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这又是一个灾荒横行的时期,战乱和灾荒并不影响这个时代成为一个多产帝王的时代。战乱与篡位也没有影响这个时代成为一个频繁立法的时代,一部又一部结构完整、概念明确,文字精练的法典得以制定,其精神及体系一直延续到近代。
这是一个破坏与重建的时代,频繁光顾的天灾人祸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人口几度锐减,良田一次次成为荒野,然而社会经济也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恢复与发展。在这个“乱世”里,科学文化并没有停滞,天文学、数学、医学、农学、哲学、史学、文学、绘画,雕塑等等都有着辉煌的成就,这个时代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这个时代到底发生过哪些重要的事情呢?一起来阅读郭建专著的《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录(三国两晋南北朝)》,你就知道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乱世”之时,中国历史发生了社会沧桑、国家分合的巨大变化,留下无数令英雄扼腕、催凡人掬泪的故事,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启示。《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录(三国两晋南北朝)》将为您讲述。
郭建专著的《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录(三国两晋南北朝)》即从政治、经济、宗教、法制等方面,勾画这四百年的沧桑分合,揭示历史表象之下的启示教训,定能使读者领略到开卷有益的乐趣。
唯才是举
——曹操的用人方略
在“人治”的政治环境里,军事、政治才是最重要的“战
略资源”。人才能够德才兼备是最理想的,不过退而求其次,
只要求才干也是常有的事。曹操在这方面是走得最远的。
董卓作乱时,曹操和袁绍密谋起兵反抗董卓。有一次袁绍问曹操:“万一起兵后不能取胜,你打算怎么办?”曹操反问:“足下意以为如何?”袁绍回答道:“我打算据守黄河天险,在黄河以北发展势力,可借用胡人的兵力向南进攻争夺天下,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了吧?”曹操却说:“我打算任用天下有才能的人,以大道理驾驭他们,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商朝的开国之君成汤、西周的开国之君武王,他们造就王业的根据地难道是一样的吗?如果一味依靠地势天险,就无法随机变化了。”
这一段对话表明袁绍和曹操对于创业立足点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他们两人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确实都贯彻了自己的观点。《三国志》和《资治通鉴》这两部权威性的史书,都将这一段对话放在曹操战胜袁绍的官渡战役之后再做倒叙,很明显是把曹操与袁绍的不同观点作为双方胜败的关键原因。由此可见,曹操很早就把创业的立足点放在了争取人才、发挥人才智谋的基础之上。曹氏集团之所以在群雄争斗中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争夺北方的最后的胜利者,和他这种高度重视人才的因素是分不开的。而他重视人才的一个显著特点,又是强调“唯才是举”,即高度重视人的才干,而不过度讲究人的品行,只要是有真才实学的,就可以提拔做官,不必求全责备,并不要求人才面面俱到,是各方面的楷模。
最能反映曹操这一用人方略的,莫过于他发布的3篇令文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求才三令”:《唯才是举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
《唯才是举令》发布于210年。曹操在这篇令文中说:“自古以来创立基业和振兴皇业的君主,没有不盼望和贤人君子一起治理天下的。而他们得到贤人君子难道都是碰巧遇到的吗?只不过是上层的人要善于发现而已。现在天下还没有平定,正是国家特别需要人才的时候。《论语》中说孟公绰这样的人担任晋国赵氏、魏氏那样大族的家臣很合适,可不适合当滕、薛这种小国的大夫。如果一定要任用贞廉之士的,那么齐桓公怎么能建立霸业?现在天下是不是还有像姜太公那样怀才不遇垂钓渭河之滨的?是不是还有像陈平那样被人认为和嫂子通奸、接受贿金的人才没有被发现的?诸位臣僚应该帮助我提拔人才,唯才是举,我要委以重任。”
这道令文中提到的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按儒家的标准算不上是贞廉之士,他在和朋友做买卖时,本钱出得少分红却要得多,打仗时冲锋在后撤退在前,旧主公子纠被杀他也不殉主,然而他却能辅佐齐桓公称霸。西汉初年功臣陈平被人传说和嫂子通奸、接受贿金,他被魏无知推荐给汉高祖,汉高祖听说陈平品行不端,找来魏无知加以责备,魏无知却说:“你所问的是品行,而我推荐的是才能,现在楚汉相争,最需要的是才能,你提的那些事算得了什么?!”
《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发布于214年。曹操在这篇令文中,主要也是谈才能和品行不是一回事,主要是说:“有品行的人不一定能建功立业,而能建功立业的人不一定有品行。陈平难道是品行端庄之士?苏秦难道是严守诺言的人?可是陈平保住了汉朝,苏秦挽救了弱小的燕国。由此言之,士子有偏短缺点的,难道就可以废掉吗?各级官员要体会我的这些意思,这样就可以使得天下不至于有遗留在民间的人才,而官府的事务都能得到妥善的处理了。”
《举贤勿拘品行令》发布于217年。这篇令文开宗明义就是要举荐有才之士,而无须顾及这些人有没有品行。曹操在令文中提到要各级官员举荐“至德之人”,果断勇敢、“临敌力战”之人,具有高才、富有吏才之人,具有将才而名声不佳被人看不起之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之人。强调要官员们各举所知,不要遗漏。曹操在这篇令文中还大量列举了历史上的有才无德的著名人物来为自己的政策做宣传。比如说:过去伊尹、傅说都是奴隶,而前者辅佐成汤建立商朝,后者辅佐武丁中兴商朝;管仲对于他的旧主来说是个叛贼,却能辅佐齐桓公称霸;萧何、曹参都是小吏,韩信、陈平都是名声不佳、遭人耻笑之徒,然而是汉朝的开国功臣;吴起为了能够当上将军杀妻取信、散金求官,母亲死了也不奔丧,可他在魏国时秦国不敢向东进攻,他在楚国时三晋强国不敢向南扩张。
在中国历史上,当权者如此下令举荐人才的,尤其是如此只讲才能不讲品行的,实在是绝无仅有。古代儒家强调“德治”、“礼治”,以为只要从君主到各级官员都是道德楷模,天下的百姓自然就如同遍地的小草,跟着德化之风而弯腰随从,天下也自然就得到“大治”。讲法治的法家同样要求各级官员都必须是贞廉之士,秦国算得上是一个讲求法治的国家了,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国竹简中有一篇《为吏之道》,专门讲做官的人应该是清白正直、谨慎坚强、精明无私,说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是“政之本也”。说做官的有五善:忠信敬上,清廉勿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这样的官员恐怕和儒家要求的君子也差不太多。而曹操的令文中居然公开要举荐“不仁不孝”的才能之士,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曹操这种以“求才三令”为代表的用人方略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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