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国工作也可以很有趣，如果你做好准备去编造事实、撒个小谎、不按常理出牌，再装装糊涂，还可以做些好事。亚历山大·卡塞拉编著的《打破常规》是作者在联合国难民事务所高级专员办事处不遗余力地服务长达20余年的个人经历。

亚历山大·卡塞拉编著的《打破常规》是作者在联合国难民事务所高级专员办事处不遗余力地服务长达20余年的个人经历。20年间，从河内到贝鲁特，从日内瓦到曼谷，在人道主义者行动的残酷世界里，我只是一个小齿轮。在那里，奉行善行德人在幕后互相倾扎的常规，而不是例外，在政治与官僚面前，难民只能屈居第二位。但是，我是这完美的体系里的一部分，尽管它的不完美与现实世界是一样的，他所带来的好处仍然对于害处。

作者做描述的事件是根据其回忆写出来的。其中观点均为个人主观见解。

引言   

大马士革的骗局

一步一个脚印

初识亚洲    

1965年，西贡 

无敌记者 

1968年，新年 

联合国难民署顾问 

政治高于一切 

双边事件 

最后一次进攻，1975年3月

联合国官僚，1975年5月 

对决在香港 

不堪承受的海市蜃楼 

出任驻河内的代表

驯服这条小龙 

在美国的生活  

回归难民署  

中国的开放 

观光河内 

乘船出逃的民众和官僚主义者

拉开去黎巴嫩的序幕

贝鲁特，1984年

另一个名字的战争

胡克管辖区内的枪战

重返越南

阿尔巴尼亚

结束偷渡传奇

另一个世界

“先生，我能提及阿富汗的事吗?”叙利亚外交部副部长，埃萨姆·阿尔·奈伯打断我，“在叙利亚没有阿富汗难民”，他以谨慎的语气低声地咆哮着，透露的愤怒比任何高声都有力量。阿尔·奈伯非常清楚他如此肯定的事情不是真的。在叙利亚有成百上千的阿富汗难民。他知道我了解这个事实，我也清楚他知道我知道，但这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日期，1984年12月2日。冷战如满弓之箭随时可以爆发，苏联入侵阿富汗，数以百万的阿富汗难民逃向邻国。叙利亚是苏联在中东地区主要的盟国，并且大马士革的统治者完全依靠苏联提供武器，叙利亚付不起反对莫斯科的高昂代价，已经表明立场：将在中东地区游荡的成千上万的阿富汗难民封锁在边境。这至少是官方政策。然而，实际上，叙利亚人已经对在其国土上出现成千上万的阿富汗难民的情况视而不见。苏联当然清楚这一切，但是只要这个情况没有公开，它也当做没看见。但是事件依然微妙，可以随时使叙利亚难堪。因此，并不奇怪我只提阿富汗一词就会使副外长愠怒。我不能让事情就此为止。

一周前，我头顶着“联合国难民署中东地区代表”的头衔抵达贝鲁特。这时，我已经参加联合国难民署约十年，这是我的第二个外派职务，而且极不轻松。除巴勒斯坦人另由联合国部门署负责外，我负责整个中东地区的难民。为了工作便利，我的驻地选在黎巴嫩，更准确地说是在穆斯林控制的西贝鲁特地区。黎巴嫩此时正陷入一场残酷的内战，巷战、绑架、汽车爆炸每天都在发生。所以，我不仅要留意难民来拜访我，还必须在西贝鲁特生存。

我的任务是在该地区访问每个国家，在贝鲁特待上一周后，我决定首先从叙利亚开始我的访问，并带上副官阿卜杜勒·毛拉·艾尔·索尔。凭借黎巴嫩名门望族的身份，索尔成为联合国难民署在贝鲁特的重要人物。他在那里服务了多年，了解整个中东的情况，并且因成绩斐然获得了大家的信任，不管是信仰还是政治倾向。

平常，访问取道贝鲁特至大马士革得花费两个小时，但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在早晨五点前到达，在经过6个由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武装小组把守的关卡，我们在午前到达大马士革并直奔外交部。

在路上，索尔已经向我简要介绍了叙利亚的阿富汗难民。那里有数千难民，大多数已经找到工作并且做得很好。但问题是叙利亚的学校教育并非免费，这意味着大约六百个阿富汗儿童因其父母无法支付学费而不能受教育。现在，我的工作是使这些孩子能够上学。“小心，”索尔提醒我，“只要提到阿富汗人，叙利亚人就非常紧张。”

的确，刚提到阿富汗难民，我就遭到了叙利亚副外长的白眼。一阵沉默后，我尽可能降低语调，并避开了他的冷眼。“阁下，我不认为我曾说过叙利亚有难民。”我能感觉到旁边的索尔有些疑惑。“那么你同意了，没有难民?”副外长问道。“当然，”我回答道，“对此我完全同意，没有难民。只有一些不明国籍的外国人无法送他们的小孩上学，因为付不起学费。所以我们想通过一些志愿者或是贵国的社会事务部门，向孩子们提供学费。”

阿尔·奈伯笑了起来：“只要他们不是阿富汗难民，你愿意做就可以。”当我们分别时，我感到他对这笔交易很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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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2月，阿斯彭研究所邀请我参加该研究所专门为大企业的资深领导组织的研讨会。研讨会主题是“道德与价值”，目的是使大企业的领导意识到，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利润也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

在第三天会议快结束时，我竟然给自己赢得了一个“瑞士批评人”的绰号。如果说批评人是指那些不值得信任的鼓吹者，尤其是那些自称目的纯粹或动机崇高的人，那么我的确是一个真正的批评人，而且理由充分。

在越战时期做了近十年的新闻记者后，我在1975年接受了来自联合国难民署高专萨德鲁丁·阿迦汗亲王的邀请，参加了这个组织。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做一个人道主义者，更别说是一个联合国的官僚。但是，我不能拒绝面前的这个挑战：当越南共产党和其苏联同盟，都视联合国为敌人的时候，游说河内共产主义政权的核心与联合国难民署进行一次对话，理论上来讲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它的魅力就在于此。

刚加入联合国难民署时，我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人道主义世界的人们都只是那些无私的人、善良的人，还有那些只关注减少人们痛苦的奉献者。很快，我就放弃了这种错误的想法。在其后的20年里，我在人道主义者行动的残酷的世界里，从河内到贝鲁特，从曼谷到香港，所遇到的人道主义者不仅包括自以为是的人、缺乏想象力的人，还有那些野心家们。为了他们所服务的慈善组织，这些人做了点好事，但是他们在幕后花费大量精力互相倾轧，为了出名和占有更多的公众钱财相互竞争。在我的印象中，最糟糕的人莫过于在所谓的人道主义拥护者中发现那些认为他们的使命只是说教而不是行动的人。虚荣、傲慢、自恋、侵犯人权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为了在竞争中表现得比其对手更为主动，他们时常毫不犹豫地编造谎言。

作为联合国难民署的成员，人们可以认为我和他们是同类人。的确，我似乎是，但有一点不同，我无意成为一名人道主义者。在这段经历中，我虽没有做善事的愿景与期待，却有信心不做有害之事。

一时间，运气、狡猾与务实加上一千观点相近的犬儒主义者们的支持，分担了我的痛苦，确保我得到了比曾预想的烦躁而更多的益处。

我不否认，当我的头像在香港的越南难民营中被烧毁时，这给了我某些满足感。我把这当做一种成就。我的罪行在于使潜在的越南偷渡者相信，在越南战争结束20年后，现在他们有资格合法地离开越南，而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偷渡。由此终结了越南难民以偷渡的方式逃离越南的历史。其实这也给在美国的难民支持者们一个解脱的理由。正是这些支持者怂恿那些在香港难民营中的越南船民烧毁我的头像。而这恰恰是他们能够给我的最高奖赏；我曾经全力反对那些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企图拖延人道主义危机结束的人们。

倘若在近二十年的人道主义行动前线的震荡中有什么可以总结的，那就是希望与担忧并存。怀有希望的是，虽然在国际机构中普遍存在平庸者掌控权利却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但我们仍可以做好事。但在危机出现时，当人道主义机构的官僚们不能如往日那样依赖惯常方式行为时，也没有可取代他们的机制，务实的人道主义批评人只能敢于打破规则，忽视僵化的道德教条，做正确的事，而不是以正确的方式做事。存有担忧的是，在当今世界上，当官僚机构激增，官僚规则盛行时，那些干事的且有原则的批评人的声音渐渐消失，反而是众多的平庸之辈的吼声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