接受过几次采访，每当我说出这样的感受时‘，他/她们的回应往往是，“No，no，youare doing great things.”这样的鼓励总是能让我暂时不去思考值不值得的问题，而是继续埋头苦干。同样的感谢还要给Professor Christopher Marquis和Zoe Y.Yang，你们并不生活在中国，都对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如此感兴趣，并如此投入的研究中国问题，试图找到出路，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怎能不夙兴夜寐。

另起一行,感谢彭彭的理解和支持。

最后，读完此书的你当会发现这本书的不少内容讲述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谁都知道食品安全好像出了点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似乎并没有传递新的信息，为什么我要坚持将这本书写完呢?请让我用一则逻辑推断题来结束本书。

某个岛土有个村落，村子里有1000名成员，他们的眼睛颜色不全相同。他们信仰的宗教有几条规定：

1.不准知道自己的眼睛是什么颜色；

2.不准和别人讨论眼睛颜色这个话题；

3.一旦确定自己眼睛的颜色，必须在第二天中午在村子的广场上当众自杀。

这些村民均逻辑感很强并且十分虔诚，而且均知道其他村民也都逻辑感强并且虔诚。在这1000个人中，有100人是蓝色眼睛，剩下900人是褐色眼睛。因为并不知道自己的眼睛颜色，所以对蓝眼睛的人来讲，看到的是99个蓝眼睛和900个褐眼睛，对于褐眼睛来讲，看到的是100个蓝眼睛和899个褐眼睛。

本来大家相安无事，突然有一天，有一个蓝眼睛的游客造访了这座岛。待了一段时间后，这位游客得到了全体成员的信任。一天晚上，在聚会上，全体村民都有参加，这位游客发表了一番演讲来感谢村民的款待。但是，因为不熟悉当地的习俗，在致辞时，这位游客说道，“你们知道吗，我居然在你们这发现了还有人和我一样，眼睛是蓝色的，这简直是太神奇了。”

当游客讲了这番话后，这个村子里会发生什么?

这道题是陶哲轩设计出来的。陶哲轩(Terencc Chi-Shen Tao)，澳大利亚人，华裔，数学神童，未满13岁便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并保持着这一记录，24岁时执教UCLA。

 在不少人看来，答案是这个村子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游客说在村子里看到了蓝眼睛的人，可是就算游客不说，村民也都知道村子里有蓝眼睛的人。游客根本并没有给村民什么新的信息，这道题目就是在故弄玄虚。

陶哲轩给出的答案则不同，他认为在这个游客演讲后的第100天，100位蓝眼睛的村民会集体自杀，并用归纳法证明了他的推理。归纳法的证明很高效，但比较难理解，我最早是在知乎上看到这道题目的，知友@张石敲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证明，更容易理解。

他认为“游客没有表达任何新的信息”这个论断是错的。假设岛上有N个蓝眼睛的村民，那么，当N=1时，游客显然表达了新信息，因为那唯一一个蓝眼睛的村民平时看到的都是999个褐眼睛的村民，听到这番话后就知道自己是蓝眼睛了，之后1天就会自杀。

当N>l时，游客同样表达了新信息，因为游客并不是私下对某个具体的人说的，而是“公开宣告”的。“公开宣告”不仅让每个人知道了“岛上有蓝眼睛”，还让每个人知道了“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岛上有蓝眼睛”，这

比如N=2时，当游客“公开宣告”后，蓝1获得了一个新的2阶信息：“蓝2知道岛上有蓝眼睛”，同样，蓝2也获得了新信息：“蓝1知道岛上有蓝眼睛”。如果之后1天，蓝1发现蓝2居然没有自杀，那么根据逻辑，蓝1就会推断出蓝2不是唯一一个蓝眼睛，而其他人又都不是蓝眼睛，那蓝眼睛就是自己了，蓝2也有类似的推理过程，于是之后2天，蓝1蓝2会双双自杀。

同理，N=3时，当游客“公开宣告”后，蓝1获得了一个新的3阶信息：“蓝2知道蓝3知道岛上有蓝眼睛”，同样，蓝2和蓝3也获得了类似的3阶信息。到第2天，蓝1蓝2蓝3发现没人自杀，就都能推断出自己也是蓝眼睛，于是会在第3天一起自杀。

N=4，5，6……时可同理推出，因此具体回到题目中，游客演讲后第100天，100位蓝眼睛会一起自杀。

看似有点玩文字游戏，但从认知逻辑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岛上有蓝眼睛”这事本来只是一项“共有知识”(Mutual knowledge)，但游客的公开宣告使其成为了“公共知识”(Common knowledge)，这两者时区别是认知逻辑中很重要的知识点，在博弈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通俗点说，对于一个给定的命题P和一群给定的人，共有知识只需要满足一个条件：这群人中所有人都知道P，那么P就是这群人的共有知识。公共知识则不同，只有全部满足如下无穷多个条件，才能被称为公共知识：

1.所有人都知道P；

2.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P；

3.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P；

4.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P；

5.……

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村民们要足够信任游客，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不仅如此，还必须每位村民都知道每位村民都知道……每位村民都知道每位村民都相信该游客，换言之，“游客值得信赖”这件事也必须是一个公共知识，这样游客才能通过公开宣告将共有知识变成公共知识。

如果这只是一道普通逻辑推理题，虽然研究起来是很有趣，但与本书主题无关。我将其放在本书的最后，是因为@张石鼓还从这道题的答案中升华出了一种世界观：

“从小到大，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旁人这样教训：‘嘘，别说了，小心点。况且这种事谁不知道啊，还要你说?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你有力量改变它吗?’久而久之，我们越来越习惯于把‘你懂的……’挂在嘴边，习惯于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选择性遗忘了一个我们其实早就知道的重要事实：‘大声说出来’跟‘彼此心照不宣’有着决定性的区别。我们不是没有力量。一条恰当的宣言，哪怕它的内容只不过是‘我知道’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也有可能引起整个社会的信念结构的根本改变，让许许多多人断然行动起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

没错。

吴恒

2014年，上海

网友们建立的食品安全问题新闻资料库(掷出窗外网)启示我们，如果鼓励公民通过合法途径积极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督中来，将政府监管与公民监督相结合，形成政府引导、公民参与、各方协同的新格局，那么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将会迎来新契机。

——《人民日报》

吴恒和他的网站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公众、企业和监管者的复杂表情。

——《南方周末》

吴恒说，当越来越多的媒体曝光黑心食品，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食品安全，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开始关注，开始思考，并尝试从立法层面来解决，这样的未来倒真是值得期待。

——《东方早报》

Wu Heng hadn't planned to become a food activist but he couldn't stop himself after reading a news story about cooksslathering pork in chemicals to make it look small like costlier cuts of beef.

——AP(美联社)

The mild-mannered Wu is no revolutionary...Wu said his site tries not to make news or run afoul of the authorities,and hecalls himselfa “mild combatant”in the battle to change China.

——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

Wu Heng has risen to become a prominent food-safety advocate in China．

——Der Spiegel (《明镜》周刊)

He hopes his effort has a similar effect as Upton Sinclair's book,The Jungl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南华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