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贯之》是证监会首任国际顾问戴立宁对于经济和金融改革的经验之谈。

戴立宁出身法学世家，曾掌控台湾金融证券市场，拯救台湾华侨银行于濒危边缘。他的身影，从法律界穿梭到金融界、保险界，又到证券界，废除票据刑罚、处理“十信案”、建立台湾柜台市场……在《一以贯之(戴立宁的经历和坚持)》一书中，作者披露了自己亲身参与并掌控台湾经济腾飞时期20年的金融信托体制和证券市场改革的经验，尤其是这些经验对于大陆的借鉴。

《一以贯之(戴立宁的经历和坚持)》是证监会首任国际顾问戴立宁对于经济和金融改革的经验之谈。

30年前，台湾地区经济改革如火如荼时，戴立宁就在政坛为改革摇旗呐喊、亲身实践。他的身影从法律界，穿梭到金融界，又到保险界，又到证券界，废除票据刑罚、处理“十信案”、建立柜台市场……可谓集法律、金融、政治于一身。

人们许戴立宁为直言不讳的顾问，在任何场合都有话直说。但戴立宁自己觉得，他最大的特点是坚持——“坚守自身，把持原则”。无论是在台湾任职，还是在大陆当顾问，他都坚持市场与政府应该各司其职，合理分工。他相信市场有自律，政府应该放弃父爱主义；他坚信应该开放金融市场，放开汇率利率，而政府只需强化监管体系；他坚持把市场还给市场，把管理交给效率。

许多台湾当年发生的事，今日逐渐在大陆上演。窥得其中的成败得失，必能赚得一些警惕与指导。

在《一以贯之(戴立宁的经历和坚持)》一书中，戴立宁披露了自己亲身参与并掌控台湾经济腾飞时期20年的金融信托体制和证券市场改革的经验，尤其是这些经验对于大陆的借鉴。

自序

对话 政府vs市场——戴立宁谈中国经济

引子 直话直说的国际顾问

第一章 个性形成：不做法官的法官之子

 书香门

 第

 回归法律

 哈佛来回

第二章 票据刑罚：市场自己会监督

 空头支票溯源

 徒劳的力争

 一波三折的废除

 大陆的借鉴：放弃父爱主义，相信市场自律

第三章 十信风暴：金融不开放的代价

 金融压抑的社会问题

 十信由来

 拆弹行动

 金融危机：救市只为金融稳定

 蝴蝶效应：江南案

 大陆的借鉴：开放金融市场，强化监管体系

第四章 七年沉浮：管制是泡沫的最大推手

 鸿源案：地下钱庄的罪与罚

 外贸失衡：通胀和资产泡沫的源泉

 最美好的时光

 大陆的借鉴：放开汇率利率，台湾殷鉴不远

第五章 证管风云：把市场还给市场

 五指理论

 增资案开闸

 台湾特色的示威

 台版纳斯达克的重生

 开放外资争议：对决“央行”

 洪福事件

 大陆的借鉴：把市场还给市场，把管理交给效率

第六章 成败侨银：柜台外面看问题

 纷争不断的民营银行

 整顿侨银

 功败垂成

 侨银后事

 大陆的借鉴：放弃小利益，方有大收获

第七章 重归大陆：两岸合作是共赢

 轩然大波

 归去来兮

后记

附录一 人物索引

附录二 台湾金融监管制度变迁

附录三 戴立宁年表

戴立宁的家乡是江苏阜宁，在那儿，他只度过了出生后的三个月时光，随后就跟随父母去了江苏省宝应县。正是他的家境和父母的社会地位成为决定他性格的第一个因素。

为了寻找诗人余光中所说的那份乡愁，2000年戴立宁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再次踏上了阜宁那片土地。由于他的祖父没有成年的兄弟，伯父也早逝，阜宁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他三代以内的本家，祖宅也早已不知去向。戴立宁回到阜宁只见到了一位远房的亲戚，并带回了一份阜宁戴姓的家谱。他根据亲戚的叙述、父亲的回忆，勾画出了戴家当年在大陆的风貌。

根据家谱所载，江苏阜宁的戴姓族人最早来自于河南民权县，在宋代时由一个叫戴安的人带领，迁到了安徽的休宁县，经历了14代、400余年，再由一位叫戴清的人在明朝初年率领迁至苏州阊门。

阊门与山西的大槐树一样，也是中国有名的移民出发地。相传元末明初，当时群雄并起、割据称王，张士诚据苏州与朱元璋争衡天下。及张士诚兵败被俘，朱元璋为了报复苏州地区的百姓对当地军阀张士诚的拥戴，将苏州百姓集中到阊门再迁往苏北。

戴清率领的戴氏家族也是在这时从阊门迁至盐阜(今盐城和阜宁一带)下庄定居的，戴清也成了阜宁戴氏的第一任始祖。至今，阜宁戴氏已经传了二十多代，成为阜宁的大姓之一，与陈、顾、王、刘并列。

戴立宁的祖父戴寿宝(字仁轩)是当地的一个地主，日子过得颇为充裕。一直到后来去了台湾，戴立宁的父亲戴民贵回忆起当年的家境，仍然用“放眼望去，三十里麦浪看不到别家的地”来形容戴家的家产。

在中国古代，家族的地位变迁往往不是靠一代人来完成的，而是要在祖先打下的基础之上，或者更进一步，或者走向衰败。富家子弟比穷人家的孩子更容易成为浪荡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因为即便抛却各种各样的裙带关系，他们也更有财力去接受更好的教育。这在戴仁轩的两个儿子身上得到了印证，在他这一代，族人仍然守在阜宁打拼，到了儿子那一代，他们就已经出了阜宁，在全国闯荡了。

戴仁轩和妻子王兰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戴良贵，二儿子叫戴民贵。前者的生辰已不可考，后者出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的农历九月二十七，他就是戴立宁的父亲。  根据戴立宁回忆父亲的叙述，他的大伯戴良贵年轻有为，在位于上海的国立劳动大学读书，毕业后直接参加了县长考试，后被分配到了陕西某县当县长。本来年纪轻轻当上县长的戴良贵事后必将有一番作为，然而天不遂人愿，27岁时，这个年轻的县长得了肺病死在了任上。戴立宁的祖父戴仁轩有一个弟弟，同样英年早逝使得家脉单传。

戴良贵唯一留下的，是他对弟弟戴民贵的深刻影响，正是他把弟弟带出了阜宁，带到了上海。

戴良贵在国立劳动大学读书的时候，弟弟戴民贵就跟着他就读于国立劳动大学附中。国立劳动大学的前身是名噪一时的上海大学，在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曾经有“北有北大，南有上大”、“武有黄埔，文有上大”之说。

上海大学于1922年由国共两党合作创立，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参与了筹划工作。成立后，它的校长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任，校董是蔡元培、汪精卫、章太炎、张静江。虽然国民党人占据了地位最高的几把交椅，但在学校领导层中却活跃着许多中共党员，比如校务长邓中夏，教务长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李汉俊、恽代英、任弼时等都曾在学校任教，而它的学生当中也走出了大批后来的中共高官，例如关向应、杨尚昆、王稼祥、秦邦宪、康生、陈伯达、饶漱石、丁玲等，还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李鹏的父亲李硕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学更名为国立劳动大学，直到1932年，因校舍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毁而停办。

戴民贵读完国立劳动大学预科后，考取了复旦大学农学系，但是这个来自富裕家庭的青年却并不想学农。当时的苏北农村由于贫富不均，常常起纠纷，因此地主家的孩子往往会选择去念法律，一是为了保护自家的财产，二是因为法律是中国传统官吏制度中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

戴民贵如愿以偿地转到了北京朝阳大学攻读法律，这个决定既受传统的影响，也是受他兄长的影响。

如今，北京朝阳大学也早已不存在了，然而，在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史上，它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的法律界，流传着“南东吴，北朝阳”的说法，指的就是这两所最好的法律学校。“南东吴”指的是位于苏州的东吴大学(它的法学部分在上海)，而“北朝阳”就是戴民贵所上的北京朝阳大学。后来，当东吴大学迁往台湾之后，戴民贵的儿子戴立宁恰好上了东吴大学的法学系，从中依稀可以看到父亲当年的影响。

北京朝阳大学在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并非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于1950年与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改革开放后，为继承和发扬北京朝阳大学精神，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朝阳法学研究中心。

到这儿，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戴家几十代人奋斗的历程。从最初因为避乱逃到阜宁的戴氏祖先，到富甲一方但是活动区域局限在阜宁一地的戴仁轩，再到脱离了农业、远离了家乡、开始法官生涯的戴民贵，而戴立宁则为这个家族打开了新的一页历史篇章。这个传统的中国家庭依循着现代中国的发展一步一步向前走去。P3-5

一向自诩潇洒，挥一挥衣袖，挥别那昔日的云彩和尘埃。不想留下痕迹，又何必留下痕迹？！

2010年的某一天，吴晓波先生来台发布新书，经朋友的介绍，他来到了我在南港的住所。吴先生著作等身，尤其关心企业的发展，《大败局》一书，述说了企业花开花落、楼起楼塌的沧桑，令人心惊。

个人有幸参与了那个曾经属于台湾的伟大年代，目睹了台湾“经济奇迹”的起落。成功需要太多条件的配合和累积，环环相扣、步步演绎，成败得失往往只是一线之差、一墙之隔。

30多年前，大陆在搞“文化大革命”，台湾在搞经济；20多年前，大陆在搞经济，台湾却在“文化革命”。20年的间隔，一些台湾曾经发生的事，在大陆又一一地浮现。经济奇迹，那曾经是台湾的骄傲；骄傲的背后，也曾有不堪回首的辛酸。成功需要很多条件的配合，台湾成功的经验也未必能够复制；但是，失败的因子只要一端，失败的教训绝对值得警惕。由于个人曾经亲身经历了那些成败得失，或许可以为这得来不易的警惕添加一份活生生、血淋淋的批注。

我不想、也不愿自己提笔写我自己。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可以从多种角度去观察；也唯有从多种角度去观察、探究，才会有意义。一向很喜欢苏东坡这个人和他的诗。常常在很多场合引用东坡先生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描述了多角度、多层次观察的差异。尤其之后的两句让人警醒，“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是因为自身的关系太切、关心太过，往往会自我迷失、莫知所以。

在书稿编写的过程中，编者王留全希望我写个序，述说一下这本书出版的缘由和心境。我无以为对，正好手头有席慕蓉一首提名为《诗》的诗，或许可以借此表达一些我心底的感受。

曾经热烈拥抱过我的那个世界

如今匆匆起身向我含糊道别

时日推移 应该是渐行渐远

为什么却给我留下了

这样安静而又沉缓的喜悦

重担卸下 再无悔恨与挣扎

仿佛才开始看见那个完整的自己

我的心如栗子的果实在暗中

日渐丰腴饱满 从来没有

像此刻这般强烈地渴望 在石壁上

刻出任何与生命与岁月有关的痕迹

从不想留痕，而如今却留下了深深的刻纹。生命的奇妙，世事的无常，能不令人感伤！我自许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性善论者”，更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世人都是希望把事情做好，容或有一些观点上的差异；最坏的情况总会过去，明天只会更好……

谢谢谷重庆和郭建龙两位作者，耐心地听我细说旧梦、无奈地任我勾勒新愁。谢谢王留全、陶英琪、蒋蕾、黄维益和陶之风，为我校读残稿、编辑浮文，排难解纷、妥善一切。当然更要谢谢吴晓波，没有他，这本书不可能出版问市。

本书的筹划开始于2010年3月，并于2010年5月开始，由谷重庆对戴立宁进行了连续数月的访谈，经访谈录音整理的文字总数，是成书的数倍。另外，关于本书的常用参考书还有十几本，加上各种剪报(仅仅他在证管会时期的剪报就有厚厚四大本)、私人资料等，为了写作本书，事先阅读的文字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之多。

后由于谷重庆的工作较忙，为了加快进度，我加入写作，承担了部分章节的写作，两人最终在2011年上半年完成了初稿。期间为了确定细节，与戴立宁的通信往来不绝，常常一日几复。接下来的几个月，又经过了三个版本的修改。之后由于其他原因，稿件再次延后，从筹划到出版，共用了4年时间，颇可映证写作的苦趣。

可以说，本书虽然仍是一部口述史，但所花费的精力却远高于一般的口述历史。它所涵盖的范围也不仅仅是一个人物，而是希望所有的读者都能够在阅读中获得乐趣：

1.普通读者能够读到台湾经济发展的经过，甚至可以从戴立宁复杂的经历中读到财经小说那样跌宕起伏的情节。虽然两岸一衣带水，但令人尴尬的是，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我们又知道多少呢？在写作过程中，我也痛感大陆对于台湾社会的无知，因此，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本书，对台湾的经济发展经过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2.管理者可以从中找到可以借鉴的经验。由于戴立宁是法学出身，并且做过台湾金融、保险、证券方面的主管官员，亲身经历了台湾财经发展史上一系列的事件，因此，这些行业的管理者都能够从他身上找到某种可以引起共鸣的品质。市面上关于财经管理的书并不少，但大部分都是空谈，缺乏实务性操作经验，而本书中戴立宁参与的财经管理(特别是危机处理)都来自于一手资料，并且对每一步措施都详细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做，以及处理的效果，因此，作为可以参考的经验，本书颇值得从业者们研究揣摩。

3.台湾和大陆同根同源，许多财经问题也是相同的。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此书不但是在书写一个人的历史，更是在探讨一个困扰中国已久的问题，即政府与市场之间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传统上的中国政府对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但这种制度在经济效率上的表现有目共睹，因此中国不得不转型。戴立宁是一个官员，本应该是政府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但其却积极推进市场化的改革，这样的人生必然会是波折不断而又矛盾丛生。可以说，戴立宁为台湾经济社会的转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他自己的一生也是台湾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更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部生动活泼的纪录片。戴立宁经常说，台湾经济转型比大陆早20年，也就是说，台湾经过的很多事情，将来大陆都会经历。无论从大视野还是小角度，相信有心的读者都会找到自己希望了解的内容。

如今写作已经告一段落，剩下的，除了一本摆在读者面前的书之外，还有作者脑海中的回忆，写书的过程虽然辛苦，却又充满了乐趣。作为本书的作者之一，我仍然记得每次去谷重庆家中磨稿的艰辛，以及他贤惠的太太李超对于两个爱争吵的男人的宽容。

感谢网易科技频道主编帅科。由于写书，我暂时没有找工作，正是帅科给了我写专栏的机会，使得我可以获得一点儿收入，从而坚持下去。

感谢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时期的领导卢爱芳，《南方周末》的编辑戴志勇，中山大学的老师鞠实儿、文学锋，是他们将我引入了新闻行业，才有了我后来的发展。

感谢长江工商学院的李伟教授、周一，你们的帮助和宽容是本书出版的必要条件。

感谢沈碧芸妹，在我转型写作的6年中，她一直在鼓励我不要放弃理想，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相信我能够取得成功。她见证了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在我已经出版的几本的书中都留下了她的影子。

郭建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