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寰中的故我》是作者奥尔加·申普芙卢戈娃精心为广大读者朋友们编写而成的一部回忆录。书中作者谈到她的那些轻信、不成熟的判断所带来的后果，谈到那同自己多病的身体斗，同自己生理和心理上的皱纹斗，同嫉妒者斗，为恢复恰佩克以及自己的名誉斗的诸多情况。

《尘寰中的故我》是捷克著名女演员、剧作家、小说家、诗人奥尔加·申普芙卢戈娃的回忆录。甚至可说是她最好的一部散文集。《尘寰中的故我》不仅是画廊中的一幅画，而且是一幅雄伟壮丽的画卷，一幅有关于伟大、活生生的真理、生与死的大会战的全景图，她站在那幅全景图里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

译者前言

尘寰中的故我

后续

我常为记不起母亲的面容而感到不安。童年刚刚逝去的时候，母亲的面容就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她死的时候，我才8岁，姐姐还不到10岁，哥哥12岁。她得了重病，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年。那时候没有药能治这种病，只有靠机体的抵抗力撑持着。父亲和母亲都知道这样下去结果会怎么样，他们俩惶恐的目光流露出这种心态，但他们却又尽力互相隐瞒这一点。父亲常默默无语地陪坐在她的床边，把她的枕头铺铺平，擦擦她额上的冷汗。父亲上班去的时候，就让两个沉默寡言的姑姑来替他。母亲常对她们说，因为自己生病拖累了她们，心里真过意不去。母亲几次想同我们诀别，我每次到她房间里去都感到很害怕。大人们把我们带到她的床前，她滚烫的手能够得着的地方，可是姑姑事先在走廊里就提醒我们别和母亲接吻，因为她得的是传染病。看到母亲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幼小脆弱的心灵也痛苦万分。母亲伸出双手，好像要保护我们免遭什么危险似的，她嘱咐我们好好长大，希望能有前途，语气是那么温柔而又充满绝望。她用那双干瘦的手抚摩着我的头，时间比对哥哥姐姐总要更长一些，她那如泣如诉的声音就像一支快要熄灭的蜡烛一样越来越微弱。“我的小宝贝啊，你怎么办H阿？”这时候，我哥、我姐站在我身旁，神态好像是比我大20岁的大人，等母亲不再抚摩我们了，他俩就挺懂事地领我出去，好让母亲放心，有他们来保护我呢。也许有人会说，当母亲的该多为孩子着想，这么样会把孩子吓坏了。可是，可怜的母亲那时一直在发烧，她这是一片真心啊。在母亲跟前，哥哥总是板着脸，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姐姐强忍着，等回到我们孩子住的房间才放声痛哭起来。我呢，从腹部到胸部都剧烈地痉挛起来，疼痛难忍。从那时候起，我的神经和心脏就不好。

后来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懂得了死是多么不合情理。照那时的规矩，死者的遗体要在灵堂里停放整整三天，等来拜谒的亲友们哭够了，才让黑马把棺木拉到墓地去埋葬。母亲穿着节日的服装躺在灵堂里，像一座冰雕成的人像，她的脸上带着斑点，露出一丝微笑，表示她对生活已无兴趣。一切都和她活着的时候一样：布满红色斑点的双手，大拇指上长的肉刺，她的头发和瘦得皮包骨的太阳穴——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可是死却把她和我们隔开了，使她变得无比陌生了。棺木放在高高的架子上，大人们把我们抱起来让我看一看母亲，让我知道她已不在人间了。眼看着一个垂危的人最后被死神征服，这在我们姐妹三人身上都留下了精神过敏的印记，它在我的一生中一直起着作用。一种孤独感，一种毁灭和渺小之感一直伴随着我，在我刚开始艺术生涯取得初步成熟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到这一点。一切都有其归宿。我常常怜悯我的母亲，她把生命赋予了我们姐妹三人，可是她却无法得知我们是怎么生活的。有时为了自我安慰我也胡思乱想：假如人死了真有灵魂存在，一个年纪老了的女儿去拥抱年轻美貌的母亲，那将是一种什么情景呢？我不知道我从母亲的性格中继承了什么，因为我当时不可能理解她的性格。我只能比较，从父亲那儿我继承了什么品质，那些在心灵中引起纷扰，发出光热和逐渐沉积下来的是些什么东西。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往往会把各种印象和关系混作一团，他一心奔向未来，没有功夫去想过去。可是年龄的增长会使每个人不知不觉地回想起从前的事，使他能回味过去没有理由、也没有时间琢磨的不少细节。现在我已经不练习跳高，也不跨越篝火了，我不再说，十年以后或者五年后的我要干什么了。当然，我现在还敢于，尽管是有点儿轻率地谈起明天或者后来的事，因为我的日记本上还写满了每天该做的工作。可是，时光却常常让我回过头，使我一时间又变成一个儿童，尽管身体已经老了。这个儿童回想起老家的餐桌，想起它椭圆的形状和大小，想起桌布上铺的一块漆布，以免孩子们吃饭时把桌布弄脏了，想起这一切就给她一种安全感。还像小时候一样，我有时满怀崇敬之心站在父亲雕着花的书报架旁，用微颤的手指去拿起《花朵》、《罗米尔》、《时光》等杂志。我穿上系鞋带儿的便鞋，走上那座小城的街头，那儿的空气还没有被工厂污染，我怀着一个等候猎物的猎人的心情，蹦跳在这个小城的林荫道上，一直走到岔路口，那儿一条路通向学校，另一条路通向墓地。那儿的树木还像从前一样亭亭如盖，房屋的屋顶还是那样耐心地承受着雨水的冲刷。长满浮萍的鱼塘仍像半个世纪以前一样的罗曼蒂克，使人流连忘返。你的小学老师的长相是这个样子，宗教课教师脸上的表情又是那个样子。时光并没有使圣诞树上的星星和银河练带锈蚀而失去光彩，但是，过早亡故的亲人的面容我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想起我的母亲，我看见的只是她的手，右手腕子上长着一块粉红色的斑，手心由于生病而微显蜡黄，我仿佛摸到她手指上的关节，由于长期干家务活这些关节已经肿胀发硬了。我还能一点不差地闻到她皮肤散发着杏仁皂的香气，甚至还画得出来不少当时的时装杂志上的图画，母亲把这些图画剪下来，让我和姐姐去填色彩。我也没有忘记母亲的一件奶油色带花纹的毛料连衣裙，有一次我们很高兴地去郊游时她穿着这套衣服，我们在树林里采蘑菇，她穿着这套衣服，拿着一把带桃花花边的长柄阳伞。我耳边还听到她的声音：“当心别摔倒了！你等等。干吗跑得这么气喘吁吁的？”当时我才6岁，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才一小会儿呢。蚂蚁、羊齿、石头缝里长的草、蝴蝶、父亲和母亲、我的玩具，还有太阳——这一切都很新鲜。后来，母亲生病了，一切都黯然失色。她的死更使世界变得丑陋不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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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天生是由一双双、一对对由爱情等偶然因素结合起来的怪物群。他们先是继续先辈那儿传达来的个性和特点，然后像高空跳伞员那样纵身跳进无垠的大森林。没有人问起他们，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值不值得？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从事的儿童神话似的冒险事业不管是马到成功或者命运多舛。最终都是以消亡结束。他们毕竟是“英雄”，他们对此仍乐此不疲。前赴后继。

写至此后，奥尔加·申普芙卢戈娃在世上差不多还活了二十三年。这就为继续写回忆录提供了足够的可能性。就整个传记、回忆等这类文学作品来说，通常都是由每个回忆者自己来写。然而当回忆录一书的作者预感到自己生命将要过早终结时，故托人代劳写完它，那结果很清楚：因为回忆录通常都不是从后面写起的，因而很可能出现这一危险情景，即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可说是顶峰时期，或者至少是最成熟的阶段会被遗漏的可能，亦或被编辑的后记之类的东西所代替，这就好比要由编剧站到舞台上去补充完全剧的第三幕似的。

奥尔加·申普芙卢戈娃同每个人一样，为未来留了自己的一幅肖像，她不希望自己死后留在世上的只是她面貌的一半。特别是当她有别于他人，就像一座房子的阴面与阳面之不同一样。奥尔加·申普芙卢戈娃总是这样的，当她要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她首先清楚地知道，她为什么要做这事，所以她考虑得十分周到长远。于是在她死后不久，在她为准备写回忆录用的一本装帧得挺讲究的文字资料簿的扉页上发现了这样一段话：我现在委托克尔奇马博士，假如我死了，请他与一些见证人商讨和根据我的一些叙述写完我的回忆录一书。奥尔加·申普芙卢戈娃1968年2月26日。

这事是在将近她临终之时做的。她不曾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最终的决定。她没写清楚，是让我写完、扫尾或者整个地让我来完成她的回忆录。不管怎么说我都将尽力写好它。她也写得够准确无误的，而较少地运用具有同一种意义的概念，比如“我希望”，“我要求”，或者是“我赞同”，而是明确地表示“我委托”。那我就得必须接受委托了。假如她还活着，我一定会请求她不要给我如此的厚爱和殊誉，尽管我深感荣幸，但我真的担当不起这一重任，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人对他人、自己对别人这样一种既单纯又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回顾。

结束回忆录一书的问题早在六十年代初她就谈到过，然而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把它视为是作者对未来的一种悲切的预感，是对充满成功的回忆来驱散自己内心沉重的抑郁。我们大伙都非常之高兴，觉得她也应该享受一下自己冲刺后的松快劲，因为打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这将是她最好的一部散文集。它不仅仅是画廊中的一幅画，而是一幅雄伟壮丽的画卷，一幅关于伟大、生活的真理、生与死的大会战的全景图，她站在那幅全景图里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回忆录的某些片段曾不失时机地刊登了出来，或为她自己常谈；特别是来自维诺赫拉德剧院和民族剧院的那些被称为光荣的北斗七星的、被镶在圆框里的演员剧照更是令人赏心悦目，这些片段表明了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她的《捷克史话》如何占胜了自己惧怕的心理等。

命运不曾给予她这本书有个凯旋的结局。她的心脏已经支撑不到她去扑向那终点的彩带，她生命的马拉松赛跑的最后一圈是借助于助理医生们的两手搀扶着跑下来的，她已经精疲力竭了，生命的源泉已经整个地枯竭，她不屈服于命运，绝不要别人来千方百计地抢救自己，这与她的天性和道德观是根本不相容的。因此回忆录留在那里没有写完。

我在最初激动的瞬间把她死后的委托当成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来接受，当成是每一个还留在世上的她的亲人首先要完成死者的遗愿的事来接受。然而这一义务的范围、内容以及重大意义很快就突出地摆在我的面前。首先我意识到，这绝非一般意义上理解的那种责任感，一个要委托某人来叙述自己在世时生命中最为伟大、最为辉煌时刻的一切，那这任务是何等的重大和有分量啊。假如她还活在世上，对此事有所提及或暗示的话，那我会肯定地对她说，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让她别从这方面去考虑，我又相信她的身体会如我希望的那样好，因此我也不会把这事放在心上的。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一残酷的事实会如此快地发生，奥尔加·申普芙卢戈娃她没能等到那完全可以引以自豪的自己那生活能自由地以一种最好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时候便离开了人世。如今，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已经摆在了我的面前，我问我自己，这位女作家具有无数种可能性来完成自己的回忆录，在作家、新闻工作者中她拥有许多朋友和志同道合者，为什么她不物色某个较为能干、比较精通这方面的人来为自己续写完回忆录呢？还有一个问题，甚至别的一些人，或者待将来读完整个这部回忆录的人会不会提出来：“他把事情都给弄错了，他根本就不会写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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