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根泽文存》(作者马强才)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史工程“清华国学书系”之一，重点展示国学院学子罗根泽先生的生平、学术以及与清华国学院的渊源。

本文存所录罗氏文学批评史研究论著，因为有专著刊行，且较易获得，故本书从简，仅选取《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言”及曾经发表的部分文章，以展示他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动机和学科思考。

罗根泽，字漱冰，号雨亭，河北深县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1927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从梁启超、等先生研习诸子学、中国思想史、文学史，同时又在哈佛燕京从冯友兰、黄子通学习中国哲学，曾主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诸子概论、国学概要、中国学术史等课程。为力求反映罗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风貌，《罗根泽文存》主要选取他在诸子学、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评论史这三个领域的论著，此外还收录由自述文字，以期立体展现其学术研究的思想特色与历史成就。

《罗根泽文存》的作者是马强才。

前言：罗根泽的生平与学术研究

诸子之学

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

《墨子》探源

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

历代学者考证老子年代的总成绩

《庄子》外杂篇探源

子莫考

《邓析子》探源

《战国策》作始蒯通考

《别录》阐微

古代文学

中国文学起源的新探索

中国诗歌之起源

五言诗起源说评录

南朝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

《木兰诗》产生的时代和地点

先秦散文发展概说

杨万里的诗学渊源及贡献

笔记文评杂录

乐府之类别

古代文论

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言

周秦文学批评史·诗说

周秦文学批评史·“文”与“文学”

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诗格(上)

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诗格(下)

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诗句图

自序自述

《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自序

乐府文学史·自序

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

我的读书生活

附录一：罗根泽先生年谱简编

附录二：罗根泽先生未编年作品目录

附录三：部分有关罗根泽先生的研究论著

张先生说：“我考订的老子年代，正与太史儋相近，那么老子是太史儋么？其实绝对不然。老子反对知，而太史儋偏能前知，当然绝非一人。况且今本《史记·老子传》，自‘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至‘或日儋即老子，或旧作也，世莫知其然否’，都是伪文，都是窜人的。”张先生的证据有三个：(一)据《文选·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注，“盖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是《列仙传》文。(二)周、秦二《本纪》叙太史儋事，都直序而不冠以史记，这里独引史记，疑惑不是引旧史，直是引《太史公书》，孔子卒至烈王二年实百有六年，此云百二十九年，怕司马迁自己不会有这样大的计年错误。(三)引梁玉绳和黄方刚先生的话，说史公既疑老莱子即老子，又疑太史儋即老子，太史公不致这样糊涂。《老子传》中有这段文，便弄得上下不贯，成了一篇不通的文章，可见是后人插入的(录其大意)。

老子反对知，反对学，是一种主义，但不能因为他反对知。反对学，使说他没有知，没有学。他的反对知、反对学的主义，正是他的知、他的学的表现。正如庄子主张“不言之辩，不道之道”(《齐物论》)，而所以阐明“不言之辩”者正是“言”，阐明“不道之道”者正是道。以故庄子依然有既“言”且“道”的著作传后。太史儋能前知，不能成为老子不是太史儋的证据。而且“始秦与周合而离，离五百岁而复合，合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正是史家归纳历史现象的话，老子为柱下史，说出这类话，并非不可能。至于说《老子传》中的此段文字是窜入的，很有商榷的余地。

(一)裴驷《集解》在“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下，引徐广日：“实百一十九年。”裴驷是刘宋时人，徐广也是刘宋时人，而且更在裴驷之前。由此知《老子传》中有太史儋这一段文字，刘宋时已经如此，决不足李善以后人所窜入的，不能据李善《文选》注，说“《史记·老子传》根本没有提到太史儋”。

(二)司马贞《索隐》在“或言二百余岁”下，注云：“此前古好事者据外传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时，故百六十岁。或言二百岁者，即以太史儋为老子，故二百岁也。”司马贞的年代，虽然因为新、旧两《唐书》没有为他立传，不能确考。但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里已据《唐书·刘知几传》，知道贞在开元初年为博士；据弘文馆曾改为昭文馆、修文馆，开元七年；始再用旧名，知道贞为弘文馆学士当在开元七年以后。日人武内义雄在《老子原始》里又据张守节《正义》，开元二十三年，勒以《老子》、《庄子传》升于列传之首，置于夷、齐之上云云，而《索稳》犹守其旧次，知《索隐》脱稿不能不在开元七年以后至二十三年以前之十余年间(七一九一七三五年)。李善《文选》注成于显庆三年(六五八年)，下距司马贞作《索隐》才五六十年，未经丧乱，而《史记》此传便凭空添上一段，未免近于滑稽。想司马贞作《索隐》，必然对当时的《史记》各种版本，搜辑得很多，在这五六十年中有一两种本窜人伪文，还有可能；各种版本，都有同样的伪文窜人，恐怕没有这样事。而且徐广、裴驷时所见的《老子传》既有太史儋的记载，则因太史儋的缘故，而使老子的年岁成功“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的神话，当然可以产生，可以在《史记·老子传》里产生。

(三)张先生在其第二证里自注说：“《史记》他篇中亦有引史记者，是引旧周史及诸侯史记。”则以彼例此，不能独说此篇的史记“直是引《太史公书》耳。”《史记》固然是一部千古不朽的伟著，但错误的地方也不少，读过《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异》、《史记志疑》一类的书，便可知道，这里不用一一征引，所以不能因为计年的一点错误，便说是后人窜人的伪文。徐广曾作《史记音义》十三卷，对《史记》当然很有研究，但他在“百二十九年”下，说“实百一十九年”，也仍然是错误，我们不能因为错误便说非徐广原文。司马迁对老子与太史儋的是一是二，的确弄不清楚。其原因前面已经说过，实是因为两存道家和他家之说。本来司马迁因为弄不清楚而两存其说者很多。即如墨子，在战国几乎和7L子中分天下的学术界，其地位不为不重要，其时代，近人都知在孔子后。但司马迁就弄不清楚，依违两可的在《盂苟列传》里附上二十四字的小传，说：“盖墨翟，宋之大夫。为节用，善守御。或日并孔子时，或日在其后。”我们不能因为他{弄不清楚，便说不出于司马迁之手。但他对老莱子与老子的关系，并没有弄不清楚，并没有疑老莱子即老子。传说：“老莱子，亦楚人也。”“亦”字是对老子而言，因为老子是楚人，老莱子也是楚人。看到这一个“亦”宇，便知司马迁彻底知道是两个人了。《史记》中常有附传的办法，老莱子既与老子同是楚人，又同为道家，故司马迁遂附传于此。张守节读书太粗，在他的《史记正义》里说：“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莱子，故书之。”以此类推，《孟苟列传》中有若干人的附传，都是太史公疑为是孟子或苟子了，岂不是大大的笑话！疑老莱子为老子，是张守节的错误，并不是司马迁的错误，梁玉绳和黄方刚先生沿《正义》之误，而攻击司马迁，未免有点冤枉。而且“成了一篇不通的文章”是一件事，是否司马迁原文又是一件事，不能因为“成了一篇不通的文章”，便说不是司马迁的原文。张先生所认为后来渗入的几章是：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至)故去被取此。P85-87

晚近以来，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却由于新旧、中西的激荡，也由于爱国、救世的热望，更由于文化传承的尚未中断，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

此外还应当看到，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又并非只意味着“向后看”。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又光华四射的历程，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简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祯、吴其昌、高亨、刘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但外问对本院历史的了解，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其各位导师、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缘此，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便大规模地启动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

就此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一项“院史工程”，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其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其三，数量更为庞大、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们行有余力，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王、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

这就是本套“清华国学书系”的由来！尽管旷日持久、工程浩大、卷帙浩繁，但本院的老师和博士后们，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此外，本套丛书的编辑，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亲朋、故旧和弟子，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

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本院的早期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而其间的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也才有可能有助于我们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形象一点地说，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竖立起一堵厚重的“国学墙”，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那又是哪一位前贤……

我们还憧憬着：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国学墙”之前，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当然也正因为那样，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的地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2012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