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所著的《不对》所收文章无论是评论还是直击、是观察还是忧思，其出发点都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职责，就是对所有的不对说“不对”。

在这时代，做一个“不对”先生，是尽公民的责任。

一个人的声音很微弱，说的人多了，慢慢就有力量，就有希望改变“不对”。

李公明所著的《不对》内容简介：说“不对”看起来是一种否定，但是，对“不对”的否定不正是对“对”的肯定吗？当我们说“不对”的时候，心中不正是怀有关于“对”的价值观和理想吗？……《不对》中这些都是关于“不对”的最简单的常识。可惜的是，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要为说出常识、实践常识而奋斗的时代。在这时代，做一个“不对”先生，是尽公民的责任。

序言 不忍而已

自序

第一辑时评纵论：丧钟为谁而鸣？

公鸡的使命

我们的墓志铭与通行证

警惕以传统文化之名而行的政绩工程

孙志刚四周年祭

纪念王小波，如何争做自由人

超越分歧的历史记忆与自由价值

有一种计算方法叫无耻

“十月革命”的硝烟与历史真相

信息自由是反击诬蔑最有力武器

迈向实现公民知情权的途径

让法制建设在救援与重建中不断完善

生命中必须承受之痛

需要耐心阅读和倾听的索尔仁尼琴

让维基解密在……飞

道殇：丧钟为谁而鸣？

放权诚可贵，民意价更高

什么是“两会”的“敏感问题”与“个人意见”？

第二辑愤怒书斋：十年磨刀

进行着的世界史

学者与政治权势

十年磨刀：读书的困惑

结社，还是不结社，这应该是一个问题

30年阅读记忆

“惩罚……抬高了我们的身份”

宪法与诗歌是……最后的底线

“我们在，因为……我们在斗争”

权力观的颠覆：历史叙事中的非暴力运动

“我的勋爵，你处罚了一个……无辜的人”

是“革命将至”还是……“现在就革命”？

从来无需捍卫……永远也不会失去的记忆

仍需文章觉天下，只缘霸业……苦苍生

“宪法是……拿来用的”

第三辑教育忧思：蔡元培魂兮难归

大学校园的道德与政治向往

婢女是怎样炼成的？

学位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大学是知识与思想启蒙的摇篮

高校为何欠债？应该谁买单？

清华百年又如何？

蔡元培魂兮归来又如何？

第四辑文艺观察：寻找自由的天空

当代艺术与社会公正

艳阳金光真或伪，兼问苍生与鬼神

图像与政治（五则）

流放者的归来

廖冰兄的良知与勇气

向吴冠中说真话

虐囚与酷刑：来自古拉格的图画

艺术名利场中的权力、资本与制度性腐败

第五辑直击广州：为公民现象而鼓掌

来一次大张旗鼓的访贫问苦

广州人，你们可要警惕啊！

广州发展“规划”是怎样炼成的？

同德围之困：文明广州的耻辱

弘扬地方文化的方言平台不应萎缩

万市长，你在哪里？

干呼万唤不回应，莫非真的有腐败？

城投集团的来头背后隐藏着什么？

在户籍壁垒与业绩壁垒的双重夹击下

为广州公民现象而鼓掌、鼓劲

海心沙项目与广州公共决策的耻辱

公共话题的“烂尾”是对民意的罔顾与蔑视

“城市文化名片”与浮躁政绩

白云山隧道工程有违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

广州大学城的发展不能违背办教育的根本宗旨

纳税人要盯紧官员财产公示的制度建设

公鸡的使命

《现代人报》第32期的社论《公鸡效应》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公鸡应该什么时候才叫？该文认为，半夜鸡叫难逃劫运，日中打鸣也必遭人白眼，因而，公鸡应该在太阳将要升起和人将要醒来之时引颈高吭。作者的立意无疑是好的：改革家应该审时度势，选择最佳的时间和方式输出创造性信息。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作者把这种“公鸡效应”奉为现代改革家的行为准则，这就令人不敢苟同了。

质疑之一：“太阳不是公鸡叫出来的，叫不叫天都会亮”，不错，这是常识。但以此比之于社会政治，却又显得有点缺乏常识了。谁都知道，大凡真正的社会变革，不可能是自然而然地到钟到点便从天而降的，而总要经历一番酝酿、阵痛与催生的痛苦进程。正如作者文中说的，“社会改革的大趋势是由社会自身的多方面原因促成的”，难道在这“多方面的原因”中可以排除思想的启蒙、舆论的先声么？窃以为“公鸡或改革者们，首先要清醒地认识”的，恰是天不会自动就亮的，公鸡们如果不叫、不喊，不吵掉人们的迷梦、噩梦，太阳是不会自动跑出来的。假如真的按作者文中说的，“叫不叫天都会亮”，那人类社会的进步岂不成了太容易的事情了吗？可惜阅尽春秋，我们还找不到一个如此便宜的先例。

质疑之二：“人就不是一定靠公鸡啼鸣才醒的，即使没有鸡鸣，人也会凭自己的生物钟而醒来”，这也不错，也是常识，可比之于社会的人，则又错了。人民是什么？恩格斯说过，人民只是听到雷声便相信是雷神在打鼓的一群。鲁迅终其一生痛心疾首于中国人的麻木、丑陋。鲁迅先生还极深刻地把中国人的历史捅了个大天窗：一部历史，无非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历史。在这里，人的真正解放自己的生物钟哪里去了？一个社会，尤其是在封建专制笼罩很紧的社会，其造成的最锐利、最揪心的痛苦，往往只有极少最敏感的优秀分子才感受得到。假如他们甘于沉默，寄希望于每个人“凭自己的生物钟而醒来”，那可真是这专制社会的齐天洪福了。

质疑之三：作者说，勇士们“虽可歌可泣，是思想先驱，但不是对社会起实际变革作用的改革家”，好一个“实际作用”！试问，思想家，尤其是“思想先驱”的价值和意义能以实际作用去衡量、去论定吗？从苏格拉底到马克思，到鲁迅，他们在其所处的社会中具体地改变了什么、确立了什么从而显示出他们的“实际作用”呢？没有实际作用，就仅有悲剧的、令后人歌且泣的审美价值么？可以设想，没有在“文革”中逐步觉醒而呐喊的勇士，没有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的声浪——那都不是在太阳就要升起的美好时刻——“四人帮”会一下就倒台、改革之风会一下从太平洋刮来？是的，勇士们（过早敢于叫将起来的公鸡们）的实际作用是难以列举的。

质疑之四：作为思想者、改革家，固然不应只追求为改革献身的道德价值——关于这一点，笔者是颇引以为同调的——但是，难道只有在胜利在即、必操胜券、无厄运之虞的时候，才是改革者值得“引颈高吭”的时辰么？是，打死老虎，然后披红挂绿地得胜回朝，谁个不争先、谁不逞英豪？这不有点辱杀了“现代人”、“改革者”的美名了么？“办实事，办成事，而且经济、高效、损失最少”，这可以是商人的价值判断标准：因为商人为自身谋利乃是天经地义。但真正的思想者、改革家，难道不是首先唯真理、唯正义是图吗？当然，为力求生存而进行的战斗必须有策略意识是重要的，但战斗与生存，何者为首却是原则问题，否则“公鸡效应”便不折不扣地沦为与庸俗腐败现象和平共处的活命哲学了。

自然，黎明总会到来。但等待戈多实际上只能使戈多永不露面。所有的真公鸡都应该叫，就在他感到如鲠在喉，不叫不快的时候叫好了！若真如此，黎明能在哪个黑山洞里藏多久呢？

1986年10月

（原载《深圳青年报》1986年11月7日）

我们的墓志铭与通行证

××：

来信谈到了“这一代”——你主要指的是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在今天的境况如何、风貌怎样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个很诱人的话题。作为“这一代”中的一员，我可以给你谈一点感想。当然，世事嬗替不居，而人的感觉往往又是很偏执的。知我罪我，悉由尊便。

当年，在一场空前惨烈的文化劫难之后，迎接我们的实在是一片荒芜的校园。四年的时光，不少人冉冉然抽成了一根会思想的芦苇，恐怕全是自己修炼的结果。大学校园对我们来说与其说是伏案的战场，不如说是反思的长廊。在这里我们的初衷和远志得到确立：我们必须同时是社会良心与文化精英，才不至于辱没了“知识分子”这个称号。那时节真正是一个精神的上升期。

1982年我们毕业了。当时的社会已经是七彩纷呈。一时间留学、经商、从政成了最合时宜的话题，社会似乎慷慨地偿还对这一代人的欠债。然而，谁敢肯定这就是历史之神对这一代人的真正厚爱？在价值理想与现实功利的严酷冲突面前，望风披靡地倒向后者成了天下大势，各种欲望像洪教头放走的魔鬼，再也无法收回。说实在的吧，在今天的许多同学中间，表面上的升降荣辱已经成了横亘在人们心上的一根无形的价值杠杆。

诗人北岛说，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当然，我们身后的墓志铭未必那么高尚，而我们目前所持握的通行证也未必就是卑鄙——然而，这的确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什么是知识分子应该有的墓志铭？以色列学者米歇尔·康非诺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关心人类，对产生问题的现状深感内疚，并感到有责任不惜代价在思想上、生活上为这些问题找到最后的逻辑答案。这或许是一个过高的标准了，但无论如何，应该坚守内心的自我，应该保持对人类理想精神的向往。

其实，这种“墓志铭”精神无非是要站在“绝对”、“永恒”的立场上，高屋建瓴地俯视一切生命。如尼采说：“要真正体验生命，／你必须站在生命之上！／为此要学会向高处攀登！／为此要学会——俯视下方！”

当然，还是那句老话，形势比人强。只考虑绝对的墓志铭而全然不想想相对的通行证也是不行的。无论是经商、跳槽、办皮包公司、从政、寻快乐于欢乐场中，其行为本身都绝无可厚非之处，只是不要让得意之色全然淹没了去。其实同样是面对人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不少西方青年也能超越、会揶揄，敢说一声：“我鄙视”、“我瞧不起”。而在我们的许多同学中间，连价值理想的被淡忘本身也快被淡忘了。假如我们真的把一切高贵的理想精神和热情都丧失殆尽，那么我们这一代人所曾付出过的沉重的代价将是真正的白白付出了。

你还记得吗？鲁迅笔下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与当年那个思想敏锐的吕是多么判若两人！你提的话题太大了，我实在无力纵论天下。我只是被你勾起了这番思忖：什么是我们的墓志铭与通行证？

言不尽意，匆匆作复，并请代向同学问好！

1988年10月7日

（原载《沿海大文化报》1989年3月15日）P2-5

不忍而已

梁文道

去年，一位任教北京某大学的老同学在香港出版了他的评论集子，与原来的内地版本相较，自有少许不同。于是他很欣喜又很无奈地为香港版本撰写新序，喜于有些话终于可以摊开来讲了，无奈他心目中的原始读者到底不易看见自己的坦荡。这种困境，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光是20世纪，这世上就有数不清的作者遇过同样的问题。是要沉默，还是要毫无顾忌地冒险发言呢？终于就发展出一套顾左右而言他，把意思埋藏在字里行间的“隐密写作”，久而久之甚至成了一门学问。写的人要有技巧，看的人也要懂门道，大家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

公明大哥（我一向如此称呼李先生）这部新集，艺评和书评占去其中四成，另外六成则是正面直接的时论，很能反映他多样的写作状况，更能表明他的功底能耐。然而，表面上看，这样的组合又实在古怪，似乎硬把扯不上关系的东西搅在了一块；明明该是几本书的内容，偏生凑成一册。不过，只要略微翻阅，便能发现那些关于宪法学论著的书介，以及几帧柏林奥运的图像分析，其实都是意有所指，与书里头谈时事的文章呼应出同一种怀抱。这类藉着书评艺评指点江山的事，我也干过不少。有时候朋友们开玩笑，自嘲大伙练的是《葵花宝典》。然而，首先白宫之后，神功却未必大成。大家苦修“隐密写作”多年，又曾修出什么正果？

昔日的时事评论人，今号“公知”；而“公知”没多久就成了一个贬义词，贬值之速，犹如“人民”等其他新中国常用语。有人讨厌“公知”，是为了意识形态的不同，说他们是汉奸，是“带路党”，妄图以西化中。有人讨厌他们则是为了他们的姿态不好，老是一副什么都懂的模样，这个也评，那个也议，好像任何领域都少不了他们的份。我们还可以用今日最流行的视角抨击他们，说他们是为了抢眼球，霸占“话语权”。说了什么不要紧，说得有没有道理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时常公开发言。公开发言，而听众不少，那就叫做“炒作”了。

写得辛苦（或日“技巧”），写完了还要遭受上头和下头的双重不满。这又何苦？

关于政论，最常见也最古老的批评大概就是“空谈”二字。无论写了多少，人家一句“光说有什么用”，就能把一切都顶了回去，就能取消你所有的苦思和努力。的确，光说是没什么用的，特别是在中国。公明大哥集子里有篇文章谈到近年各种“公共话题”的兴衰，“黑砖奴”也好，“拆迁钉子户”也好，甚至大到像温州动车事件那样的事故，几乎无一不是烂尾收场。事情一出，大家义愤填膺。骂完一通之后便悄无声息，彷佛一切不曾发生。

但我又想到了一句老话：“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小时候我看这句话只算知其字义，直到开始在大陆写作，这才有了点体会。原来这个世界竞有这样一种衡量写作意义的标准，不是看你写的东西影响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而是看你这个作者得到了什么后果；如此具体，如此切身。当然今天因言杀头的事是没有了，但余此之外呢？前阵子另一个写评论的朋友来港演讲，他笑着说在观众席上看到几个“熟悉的面孔”，惜他们一路辛苦跟到了香港，台下会意者当堂大笑。笑声背后便是这书生的后果，这类后果从稿子被审查被删改开始，到专栏被停，到媒体封杀，到人格抹黑，一路去到想象力的边境。

困顿疲乏之际，不妨聊以自慰，把这些后果当成“自己一定做对了什么”的证明；如果只是空谈，如果没有意义，人家又害怕些什么呢？要用这种方式来体会写作的意义，是我以前只在香港发表东西时所想象不到的。写作果然还是得看“背景”，看你在什么地方写，看你给什么地方的人看。

“如果说管理部门‘睬你都傻’反映出权力的傲慢，那么‘打死不响应’就只能说明权力的心虚和恐慌。但是，为什么傲慢与心虚的结果总是公共话题的‘烂尾’？为什么公权力敢于‘睬你都傻’？道理太简单了：我就是不理你，你能怎么样？公众的无奈和挫败感也正是因为这样：你能把他怎么样呢？这无非说明，如果人民手中没有握着真正的选票，权力必然是不受约束的”。这是我在这本集子里头随手摘出来的一段话。再翻几页，又看到一篇抨击广州市拆迁一段百年老骑楼街的文章，他说：“在恩宁路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有关方面当面说好话，背后搞阴谋，完完全全表现出没有诚信、没有廉耻，没有政治文明的最基本道德的嘴脸”。这全是公明大哥平常在广州报刊上发表的文字，难怪当年许多外地人来到广东都得经历一段适应期。他们初来到炒，翻开报纸一看，便会惊讶地说不出话，忍不住要问本地帮：“你们平常看的东西都是这个样子吗”？

或许这就是我们南蛮广东的开明。当年第一回和公明大哥联络，不知就里地先用普通话问候。他就豪爽地在电话里笑道：，“喂，我地讲白话就得啦！”自此便别有一番同声同气的亲切，也更能明白他那多隐密的写作也隐不去的直率。再看省城广州，这几年的公民行动简直是风起云涌，就像公明大哥在书里所说的，从单枪匹马抗议政府形象工程的少年，到一个关注本土文化保育的组织，尽见草根市民的觉醒。第一个在家里做好标语拿去路边示威的人或许还要莫大的勇气，但当第二个、第三个也开始前仆后继地站出来之后，冒险便成习惯，甚至对当局而言也都是个习惯了。尽管前路漫漫，可这第一步到底是踏出去了。

不，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启蒙的功劳，写评论的人没有这么了不起（甚至包括公明大哥在内）。有时候写作并不是为了什么可见可计算的目标，就像那些监督滥用政府汽车，反对无理扩建地铁，独立报选人大代表的普通广州市民一样，公明大哥只不过是用上了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工具来行动而已；不知行动后果，不计行动代价，他只是出于不忍。这原是一切评论的动因，没有他人以为的那么复杂。

2013年4月

李公明像个儒侠，手不离书如练家子，左手艺右手文如舞长短棍，平常俯首磨刀，但当公民蒙难、公义不彰、该说不对的时候，虽千万人他依然说不对，是当仁不让的“不对先生”。

——陈冠中

李公明，远看像艺术家，近看像个弥勒佛，仔细看，分明是刀客。刀客是什么?敢对一切不对尽其所能说“No”，行文会用“斗争”、“愤怒”，风萧萧兮易水寒，去留肝胆两昆仑……这里的所有文字，既是刀之光剑之影，手起刀落，不亦快哉。读者尽可想象，“愤怒书斋”里的思想者，如何成为当世侠客。

——刘苏里

有时候写作并不是为了什么可见可计算的目标，就像那些监督滥用政府汽车，反对无理扩建地铁，独立报选人大代表的普通广州市民一样，公明大哥只不过是用上了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工具来行动而已；不知行动后果，不计行动代价，他只是出于不忍。

——梁文道

精确的判断力，开放又挑剔的美学趣味，深不可测的思想储备……李公明先生的文章最好地阐释了何谓公共精神。虽然很少谋面，但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莫逆于心的对话。

——王晓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