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由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院士创建于1929年，中科院四大植物园之一。1954年改隶中国科学院后为华南植物研究所，2003年10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游览区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天源路1190号，占地面积333公顷，建于1929年，是我国历史最久、种类最多、面积最大的南亚热带植物园。被誉为永不落幕的“万国奇树博览会”，有“中国南方绿宝石”之称。《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史事1928-1954)》(作者胡宗刚)以档案为主要材料，记述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所发展脉络，事不分巨细，凡有记录。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前身是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1928年由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在中山大学农科设立。陈焕镛先生以其雄才博学，致力于种类丰富的华南地区植物区系研究，使中大农林植物研究所与胡先□主持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双星辉映”，成为民国时期一南一北两个最重要的植物学研究机构。1954年，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改隶中国科学院，成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现名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即1954年改隶中国科学院之前)这段早期历史，未曾有过系统疏理，许多人物和事迹已湮没不彰。《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史事1928-1954)》以档案为主要材料，记述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所发展脉络，事不分巨细，凡有记录。即采入《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史事1928-1954)》中，从细微处，或可见历史真实。同时，陈焕镛为该所奠基人，长期执掌该所，中大植物所发展与陈焕镝个人经历密不可分，故本书也是对陈焕镛学术经历作完整记述。

引言

第一章 陈焕镛家世与其人

一、家世

二、美国求学

三、海南采集

四、南京执教

第二章 农林植物所之创建与发展

一、农林植物研究所之创建

二、所址与植物标本园

三、主要人员

四、植物标本之采集

五、陈焕镛与梅尔之交往

六、中山专刊

七、参加国际会议

八、中基会资助

九、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之创设

第三章 播迁与流亡

一、播迁香港

二、战时初期在香港

三、战时初期在云南

四、回迁广州

五、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开除评议员陈焕镛案

六、蒋英在栗源堡另组植物研究所

七、抗战时期之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

第四章 战后复员

一、陈焕铺被诬为汉奸案

二、植物所之复员

三、蒋英赴台湾研究

四、筹备纪念建所20年

五、重建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

第五章 改隶中国科学院

一、1949年迎接解放

二、谋求改隶

三、率团赴印度参加学术会议

四、鼎革后之中大植物所

五、中大植物所之三年工作

六、成功改隶

大事记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华字日报》馆初设于香港威灵顿街16号，仅有一间铺位的两屋楼房，后加高两层，司理人员办公室、编辑部、营业部、印刷车间均在此。报纸以文言行文，阅读对象为文人学士，故发行量不大，销路不广，订阅者多是南洋各地华侨。陈霭庭原名陈言，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侵台，因在《华字日报》刊出清中枢机密决策，被清廷通缉，后改名陈善言。清末著名人物王韬与《华字日报》有合作关系，伍延芳更是直接在《华字日报》与陈霭庭共事。

陈霭庭精通英语，又熟悉洋务，清朝钦差大臣张荫桓赴英国参加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庆典，因仰仗其才，选为翻译。后又被清廷派赴古巴任总领事，“及抵任，历询侨民疾苦，亟谋有以利之。故事华侨对领馆每岁每人纳金若干，岁计万金，为领事之所自得，而非正供也。公至，立革之，且永以为例。，，②《张荫桓日记》中，记有其在使美期间，陈霭庭常自古巴前来美国禀告相关事宜，并予以好评：“古巴自中国设官以来，华人均享自主之利，非复仍前苛虐。该国近有招工之说，究竟有无流弊，因电询霭亭再商办法。”陈霭庭在古巴领事任上达8年之久，自1879至1886年，其出国之后，报馆之事交由长子陈斗恒董理。陈霭庭回国后，也未再从事报业，而是从事实业，如开矿、海运、铁路等，与盛宣怀、郑观应等相过从。1905年在上海去世，享年59岁，时为淞沪铁路和沪宁铁路督办，官至二品。

陈霭庭从事实业之后，《华字日报》交由其长子陈斗恒管理，后依次有陈芷兰、陈焕祺接任。1942年太平洋战争之后，日寇占领香港，将《华字日报》与其他报馆合并。是时，陈焕镛任《华字日报》经理及董事局主席，即派其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所同人李伸洛前往香港办理该报馆结束事宜。

陈霭庭有一妻五妾，在古巴任上娶一西班牙裔古巴人伊丽沙，是为第四妾，陈焕镛即其所出，因此陈焕镛有西方人血统，长相亦似西人。据陈焕镛言，其母随父自古巴到达香港后，才知自己是第四妾，但亦无怨言。伊丽沙于1913年在上海因患阑尾炎手术失败而去世。陈霭庭有子女凡17人，其中伊丽沙生有三男一女，陈焕镛行十三，其兄妹之中有名者如下：

陈斗恒，长子，继其父之后主持《华字日报》，与孙中山有交往，1926年去世。陈斗恒去世后，《华字日报》由其子陈芷兰接管。陈斗恒娶一妻五妾，其中第四妾生三男一女。女为陈淑珍，生于1905年，1931年毕业于香港Holy Spirit School，翌年随陈焕镛入农林植物所任技术员，后任助理主任、副研究员，兼治植物分类学。1938年植物所迁香港，以其家中房产为所址，不敷应用，还出资兴建一幢三层楼房。抗日战争胜利后留滞香港，依家人住居，终生未嫁。

陈倚恒，行五，从商，为招商局轮船公司烟台分公司经理，另开设钱庄。1923年去世。

陈焕昆，行九，陈焕镛胞兄，留学英国，习铁路工程专业，回国后任工程师，在詹天佑领导下参与设计中国第一条自行建筑之京张铁路，后被派往湖北，测量武昌至宜昌铁路，在宜昌附近染上恶性疟疾而亡。笔者在中科院植物所档案巾，见有20世纪50年代陈焕镛将陈焕昆建筑京张铁路时期照片等档案资料交付中国科学院的记载，这些档案后被中科院转交于铁路部，今不知藏于何处。陈焕昆之子陈念劬，农林植物研究所成立未久来所，任采集员，后患病辞职，长期在香港休养。P6-7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在国内外素负盛名，该所已有80多年历史，风雨历程，前辈的创业精神以及奠定的严谨学风，是留给华南植物园乃至中国科学界的宝贵精神财富。疏理历史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前辈的尊敬，更是对后人的勉励。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前身是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1928年始由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在中山大学农科设立植物研究室，次年扩充为植物研究所。该所早期致力于中国华南地区植物研究，既为中国植物学研究奠基，也为中国南方农林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陈焕镛还创办了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后演变成为华南植物园广西分所，即现在的广西植物研究所。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采得华南区域植物标本已达10多万号，并建有植物标本园，创办学术刊物，与国内外植物学界交往广泛。焕镛先生以其雄才博学，睿智开拓，致力于种类异常丰富的我国华南地区植物区系研究，使中大农林植物研究所与胡先□先生主持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双星辉映”，成为我国一南一北两个最重要的植物学研究机构，这一格局至今尤是。8年抗战时期，焕镛先生以惊人的毅力和非凡远见，历尽难辛，使研究所得以延续。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大植物研究所改隶中国科学院，成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得以全面发展，续铸后日辉煌。先辈的开创之功，我们永远铭记。

自1928年植物研究室设立，至1954年改隶中国科学院而成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现名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的25年，这段早期历史，此前未曾系统整理，许多人物和事迹已湮没不彰。胡宗刚先生致力于中国植物学史研究，多年前，曾向我提及撰写我园早期历史的愿望，当即表示赞同，并允诺予以支持。去秋，他摒挡其他事务，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很快写出初稿，其间两次来广州并赴其他各地搜求焕镛先生史料，均有所获，使初稿得以完善。今书稿付梓在即，我为我园早期历史终于得以彰显于世而倍感欣慰，故乐为之序。

2013年9月18日

(黄宏文：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主任)

余忝为从事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著述者有年，起初仅凭愚勇，以为如此鲜活之历史岂能淹没，开创者业绩当彪炳史册，遂自告奋勇，率性而为。其后，日渐深入，不免扪心自问，余是否适宜从事此类工作？出身素寒，读书求学之时又逢“文化大革命”，过早投身社会，自谋其食，仅是好翻书，雅爱文史而已。“文革”结束，社会思潮开始投向历史，各类纪念活动时见举行，各种回忆文章也时见报刊，然而经过30多年不曾中断之政治运动，思想已被改造，社会语言已不能正常记述历史，致使大多文章难以卒读。此后，经过30多年经济改革，社会价值观念又被经济左右，于是，历史往事渐行渐远。或者是历史一错再错，使得如我这样笨拙之人，一位好事之徒，寻得一项有意义之工作。10多年来在此领域耕耘，自问是掬尽心力，未尝偷苟，更无哗众取宠，自欺欺人。

在撰写本书时，常以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历史观照20世纪家国世情：外敌入侵，兵劫连连，民生疾苦，运动迭起，风潮不断，学术沉埋，知识分子苟且性命于其间，不禁悲叹！历史传承几近中断。假若不是如此，此类著述当早已完成，至少在1954年植物所改隶中国科学院时，所中即有多人可以承担，他们既是历史经历者，又有保存完好之档案可资利用；更为重要者，是他们具有良好的人文修养。如果说研究人员无暇顾及，至少还有文员李仲洛可以胜任。

李仲洛饱读诗书，服膺传统，明辨事理，忠于职守，深得陈焕镛信任。此再引一段1941年4月李仲洛所写函文。其时，李仲洛奉中山大学之命，在香港办理招生，后因交通梗阻、经费用罄，无法返校，其问曾装扮小贩，期望徒步进入内地，却被日寇拘捕，殴打囚禁50余日。释放之后，仍滞留香港，作此函予所长陈焕镛，报告遇险经过及当下情形，有云：

接读校中同事来函，藉知会计室以仲洛久未返校，有误会仲洛“挟款潜逃”之说，故由四月份起，扣发薪水之语。逖听之余，曷胜惶惑。窃思仲洛所经手而未得清结者，只有二十九年度香港招生分处账目。查核分处以前收入，报名费暨学校汇来招生费用，早已支付无存，且不敷应用，于所谓将事务结束时，尚欠聚珍号货项港币贰佰贰拾壹元壹豪五仙。当时招生分处经费支状况，主任暨古文捷教授躬亲在场，知之翔确，姑无论。仲洛之人格及平日操守如何，设虽有路可逃，事实无款可挟。与其谓挟校款而私逃，莫若谓被聚珍追讨旧账而遁迹之为。愈况仲洛自去年六月在学校定期迁移粤北之后，抛下残年老母、坐蓐荆妻，秉大公无我精神，奉公来港。母殁潋江，不克亲视含殓；眷属迁粤北，复不暇护送追随。淹久香港原因，又如前文所述。仲洛之遭遇至为悲苦，意虽至诚，心实难剖，如知其详者，似宜共表同情。且敝眷现仍随同农学院在栗源堡，仲洛虽至愚，“宁有背君恩，捐妻子，而反以为利乎？”揆诸情理，此种措施，未免出诸误会，恳请主任更将仲洛实情转报校长查核，以释误会，收回扣发薪水成命，俾拙荆弱息在坪之生活费用有着，而免沦为他乡饿莩，则仲洛报校之日正长，而衔戴体恤之恩无既也。

以上所引，文词雅驯，细加阅读，为之动容。以此手笔撰写农林植物所厅史，当属佳构。惜在1954年时不曾为之，10年之后1964年，李仲洛年过六旬．仍任华南植物所秘书，却接到撰写所史任务。且看其致函远在北京之陈焕镛．道及此事缘起：

前月间，承王(洪)黄(云耀)两位副所长指示，着我将参加本所工作卅年来，根据个人耳闻目击所及，把所在各个不同阶段的经过变革事实，写出书面作为本所历史沿革的资料，以供留存参考。并说明其目的要求，只是在于反映本所自成立以来经过各个阶段的真实情况，如一部记录片一样，一幕一幕的反映出来。由于过去我们在反动统治下，在各个不同阶段时期，自有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环境，我们只要把当时的真相毫无掩饰的反映出来，而不加分析批判等语。我是所里的一个二号老干部，对于所的历史沿革知之较详，现在领导既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自应责无旁贷地欣然承命。我现在已开动脑筋，把卅年来往是从头回忆，待思想成熟后，进行执笔。①

李仲洛此时文字已失去文采，实乃社会思潮转变使然。经过多次运动，对此前“在反动政府”下所做之事，不仅不是业绩，反是劣迹，须坦白交代，作自我检讨，接受无休止审查。即便如此，李仲洛接受撰写所史任务，还是自感历史使命，非我莫属。退一步讲，在这种情境下能如实写出，仍不失为难得之史料。但几月之后，1965年1月，李仲洛写出一篇《关于本所历来重大变革及陈焕镛教授的活动情况》，读之令人失望，或者此项写作已不是作者之初衷。此引结尾一段云：

以上就是我回忆所及我在所工作30年以来，对本所在各个时期所知道的较重大事件和陈的活动情况，至于陈在各个时期与国内外各方面，除了学术上往来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与政治有关问题的联系，我不了解。此外，从1938年1()月我随中大理学院内迁，直至1941年香港沦陷这一段时期，我没有参加本所工作，而当时所中的行政事务由王显智同志协助办理，王显智现在中南林学院工作。②

此非历史著述，分明是证明材料，由于作者本人参与其事，故诚惶诚恐。如此文本，与两位副所长当初之提议也相差甚远。何至于此，其中原由，且不作探讨，只是以此说明，真实之历史，已消失殆尽。此后，更有史无前例之“文化大革命”，对于历史，更是揭发和批判，甚至侮辱和迫害，对于历史唯恐避之不及，历史也就更加被遮蔽。而李仲洛本人，在“文革”开始不久，也离开人世。中华文化命脉，本以历史来维系，面对历史被撕裂切断，能不悲乎？

白1954年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改隶至今，恰巧60年。一个甲子之后，已走过几个时代。偶然之中，由余撰写是书，感谢今日华南植物园主任黄宏文及诸位领导，不以猥材见弃，鼎力支持本书撰写。初稿完成之后，华南植物园又组织吴德邻、胡启明、陈忠毅、黄光成、何道泉、魏平等先生审稿，提出许多中肯意见，对提高书稿质量帮助甚大，在此谨致谢忱。黄宏文主任还拨冗赐序，使拙著增光。感谢华南农业大学倪根金先生、中山大学冯双先生提供资料，匡我不逮。感谢余所供职之庐山植物园给予一贯之支持，正因如此，余能专心从事著述。最后感谢中科院院史专家樊洪业先生，余从事此项研究，得其奖掖多多，此书又得其寓目，教正不少错误，还作序引哩，令人感动。

发掘史料，还原史实，并以史料说话，为余遵循之治学方法，但不知最终能得几许？临近书稿杀青之时，还是期盼不断有新史料出现，以作印证和补充。对于现有史料之解读和运用，限于学识，错误之处，恳请方家不吝赐教。

2013年7月20日，胡宗刚识于庐山庐林园边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