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编著的《番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精)》是张光直作品系列之一，台湾岛的形状很像一个白薯，所以岛上两三千万的汉人常常自称“番薯人”。《番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精)》里写下来的这些事在作者心里记忆了近五十年，现在事过境迁，访旧半为鬼，再不写，恐怕这一小段历史就没有人记得了。

张光直编著的《番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精)》是回忆早年生活的自述作品。因祖籍所在的台湾岛形状像个番薯，故岛上两三千万汉人自称“番薯人”。《番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精)》中记述其家世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度过的孩提时代，重点追忆了18岁作为“政治犯”入狱一年的特殊经历。这段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一生的志向，也由此引发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科学兴趣。

前言

父亲、母亲和他们的朋友们

北京的生活

师大第二附小和男附中

回台

40年代的板桥

建国中学

二·二八事件

建国中学（又一章）

四六事件

监狱生活

回到情报处

内湖

回家

后记

附录一 老兵的佛像

附录二 伐檀

附录三 小人物的速写

母亲的三叔是个衙门的刀笔吏，有一个儿子作海军军官。母亲的四叔，也就是外祖父的小弟，在官场作一个中级的官吏。他的大儿子文绍，一想到他就想到巴金的小说《家》里面的大哥觉新，为了家而牺牲自己的爱情。文绍的弟弟文中也是军人；但他既非黄埔，也不是海军。他就是寻常的小兵，从二等往上爬，我最后看见他的时候，他大概爬到了中尉。

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人，是不好做的。外祖母守寡，舅母也守寡。外祖母是个做人的榜样，“长嫂如母”，俗语如此说。但是在罗家(和其他类似的家，我猜)，“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恐怕更是实情。外祖母住在北京湖北会馆，生活上的困境，是可以想象的。张我军走入他们的生活，今天客观地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好消息。父亲第一次到北京，才22岁。母亲17岁。两人一见钟情，但一路充满了绊脚石。母亲还未成年，而她的监护人——四叔对这个“异国”的青年感觉很杂乱。“台湾人!台湾人就是日本人!”

与日本人打仗是分秒间的事，女儿怎能嫁给“日本人”！可是张我军这位青年，从哪边看也不像个日本人。不错，他会说日语，而且说得和日本人一样。可是他的北京话，也听不出来一点外国口音。人长得英俊，外祖母愈看愈喜欢。那么天真，那么用功。

四叔挣扎的结果，是民族主义（但是一种伪民族主义）的胜利。母亲马上被安排出嫁，嫁给一位小有钱的商人。这时候我父亲在台湾编《台湾民报》，母亲与外祖母急得团团转。不妨，这时就有朋友相助了。父亲在北京认识的台湾人不少，其中有一个鹿港人，叫洪槽，字炎秋。是当代大（旧体）诗人洪弃生的儿子。他那时在北大念书，父亲上次来北京时便已熟识。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便连忙写信给父亲，父亲接到信，把一切事情抛下，兼程赶到北京，与母亲、外祖母和几个亲密的男女同学商量，最后决定回台湾去结婚。为了表示尊礼，一行分两批人，到了台湾找到当时在台湾最受尊敬的绅士林献堂先生来证婚。但是没有用，四叔还是不同意，说他们是私奔，而且登报正式与罗心乡（文淑）解除叔侄关系。不过，“张大哥”和“大姐”就成了他们那一代兄弟姐妹间的英雄人物。  从这件事情可以想见洪槽是父亲最好的朋友，后来他父亲去世，洪老太太被接去北京，和我们住在一条胡同。他们在2号，靠着宣武门内大街；我们在丙25号，离南河沿比较近。洪老太太的小脚是大有名的。鹿港显然比北京管女人管得好。她的两只三寸金莲及绣花小鞋是邻居每天争看的对象和聊天的主题。洪先生的太太是东北人，姓关，是母亲在女师大的同学。还有两个人与张、洪构成北京有名的台湾四剑客，就是连震东和苏芗雨。台湾人有给日本人做官的，如谢华辉做河北的一个道尹，谢介石做驻“满洲国”大使；也有台湾人反日本的，比如张深切被日本宪兵抓过一次，还有吴某人被日本人关了很久险被枪毙。父亲和他们全都来往，来了就喝酒，他说从喝酒可看出一个人的全部性格。可惜我没有上过他这门课，但是他的意思我也能够了解。

给我们家影响最大的同乡，无疑要数徐木生了。在我上小学搬家到手帕胡同前后，一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搬到我们家里来住，这人就是徐木生。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圆圆的脸，一身笔挺的日本大学生黑制服。徐木生说话声音很大，充满自信，见了我和我哥哥便叫，少爷！少爷！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事的时候便向我和我哥哥宣传马列主义。我哥哥确由一个“少年”转变成为一个马列主义的革命者，大致是受了徐木生的影响。1945年，哥哥出走，进入河北平山晋察冀边区，同时也走入了人生另一条大道。在80年代，我们重会以后，有一次我问哥哥：“什么让你下决心加入共产党的？”他的回答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我加入共产党的第一个目的是，好让徐木生不再叫我少爷！！”

拉丁语lpomea batatas，英语sweet potato，汉语“番薯”，是一种块茎类的植物，植物学家都说它起源自南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把它带到全世界去。它到明代末年才传到中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水手们把它传到了中国。这种作物非常适合中国山区干地，所以在中国长得十分茂盛。

拉丁语colocasia esculenta，英语taro，汉语“青芋”或“芋仔”，也是一种块茎类作物，植物学家说它起源于东南亚，包括中国南部和马来西亚。它的年代与东南亚的栽培植物（例如稻米）一样地早，大约一万年以前。

1895年，大清帝国与日本打了一个大海仗，输得一败涂地，被迫将台湾岛给予日本。从此，台湾岛上的居民便成为“亚细亚的孤儿”。因为台湾岛的形状很像一个白薯，所以岛上两三千万的汉人常常叫他们自己为“番薯人”。我父亲就是一个“番薯人”，他在1924年从台湾到北京念大学；本来念的是中国大学，后来承吴承仕先生介绍，转到北京师大，在那里碰到我母亲。我母亲是湖北黄陂人，那年只有18岁。我父亲23岁，两人相恋，母亲家里不同意，两人便私奔台湾。在台湾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婚礼。证婚人林献堂先生，介绍人洪槽、王敏川二位先生，地点是在台北江山楼。从1926年到1941年，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光正、光直、光诚、光朴。

我们四个兄弟都生在北京，我们都是说标准的京片子，但是因为我们祖母不会说北京话，而且我家常常是台湾人在北京歇脚的地方，有很多台湾人来往，所以我们兄弟也会说台湾话，不过都程度不一地有点北京腔。我们从小学就不喜欢日本人，虽然学了六年日文，但是日文只能看，不能说，也不能写。我们自己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台湾人，是番薯人；但也是闽南人、中国人。

现在的台湾人也自称为“番薯人”，但是有一个新名词加入了族群语汇，那就是“芋仔”，指1945年以后来的外省人。胡台丽说“芋仔”这个词是1949年以后，从大陆来了六十万大军之后开始出现的[1]。这些阿兵哥再加上之前来的外省人，被台湾人称为芋仔，或老芋仔。芋仔和番薯人现在被人为地界定为两个刻板印象：芋仔人不说台语，不与台湾认同，也痛恨日本人；番薯人说台语，本土性强，对日本人有亲切感。

我们一家人用新的语汇就无法分类。事实上，三四十年代的台湾人，都不能清清楚楚地分出番薯人和芋仔。在北京的台湾人，除了我们一家以外，且举几个例子：徐木生、张深切、黄烈火、柯政和、江文也、林焕文(林海音的父亲)、连震东、苏芗雨、赵炼、苏新、苏子蘅、谢文达、蓝荫鼎、郭柏川、杨开华(杨英风的父亲)，这些人都可以说是以中国人自认的。但是今天认同的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我相信他们都会很乐意地被叫做番薯人。但是别的称呼呢?我们无法知道。

这里写下来的这些事在心里记忆了近五十年，没有在更早的时候写出来，是考虑到有关的人的隐私权问题。现在事过境迁，访旧半为鬼，再不写，恐怕这一小段历史就没有人记得了。所以把这几年的事情记下来发表。这些既然都是实事，人名也不用假的。希望当事人同意我现在把这些事情记下来。这些事情的大纲是不错的，但在细节上一定有很多小错，因为都是用脑子记下来的。希望读者不吝校正。

五十年前的这些人物，现在都到哪里去了?罗老师、翁廷枢、父亲、阿燕姑、曾健成姑父、阿梅姑、廖先生、阿安表哥、瀛洲表哥、阿惜、土城的姑婆、陈文彬校长、谢操、陈诚、傅斯年、苏芗雨、洪炎秋、丘宏仁、史习枚和杨肇嘉，都作了古人。

四六事件的受难者，后来来往很少，他们的下落，我多不知道。只知王耀华出狱后在美国与一个美国女子结婚。陈钱潮最后的消息是在大连，据说是在治疗癌症。孙达人要到1997年才看到，他说他在我出来以后不久也出来了，结婚以后，他的夫人一度做过台大法学院的院长，他自己则含光隐锐，过了多年的平安日子。

申德建后来也出来了，继续读完工学院，在台湾服务。他的哥哥后来在大陆有一次来找我，要我给他写一篇证明书．说申德建所以能够活着出狱而没有作为“先烈”死在狱中，是因为他原来就不是共产党，受我的牵连而入狱，绝非出卖同志或干了其他叛徒所做之事而出来的。我当然觉得这个要求相当奇怪；申德建有没有入共产党竞要我来证明。但是既然他要我写我就写。我于是写了一封信，说中德建之入狱，完全是温景昆害的!温景昆在他寄给我的信里，说要我把他(温)寄给我的一本书看完以后交给他(申)去看。就这一句话，害得中德建坐了至少一年的牢。他的哥哥收到我这封信以后，非常高兴，说是替他解了多年的一个冤枉结。

常常有人问我：这一年牢狱之灾对你有什么影响?我想，它影响了我一生做人的态度。在那个环境里，人的“好”与“坏”是很难判断的。“特务”一定是坏人啰。被抓去那天，那几个到我家来的特务，很显然有保护我的行为，不然我的罪状一定要大得多。石所长也不是坏人；假如我亲眼看到他使用刑求，而且以此为乐，我当然要说他的坏话，但是我实在不能想象他会参与刑求。

总之，我在当时坐了一年的牢，接触到各样的人，出来以后，对人之所以为人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我看到两伙人，或说两伙都包括着好人的人，代表两种不同的制度，在一个大时代，碰在一起，各为其主，各尽其力，彼此相互斗争。结果为何而死，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人这样容易受骗?为什么肯这样出力地斗争?这使我非常好奇。我出来以后，没有继续念书，在家里自己读点书，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上了台大的考古人类学系。考这个系，基本的原因就是想知道上面所说的“人之所以为人”。有没有结论呢?那是50年代以后的事了。

在张先生的回忆录中我们发现，他是一个乡情浓厚，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个既会说“标准的京片子”，“也会说台湾话”……自认为是台湾人，但也是闽南人和中国人的“番薯人”。他对他的故土北京和台湾，对他的父母、老师、同学和朋友，一直有诗一般的魂牵梦绕，又透着淡淡的哀伤。

——李零