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空白处：另类视野下不为人知的史实》透过另类的视角感受不一样的历史史实，挖掘不为人知的历史片段，获得更加真实的历史感悟，这本书不容错过！

张鸣老师的历史写作，介乎学术与通俗之间，轻松风趣，在诙谐的写作中让读者可以看到真实历史的影子，给予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语言生动，活泼，有感染力，让读者真正参与到故事中去，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历史的空白处：另类视野下不为人知的史实》通过各个小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感受真实的历史场景，张鸣老师以冷峻地幽默文字写出了世间的沧桑别离，透过不为人知的历史找寻历史研究的新意，让读者可以在嬉笑怒骂的文字中颇受启发，真正去反思历史，去感悟真相！

错得过的历史，错不过的文字。

《历史的空白处：另类视野下不为人知的史实》是著名学者张鸣的历史文化随笔，他以另类的视角和举重若轻的笔触，将晚近历史中的大小人物和各色轶事生动勾勒，鲜活展现。张鸣力图剖析历史空白处那些不为人知的深层真相，引领读者去反思中国封建文明给中国历史、给国人，乃至当下的社会带来的影响。张鸣笔挟风雷，具有一种冷峻的幽默，常于旁人所忽略之处挖掘出新意，读来令人莞尔之余、颇受启示。让我们随着作者一起行走在历史的空白处，去体味国家荣辱、去感受世态民生，去自嘲、去反思，直至觉醒……

《历史的空白处：另类视野下不为人知的史实》深刻挖掘不为人知的历史空白处的深层真相，引领读者去反思和思索。

第一话　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

第二话　戴大头巾状如印度兵的中国士兵

第三话　懂兵法的和会打仗的

第四话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第五话　对毒与赌的另一种期待

第六话　官服的前襟与后襟

第七话　官运挡不住的人

第八话　“光绪”来了

第九话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贵族

第十话　后汉儒生的幸福生活

第十一话　混事的本事

第十二话　借口的故事

第十三话　名士和能臣之间的悲剧

第十四话　撒钱的兵法

第十五话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

第十六话　外国雇佣兵的中国际遇

第十七话　误会的和不误会的教案

第十八话　有矣中国戏的一点涉外的往事

第十九话　戏里的战争不让女人走开

第廿话　选举与美女经济

第廿一话　洋人的膝盖

第廿二话　一旦革命成了功——王金发的故事

第廿三话　以色事人和以貌取官

第廿四话　又想起了王大点

第廿五话　在北洋狗与北洋虎之间

第廿六话　在孝与非孝之间

第廿七话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

第廿八话　“子见南子”的现代性事件

第廿九话　从将军到村长

第卅话　会馆演绎的官商故事

第卅一话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

第卅二话　三跪九叩的健身操

第卅三话　文人的舌头

第卅四话　小人不可得罪

第卅五话　洋人遇见兵

第卅六话　说了不白说，做的必须做

第卅七话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读史札记

第卅八话　“肉食香”的学问——跟李零读《孙子》

第卅九话　台湾的招幌

第四十话　袈裟与权杖

第四一话　家族架构与公司架构——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的思考

第四二话　精英的养成——从臣民社会、蚁民社会到公民社会

第四三话　闲话“风头行政”

第四四话　为什么会有农民怀念过去的集体化时代？

第四五话　漫议乡间合作发生的文化条件

第四六话　中国农村政治：现实与未来的走向

第四七话　关于我的两篇自述

第一话 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

民国时期的记者牛。租界里的口没遮拦，想说就说；租界外的口上的遮拦也有限，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惹着谁了，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民国时期的记者牛。租界里的口没遮拦，想说就说；租界外的口上的遮拦也有限，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惹着谁了，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居然第一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旁观者见了，哈哈一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解气归解气，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当过记者，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但是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黄远生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邵飘萍在六国饭店躲了很长时间，一露头，就被捉了进去丢了性命。好在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钱、吃喝嫖赌、巧取豪夺，他们都公开地做，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恶毒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因此败了兴致，就职典礼少了些风光，曹大总统既没有全国通缉，也没有派刺客下手，让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继续说他的精虫和生殖器。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作冯妇，依旧做他的记者。此人是跟黄远生（号称是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曾担任过《申报》、《时报》、《东方杂志》、《庸言》等多家报刊的特派记者，1915年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去了美国，但却被误会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杀）、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他写文章，标题叫做“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骂的是武夫，没事。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儿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贴上狗肉将军之后，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狗肉将军来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记者们应该知道，因为刚刚一个名记邵飘萍做了枪下鬼，可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不幸的是，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他们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跟巴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本领高，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儿隐秘的沟通，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没有给林记者任何申辩的机会，一声枪响，撒手西去。枪毙的理由是赤化。其实，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林白水都一点瓜葛没有。

显然，在存在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很弱势。

第二话 戴大头巾状如印度兵的中国士兵

晚清的中国，是个出新鲜事的地方，给喜欢看热闹的国人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做看客。鸦片战争英国人打破大门进来，战争间歇，大着胆子溜出来看热闹的中国人发现，在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军队里，夹杂着大量肤色很杂的人。晚清的中国，是个出新鲜事的地方，给喜欢看热闹的国人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做看客。鸦片战争英国人打破大门进来，战争间歇，大着胆子溜出来看热闹的中国人发现，在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军队里，夹杂着大量肤色很杂的人。这些人身上穿的跟白人差不多，但头上却裹着一个大头巾，显得头特大。中国人管他们叫大头兵，或者大头鬼。当时的国人不知道，这些人其实是英军中的印度锡克士兵。由于印度做殖民地的资格比较早，因此印度人，尤其是剽悍的印度锡克人，就有了跟主子一起出来教训别个不听话民族的资格。

由于印度士兵的加入，这场战事给了做看客的中国人更多的眼福。在他们眼里，洋鬼子肤色很杂，也很斑斓，有白夷、黑夷、红夷，以及不黑不白之夷等，好看煞人，边看边增加自己的种族优越感——觉得鬼子不像人，像动物。印度士兵的头巾，也给人印象深刻，因为它多半是大红的，高而臃肿，凡是看到而且喜欢记录的中国人，总是忘不了记上一笔。后来，在上海租界里，英国人用印度人当巡捕，上海人称之为“红头阿三”。这个戏谑的称谓，显然跟头巾有关。不过，在鸦片战争当口，缠头巾的印度兵命运并不好。中国人抓到了白人，很可能会优待，但是抓到了地位低下的印度人，不由分说就是虐待，连打带骂，还不给饭吃（我们中国人，对等级无师自通地敏感）。而英国人方面，一旦出现了军纪问题，一般都是拿印度兵开刀，当众绞死，用以安抚占领地的中国人。远不及后来在上海的印度巡捕，虽然在白人面前是孙子，但见了中国人，却是霸道的爷。

缠头巾是印度锡克人的风俗，也是他们的教规，聪明的英国人为了让殖民地的人做炮灰，在变革他们上下身服饰的同时，容忍了他们的头顶。殊不知，这个特别的头顶，到了中国，却变成了二等洋人的标志，让中国人很是厌恨。

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徐咏莲画）然而，时代总是在前进，谁也没有想到，到了19世纪末，在中国“租借”了山东威海的英国人，居然把他们在印度的经验搬到了中国，在威海建立了一支“中国军团”。这支军队的服装跟印度的锡克兵一模一样，头上也顶着一个大头巾，或者说是头巾形的帽子。据资料记载，“中国军团”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长枪队、炮队、机枪队、骑兵队一应俱全，这支军队的士兵，大概是中国第一批接触并使用马克沁机枪的人。从这支军队留下来的老照片来看，这些来自山东各地的小伙子们，虽然头上裹着头巾显得有点儿怪异，但军容严整，浑身上下透着精神，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儿趾高气扬。只是虽然号称“中国军团”，但军官却都是英国人，列起队来，每个排的旁边，都站着一个戴着大檐帽的英国军官。

作为殖民者的白人，很少做亏本的买卖。白人招募中国兵跟招募印度兵一样，都是要用他们打仗的。“中国军团”刚刚练好，打仗的机会就来了——中国闹义和团了。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但威海附近却没有闹出多大动静，因为被“中国军团”剿了。不久，威海的“中国军团”北上，加入西摩尔联军，不仅跟义和团，而且跟中国的正规军交上了手，参加了进攻天津和北京的战斗。据说，这支中国人的军队打得很不错，在进攻天津的战斗中尤其突出，接连攻下几个军火库。战后，为了表彰这支军队，英国人特地设计了一种带有天津城门图样的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标记。一位当年“中国军团”的英国军官写道：“中国军团远征作战的次数比任何部队都多。即使不算解决威海卫出现的麻烦，天津之战有我们的份儿，解救北京有我们的份儿，以及1900年8月到独流和没有行成的北仓，这些远征都是我们干的，没有其他军团参加。”巴恩斯：《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转引自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参加八国联军的“中国军团”计400余人，进攻北京的联军中的英国军队一共才3000人，中国人占了13％。而联军中法国军队才800人（以越南士兵为主），奥军58人，意军53人。如此说来，所谓的八国联军，其实应该是九国联军才是。只是这第九国的士兵比较隐蔽，服饰跟印度兵一样，以至于当时被打的所有中国人都没有觉察，一直当他们都是印度兵。

使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不是打普通人，是进攻自己国家的首都，打自己的皇帝和太后，居然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支中国军队打得相当卖力（中国军团为此阵亡23人），特别能战斗。同样的中国人，在中国阵营里几十万义和团，几万武卫军，都不济事，而在对方阵营里，几百中国人却所向披靡。令我们在佩服殖民者的“以华制华”策略高明的同时，不能不反观一下我们自己的百姓。传统的忠君爱国的观念，在晚清的乱世，很明显靠不住了。在同一个地方，一伙人跟洋人誓不两立，嚷着杀洋灭教，虽然刀大多都落到了信教的中国人头上，但对洋人的敌意无疑是明显的。另一伙人（他们其实也不是信教的教民）则跟着洋人杀中国人，杀到了皇帝和太后的头上。19世纪末，世界还真是有点儿乱。

最后提一句，后来，英国人为参加八国联军的中国士兵阵亡者立了一块碑，碑文中、英双语，但碑的样式，却是地道的中国式：云头龙纹，跟中国政府为在义和团时死了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的牌坊一样，绝对中国，但却是对中国的……什么呢？——羞辱！

不幸的是，这羞辱多半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找的。

第三话 懂兵法的和会打仗的

自战国时赵国的名将赵奢生了个儿子赵括，而且将他养大以后，中国就多了一条成语：“纸上谈兵”。自战国时赵国的名将赵奢生了个儿子赵括，而且将他养大以后，中国就多了一条成语：“纸上谈兵”。其实，自从人们将原来作为军事制度和规章的军法，演绎成讲战略和战术的兵法，学习兵法和操练战事两者分离的事，迟早会出来。孙武做过战将，写过兵书，但是看《孙子兵法》的人，不一定都有机会打仗，大不了关起门来背熟了，教学生骗点束脩也未可知。战国时的孙膑、庞涓，据说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孙、庞二人都是操练过打仗的事，一个为将，一个做军师，但他们的老师，却只算一个纸上谈兵的。00

纸上谈兵的人，不见得都是废物，即使赵括，也有过人之处，谈兵论战，能把久经战阵的老爹说得没话说，可见书是没少读，而且能言善辩。如果赵王不是中了秦国的反间之计，一下子就委以如此大的重任，做40万人的主帅，假以时日，慢慢磨砺，日后说不定也能有点儿出息。

王平与马谡历史不能假设，也没有机会假设。自赵括以后，凡是提到“纸上谈兵”四个字，后面的话跟着就是“言过其实”，三国时刘备对马谡就是这么评价的。但我们看历史的记载，马谡所言未必都不中用，诸葛亮南征，就采用过他的“心战”策略，而且效果良好，从此以后，南人不复反矣。《三国志》上讲，诸葛亮“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如果谈论得不靠谱，现实如诸葛亮者，估计不会跟他浪费这么多工夫。

可是，能说出很多高论的马谡，还是在用兵上栽了。街亭之战，作为主帅的他不听王平的劝告，一意孤行地非要把重兵摆在没有水的山上，结果被魏军围困，不战自乱，丢了街亭，让诸葛亮大军进退失据，差点儿吃了大亏。

王平说不过马谡，因为马谡有理论。理论来自《孙子兵法》：兵法上讲了“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然后存”。把兵摆在没有水的高山上，是置之死地，不仅置之死地，还可以居高临下，有势能。这话按道理没错。而且人家韩信，井陉之战，背水列阵，置之死地，仗打赢了，有成功的先例在。但是他忘了很关键的一点——战争的情景，也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事件发生的条件。韩信那个时代，战争很有战国的余风，以消耗对方有生力量为宗旨，杀的越多越好。战争中，各方经常发生把俘虏杀掉的事情，最著名的就是项羽在巨鹿战后，一举埋掉20万秦降卒。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很害怕做俘虏，缴枪投降的可能性很低。加上当时韩信手中也只有一些乌合之众（老兵都被刘邦调走了），面对强敌，稍有机会都会逃走的，只有置之死地，才有赢的可能——反正后退也是死，前冲也是死，冲过去还有一线生机。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置之死地的战术应用，胜机才会比较大。

反过来，马谡的时代，由于经过东汉末年的大乱，人口锐减，是各国兵员极度缺乏的年月，彼此之间都想尽办法争取对方的兵员。魏国甚至不得已实行了“士家制”，拿士兵的家眷做人质，防止士兵投到敌方去。既然投降不会有生命危险，而且还可能受优待，士兵在面临“死地”的时候，最优的选择，自然是投降——不战自溃。

比井陉之战稍早的秦楚巨鹿救赵之战，也有跟马谡、王平争论类似的情况。事情发生在楚军主帅宋义和副帅项羽身上。宋义跟马谡类似，此前也有高明的建议和明智的见解。先是提醒项梁（武信君）注意战胜后将骄卒惰，在项梁不听劝告的情况下，又预言项梁必败，劝齐使者不要着急去见项梁，省得把命搭进去。巨鹿救赵之战，按兵不动也有道理：不急出手，坐待双方消耗，自己承其弊，收渔翁之利，不战而屈人之兵，完全合乎兵法。所以，宋义很自信，对项羽说：“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打仗我不行，谋划你不行。结果，项羽不像王平那样老实，说不过就动家伙，一刀宰了宋义，自己当家，无师自通地操练起置之死地的兵法，破釜沉舟，大破秦军。  两个战例，一个是主帅要冒险，副帅不干；一个是副帅要冒险，主帅不干，只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真正有道理的一方，都是披坚执锐的战将。

项羽和王平都是粗人武夫，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吃的是刀口舔血的饭。两人都说不过对方，但他们俩都是对的，他们没有理论，更没有口才，但是他们有战士的直觉，有战争的常识式的智慧。比如王平知道，人是要喝水的，作为战士，水尤其重要，军中缺水，比缺粮还要可怕，口渴的士兵是没有士气的，没有士气，就打不了仗。同理，项羽的直觉告诉他，仗必须马上打，不打自己这方就完了。后来史书记载的道理是这样的：在强大的秦兵面前，赵根本算不上什么，灭赵，消耗不了秦军多少兵力，但却可使士气大振；反过来，救赵的诸侯本来就畏敌如虎，赵灭之后，不仅诸侯没了士气，连楚兵士气也会受损，如此，战事将不可为。但是这很可能是司马迁的马后炮，当时项羽是否如此清楚个中道理，讲得如此有条理？未必。

战争，落到实处，毕竟是那些亲冒矢石者的事，第一线操作者的感觉，从来都是必须尊重的。虽然，第一线的人员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但后面运筹帷幄的人，也容易犯本本主义的错。有时，比较起来，还是后者的危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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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有名气的散文随笔作家王鼎钧在他的回忆录说，他踏上台湾岛之后，尽管兵荒马乱，他又从军中退役，身无分文，但买了一瓶墨水，顺了几张稿纸，就可以写随笔投稿卖钱了。一直写下来，居然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还可以支援上学的弟弟和妹妹。这样的好事，在现在可不可以有？我想，即使有，也相当偶然。一个无名之辈，即使稿子写得倍儿棒，投出去了，被看中，变成铅字的概率，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能换成稿费的可能性倒是有百分之五十以上，但什么时候拿到，可就难说了。如果等米下锅，那就只能饿死。

在我们这个大陆上，原本对随笔文字的需求就不高。各个报刊连同出版社的编辑，虽说都是大学毕业，学新闻的，学中文、历史的都有。但严格地说，肚子里有货的不多，当年去台湾的，无论党政军各界，多少都有点文化。需求量大，报刊的副刊缺稿，而在我们这儿，文化都给革命革掉了。能写文章的人，也难免大批判的影响，排比句，大口号，华华丽丽，写的爱写，看的爱看。王鼎钧之辈，别说留在大陆，就算运动折腾不死，活到改革开放，想要写字换钱，估计也难。

我曾经说过，我这一辈子少无大志，最大的理想，是可以靠写文字养活自己。但是，没来北京之前，我也一直都写，基本上却是写多少退多少，再不就泥牛入海，悄无声息。最糟的是，自己投的稿子没发，过些日子看类似的稿子问世了，署的是你投稿那个杂志编辑的名字，你还不好意思质问人家是不是“参考”了我的东西。

我后来是怎么混出来的？回想起来真有点糊涂。好像考上博士，毕业留校之后，运气就转了。稿子慢慢退的少了，即使这家退了，转到别家照样可以发。然后日积月累，混得脸熟，报纸杂志、出版社连同书商都把你当回事了。稿费也慢慢高了起来，不仅煮字疗饥不成问题，而且出有车，食有鱼也。当然，不是说我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报刊就会高看一眼。人大的老师，也有想走我这道儿的，但成少败多。当然，更不是我进了北京，水平就高了一截，今昔相比，其实差不太多。要论记性精力，还今不如昔。想来想去，只能说我后来运气好了，正好碰上些能对上口味的编辑，一来二去，我就混出来了。

可是，已经混出来的我，想要给编辑推荐一些新人，十有八九，还是没戏。我们的媒体，还是这个习惯，不肯冒险，只喜欢用熟脸人的稿子。再不就是追剿名家，跟狗仔队似的，死缠烂打，如果按钱锺书的说法，名家是会下蛋的鸡。而要稿子的人，恨不得让这些名家生出两三个屁眼，天天下蛋。

按说，混出来的人，不该说这些替没混出来的人抱怨的话。毕竟，我还是得靠卖文吃饭，得罪了媒体，不是开玩笑的。可是，生性愚鲁的我，就是这个德行，肚子里生出的话，非倒出来不可。我知道，再怎么混出来，我也是个小人物。中国是个权力社会，不搭上点权力，不跟体制沾边，再牛的人，也牛不起来。大人物一句话，就封杀你半年。等出来，人们早就把你忘了。媒体乐意捧的人，民众也乐意跟。像我这样的，已经出版的书，还有人乐意再出，出了之后，居然还能有人自掏腰包买，已经是三生有幸了。

当然，当今之世，读者买你的书，钱你却未必能拿到。就拿这本书来说，出版之后，一直在卖，据说卖得还不错，我却只拿了五千册的银子，还交了五分之一的税。我们这个据说要大力推进文化产业的国度，文化产品稿费超过800元，就得交税，然后水涨船高，累进翻番。有人管选题，有人审内容，但没人管盗版。万一你的书卖好了，盗版马上就大批问世。出版商可以再印不告知作者，印刷厂可以悄悄偷印。不管文化人多么卖力，最终好像只是促进了文化盗版产业。

牢骚归牢骚，写字的，还是得写字。百无一用是书生，不写字，又能做什么呢？好在有热心肠的出版社，乐意炒这碗冷饭。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部我当年比较喜欢的文集，出版后，动静一直都不大。但愿，这次再版，机遇能好点。

张鸣

2013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