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为人处世,不小心就滑入负面的观念与方法,一种为“忍耐学”,强调“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另一种是“厚黑学”,即脸厚心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做事不遵循游戏规则,而热衷于“潜规则”,把所谓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人情淡薄,人心难测,信任危机,以邻为敌,造成人际关系特别紧张。这两种处世之道要么太过,要么不及,而中庸是一门做人做事的最有益的学问,通过历史检验和社会实践证明,它的价值,越千古而不朽,在竞争社会尤其闪烁智慧的光芒。田丰编写的这本《中庸为人处世之道全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刻阐述了中庸思想及其智慧在中国历史及现实社会秩序构建中的深远渊源和重大作用,并且还旁征博引了古今中外事例。
《中庸为人处世之道全集》通过梳理典籍要义来阐述中庸做人的学问,深刻阐述中庸思想及其智慧在中国历史及现实社会秩序构建中的深远渊源和重大作用,旁征博引古今中外事例,善于阅读的人只要仔细品味,其味无穷,用在做人处事、为官经商上,都是实用的学问,可以终身受用不尽。
《中庸为人处世之道全集》由田丰编写。
3.过分的谦虚也不好
不能过谦,过谦则下无敬畏之心。——曾国藩《曾国藩家书》
《中庸》说:“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过分的谦虚显然是不真实的,也是不真诚的。
唐朝的李林甫本是个嫉贤妒能、睚眦必报的家伙,但他表面上故意装做一副谦和的样子,好像什么事情都特别为别人考虑,实际上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原中书侍郎严挺之,早年被李林甫排挤出京城。后来,唐玄宗想起他,问李林甫:“严挺之现在在哪儿?此人可用。”李林甫当晚把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召到府中“叙旧”,虚伪地以老朋友自居,说:“应当授你为员外郎。”李林甫又进一步套近乎说:“皇上对你哥哥很关心,须作一计,人城面见,当有大用。”并教严损之为其兄写一状纸,以身体不好为名,恳请人京就医。严损之不知是计,反倒心怀感激,一切照办。李林甫拿着严损之写的状纸,面奏玄宗说:“严挺之年事已高,近患风疾,急需辞官就医。”玄宗听后,叹息良久,只好令严挺之到东京养病去了。一起被安排去东京“养疾”的还有李林甫憎恨的汴州刺史齐瀚。
还有严嵩,也是个过于谦虚的奸相。夏言是明武宗正德十二年考中进士的,比严嵩晚四科十二年,以科分论,严应属前辈,夏算晚生。但当时夏言官比严大,又正受到世宗的宠幸,严嵩此时正需要他的援引,便顾不得什么辈份不辈份,借看老乡的缘由,曲意迎奉,极力巴结。有一次严嵩设宴请夏言到家中做客,夏闭门不肯相见,严嵩竟跪在夏府前高声朗诵请柬,使夏大为感动。从此,夏果真把严嵩视为知己,多方为他引荐,严于是步步高升。后来严嵩捞到了大位,把夏言整下去了。
两面三刀、阳奉阴违的人惯用的“巧诈”方法是阿谀奉承,其奉承他人是有目的的,他会捧一个人,也会毁一个人。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诉弟弟:“季弟信亦谦虚可爱,然徒谦亦不好,总要努力前进,此全在为兄者倡率之,余他无所取,唯近来日日不恒,可为诸弟倡率……”
曾国藩害怕自己流入对人过分谦虚的田地,他对穆彰阿、肃顺表示尊重,但跑得并不勤,在他们面前说话也不完全低三下四,他找到了——“防止过谦的方法,是用实、诚二字加以纠正。”所以,该直言的一定直言,不一味言听计从,而以实诚之心待之。
曾国藩第一次到穆彰阿家,穆彰阿在书房里客气地接见了他,曾国藩步履稳重,举止端庄,不卑不亢,没有像“过谦”之人那样见到老师和大官就不自然地满脸堆上笑容,腰弯得像虾子一样。穆彰阿说:“足下以三甲进翰苑,实不容易。老夫读足下诗文,以为足下勤实有过人之处,然天赋却只有中人之资。但自古成大事立大功者,并不靠天赋,靠的是勤实。翰苑为国家人才集中之地。雍正爷说过:国家建官分职,于朝林之选,尤为慎重,必人品端方,学问纯粹,始为无忝厥职,所以培馆阁人才,储公辅之器。足下一生事业从此地发祥,愿好自为之。”
曾国藩得到前辈这样的勉励,当然感激,他说:“中堂大人,门生永远铭记您山高海深的恩情,铭记您今晚的谆谆教诲,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报答中堂对门生的知遇之恩。”
这是谦敬之言。接下来,他与穆彰阿聊着聊着聊到了对时局的认识和看法,他说:“中堂大人,这几年英夷向我天朝大肆倾销鸦片,害我人民,吞我白银,对我中国犯下大罪,且陈兵海疆,意欲威胁,更无耻之尤。中堂大人受朝廷之重托,以怀柔之策处理之,对于此种举措,门生在湖南时,也曾闻见有人非难,这次亲到京师,又听到外省举子中有讲闲话的,但门生却以为这班人貌为爱国,其实对国事不负责任,不明事理,最终将堕为清淡误国之辈,对于中堂大人老成谋国之苦心全然不知。”
如果话说到此为止,仍然只是让人觉得曾国藩善于拍马屁,说好听的话,但紧接着,曾国藩发表了一番没有投其所好的个人言论,他说:“自南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以主战博爱国美名之风兴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年矣!今之英夷,船坚炮利,国力强盛,更非历来入侵夷狄可比。我朝宜开放码头,与之交易,以行和抚之策为上。若凭一时意气,妄开边衅,以今日中国之船炮,门生以为,不可能全胜英夷;既不可全胜,又劳民伤财,国家不宁,故居枢垣者,当以国家千秋大局为重,决不可凭一时意气办事。门生深为钦佩大人虑远谋深,以国事为重的宰相气度。我朝与英夷交往,应持一种忠信态度。圣人云: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门生以为,与夷狄相往来,忠信笃敬是基础。至于鸦片一事,宜与英夷讲妥,此种东西不能作为正常贸易品。对内,则给予勾结英夷,私贩鸦片,从中牟取暴利的官民,以严刑峻法,那些吸食者,亦要加以从重处罚。只要我们自己内部严行禁绝,门生想,英夷之鸦片在中国市场上就会自然消除,此为釜底抽薪之策。而与英夷作刀兵交锋,不过是扬汤止沸罢了……”
这里,我们且不管曾国藩的政治见解有没有道理,他说的是自己的心里话,没有因过于谦虚,而遮遮掩掩。他说出心里话非常开心。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曾国藩当然想找一个靠山,但是,这个靠山得是符合自己心意的人,即理解、同情和支持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的人,而不是让自己做一个百依百顺、言听计从、没有主见的人。他说:“事上以诚意感之,实心待之,乃真事上之道,若阿附随声,非敬也。”
剔除虚假成分,谦虚有度,人才显得堂堂正正。谦虚不等于阿谀奉承,它是出于对人的真实的诚意。所以曾国藩主张的“收啬之气”,是为了“还我真面,复我固有”,使得谦虚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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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处世之道的实用性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处世哲学可以取代。中庸做人,就是防止走极端,走偏锋,懂得适度、适中、适可而止。所谓中,就是本体,就是方法;所谓庸,就是实用,就是实行。孔子倡导中庸,要求人们用于中、行于中,不滑落道德底线。《南华经》说:“庸就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
许多人为人处世,不小心就滑入负面的观念与方法,一种为“忍耐学”,强调“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脱离社会,封闭自我,造成国民性格软弱的一面,以致鲁迅先生批评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另一种是“厚黑学”,即脸厚心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做事不遵循游戏规则,而热衷于“潜规则”,把所谓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人情淡薄,人心难测,信任危机,以邻为敌,造成人际关系特别紧张。
这两种处世之道要么太过,要么不及,而中庸是一门做人做事的最有益的学问,通过历史检验和社会实践证明,它的价值,越千古而不朽,在竞争社会尤其闪烁智慧的光芒。它是一门求新求变的学问,现在许多常用的词语都源于或引申于儒家经典之中庸思想,如“平衡”、“权衡”、“变通”、“优化”、“优位”、“尺度”等等,正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
当然,人们对中庸也存在曲解和误读,以为它是一种“消极保守”的思想,一提到“中”,就想到“不得罪人”,做“缩头乌龟”;一提到“庸”,就想到“平庸”,做“和稀泥”,以至于“激进者”摒弃中庸思想。殊不知,中庸是一种“权变”的智慧。权,指“权衡”,把握事物的利害;变,指“时中”,也就是与时俱进。中庸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否则它没有生命力。它是在变中求得中和,在变中掌握“为我所用”的时机。
中庸不反对“竞争”,但竞争得把握尺度与分寸,是善意的竞争,不伤害对方的竞争,合作共赢的竞争,而反对过激的竞争,顾此失彼的竞争,急功近利的竞争。中庸也不反对“柔弱”,但柔弱不是做“老好人”,而是对环境的充分把握,做出积极的应对,目的还是为了“致中和”,即达到与人友好相处的最佳效果。妥协是为了不让矛盾尖锐化,谦让是为了避免行为过激,“明哲保身”是对自我行为的校正,调和与磨合双方的观点,回到能被彼此接受与认可的中间状态。中庸并非不讲爱憎,为了正义,当挺身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中庸也不反对“利”,但为了钱财,不可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为所欲为,而应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庸肯定社会交际的功用价值,鼓励人们参与社会交际,“来而不往非礼也”,告诉人们如何交友,交什么样的朋友,与人相处当以什么方式最为恰当……
把握做人的学问,首先得明白什么是做人的根本原则。没有原则,人际关系必然混乱。中庸处世的原则是按一定的道德规范行事,营造一种充满爱的美好环境,使人活得放心,活得轻松。说白了,也就是做一个心性相融的人——人际间最主要的纽带是爱,仁者爱人,互敬互助;而不是做一个违心逆性的人,损人利己,最终将被人唾弃、被社会淘汰。
中庸智慧,具有人性化的色彩和广泛的实用性,不仅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程颐强调《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著作,“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本书通过梳理典籍要义来阐述中庸做人的学问,深刻阐述中庸思想及其智慧在中国历史及现实社会秩序构建中的深远渊源和重大作用,旁征博引古今中外事例,善于阅读的人只要仔细品味,其味无穷,用在做人处事、为官经商上,都是实用的学问,可以终身受用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